西晉，大部分詩歌應該具有的崇高感，淪為文士攀附權貴的工具

《晉書

樂志上》載：“至泰始五年（

270

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勖、黃門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製作樂歌的大臣為了使樂歌雅正，無一例外地選擇《詩經》開創的雅正的四言體。“（荀勖）造晉歌，皆為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為三言五言焉”。

著名辭賦家、書法家成公綏也釆用四言體創作過歌辭。這些歌辭，有的歌頌先王、先祖的功德，有的用於祭祀，有的滿足宴會之需。《晉書樂志下》載：“及武帝受禪，乃令傅玄製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朝廷主持製作的這些歌辭遠離廣大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典型的歌功頌德之作，即《晉書樂志上》所說的“據功象德”。

與“雅樂”配合的歌辭在體制上要求雅正、純正，也就是合“禮”，最好沿襲三代先王時期的四言體制。西晉樂辭中大量“禮”、“樂”兼舉的現象表明西晉音樂有很強的歌功頌德的目的，這體現西晉音樂墮入卑俗的精神。

總之，西晉絕大部分贈答詩遺落詩歌應該具有的崇高感，淪為西晉文士攀附權貴、相互吹噓、抒寫一己得失的工具。西晉模擬詩迷失於詩歌的寫作技巧，肆意炫耀廣博、文才，崇古尊古，嚴重脫離現實。西晉大量的贈答詩、模擬詩從墮入卑俗的層面呈現西晉文藝的世俗精神。

西晉

“金谷園”雅聚產生的大部分詩歌著意描寫宴飲場面、金谷園的豪奢生活和彼此頌揚，明顯與現實脫離，遺落了崇高感、丟棄了責任感，同樣比較典型地體現西晉墮入卑俗的文藝精神。

西晉樂歌以“禮樂”為依歸，目的是為了頌揚帝王功德、祈禱神靈、娛樂賓客，為大一統政權尋求合理依據，穩固統治。西晉樂歌體現西晉文藝墮入卑俗的文藝精神。

迴歸凡俗。

西晉文藝世俗精神的第二個表現是迴歸凡俗。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寫夫妻、父子、父女、兄弟、兄妹等親情的詩文第一次大規模地出現在西晉，而且水平不低，有的以其開創性地位而躋身文學經典之林。

由於政治的兇險和世風的貪婪，許多西晉士人放棄積極入世的念頭，迴歸到個體的、私我的平凡世界中，用文學記錄一己之平凡而真實的生活、情感，抒寫親朋的摯愛深情，以此表達他們熱愛生活、留戀生命的樸素心態。

西晉文學在內容和情感上回歸小我、凡俗讓增強了西晉士人的親切感、立體感，這從迴歸凡俗的層面體現著西晉文藝的世俗精神。

“二陸”的兄弟深情同樣令我們感動。吳亡後，兄弟倆隱居華亭讀書十年，後來入洛求官，最後慘遭殺害。陸雲《與兄平原書》主要記述兄弟間探討、切磋文章寫作技巧，如：“前省皇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如欲報稱。”

“故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働“才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為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欲得，遲望不言。謹啟。”“仲宣文，如兄言。”以往的研究者主要從《與兄平原書》中尋繹“二陸”的文學思想。

可是，這組書信的語氣是謙遜的，其間汩汩流淌真摯的勸誡、深沉的感佩和思念，一股兄友弟恭的儒雅氣息撲面而來，有時，我們反倒忘記了書信所要探討的文章寫作諸問題，而是沉浸於“二陸”“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

《移居二首其一》

）

的脈脈的兄弟溫情，這份兄弟深情正是我們都會擁有的凡俗之情。

陸雲《與兄平原書》以家書的形式鮮明體現西晉迴歸凡俗的文藝世俗精神。

西晉文學可能並不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次對夫妻之情、父子父女之情、兄弟之情進行描寫的時期，但是，絕對是第一次寫得那麼深情、溫情的時期。自先秦至兩漢，儒家思想一直是社會的主導思想，儒家的君臣觀、夫婦觀、父子觀恪守上下尊卑等級和秩序，不容其有絲毫紊亂，所謂

“發乎情，止乎禮義”也。

因此，詩文中特少描寫“小”家庭凡俗的生活和情感。《劍橋中國文學史》指出：“西晉詩人處理的一些題材，都是相當世俗日常的題材。”漢末以來，儒家思想衰頹，追求個性、自由的道家思想開始興起，人們的個體意識逐漸自覺，屬於個人化、私我化的“小”家庭的生活、情感在詩文中開始明顯增多。

曹旭先生《張華〈情詩〉的意義一文指出：“（張華《情詩》）私我化的

‘

情多’，改變漢魏以來慷慨抒情的詩風。”

