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詩品》詩評正規化的互文性

論詩詩作為一種古典文論，雖然採取極為感性化的詩歌體裁，但其中有許多作品如杜甫《戲為六絕句》和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等，主要品評各家各法的高低得失，論點較為清晰，判斷較為明確，但在意蘊的展現上則著力不多。而《二十四詩品》典型地代表了論詩詩的另一種樣式，其重點不在於品論作家、劃分優劣，而只是單純地舉出二十四種不同韻味的意境，“透過一種意象或者意境的描述來暗示其所要論述的風格……也不去追溯其風格的淵源”（李建中、熊均《品與不論》）。而且，這二十四首論詩詩並非各自孤立，它們除了構建自身，也構建彼此，具有互為詮釋與補充的互文特徵。本文試以《自然》一品為例對之進行說明。

　歷歷在目 幽微深邃

《二十四詩品》中二十四首詩的結構基本相同，我們首先以《自然》為例來看其如何給出正規化。“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與不奪，強得易貧。”這八句描述出“自然”的創作方法和情狀，其中前兩句表現創作過程中的物我之關係，後四句描述以“自然”之法創作時的感受和益處。“其詩意與辭藻，都不是刻意去追求，而是順其自然，隨手拈來，毫不費力，猶如彎腰撿拾眼前的東西一