可見，以詩文描寫親情、抒發思念實際上根源於社會思想的變化和個體意識的覺醒，西晉甚至出現藝術素養高、博學的女性，如：綠珠（石崇的家伎）、左芬氣蘇伯玉妻等，女性的解放無疑是個體意識覺醒和社會思想自由的標誌之一。

總之，人們的視野從雅正下降為凡俗、由“大”轉向“小

“

，社會文明的進步、個體意識的覺醒等經由迴歸凡俗的文藝精神呈露出來。

如前文所言，承東漢蔡邕《篆勢》，西晉大興書法理論總結之風。西晉書家在進行書法理論總結時，習慣用自然界極其普通的事物喻說書法，可以說這也體現迴歸凡俗的文藝精神。以自然界為媒介，人們漸漸地學會怎麼欣賞書法之美。在這裡，迴歸凡俗的文藝精神是文藝走向更加廣闊的審美境界的起點。

衛恆《四體書勢》之

“篆書”、“隸書”、“草書”在簡述各體書法之歷史後，以“勢”贊之。後三種書體的“勢”中也廣泛援引自然界的各種事物為喻，姑引與“古文”“勢”不同之事物如下：黍稷、鷹、露、穹隆、煙、巖、臺宇、獸、蜩蟾、山蜂、滕蛇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衛恆並非隨意選擇自然界的事物，而是根據各種書體不同的特徵進行選擇，比如：為草書作“勢”時，用“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旁點邪附，似蜩蟾（可能就是螳螂）據枝。絕筆收勢，……若山蜂施毒，看隙緣嫩。

腰蛇赴穴，頭沒尾垂。”應可見，以收到驚嚇的野獸、野蜂、山縫、正在入洞的蛇等形容草書的體勢，這些事物的外形與草書張弛自如、曲折瀟灑的外形十分吻合，由此可見，衛恆的觀察力是很細緻的。

為了理解好各種書體，衛恆將眼光轉向無所不有的自然界，也就是將眼光轉向普通和凡俗，這種藝術思維就是迴歸凡俗文藝精神憑藉的思維之一。

索

靖《草書狀》展現與衛恆同樣地思維一一“類物象形”

，

所不同者，二者所選自然界的事物不太相同，索靖選擇銀鉤、驚鸞、蟲蛇、騏驥、海水、芝草、棠棣、玄熊、飛燕、和風、偃草、玄螭、狡獸、騰猿、凌魚、蛟龍等。

西晉繪畫也或多或少體現迴歸凡俗的精神。繪畫從誕生起就一直帶著神秘的面紗，自先秦至兩漢，繪畫主要是動物畫、人物畫，但所畫的動物以兇猛的維多，面目猙獰、令人畏懼，人物畫主要是古聖賢、宗教人物等，總體上顯得莊嚴、肅穆，寄寓道德意識和宗教情感。從魏晉開始，現實生活中善待百姓的文臣武將開始出現在繪畫中。

綜上所述，首先，西晉士人創作大量的贈答、模擬之作的主要目的是維護現實人際交往、學習前代文學遺產。贈答詩大多缺乏真摯的情感，所以盡顯攀附、阿諛之媚態。模擬詩多為學習前代作品之辭，但在很大程度上遺落了前代作品之意趣、精神，這反映出西晉文士迎合時代尚博學風而形成的炫才耀博之舉。

西晉芯初期的樂辭以樂從禮，極盡鋪採擒文之能事，音樂淪為大一統西晉至朝的裝飾、點綴。以這兩個方面為典型代表，西晉文藝因普遍墮入卑俗而體現出一種世俗精神。

其次，西晉文士多以詩文記錄、描寫極其個體化、私我化的生活、情感，如：潘岳善為哀誄文、左思寫嬌女、

“二陸”的書信往還等。西晉書家開始使用自然界常見的諸多事物喻說書法、總結書法理論。當世的文臣武將因文治武功開始進入西晉繪畫，繪畫的神秘性、宗教性色彩淡化。

西晉民間流行“嘯”、

“詠”等簡易的音樂和琴、笛等特別適合表達個人情緒的樂器。所有這些表明，西晉文藝還以迴歸凡俗體現著文藝的世俗精神。

總之，與先秦兩漢文藝相比，西晉文藝顯然缺乏一種質地厚實的沉重感，文藝總體上給人一種輕飄飄的感覺，即使有的作家、作品偶爾閃現理性、崇高、責任、憂患等文藝可貴的精神，其整體的藝術感染力也遠不如先秦兩漢的優秀文藝作品。

結語

究其原因，西晉獨特政治、哲學影響下的文藝太過傾力於文藝的形式層面，勢必忽略文藝的思想、情感等內容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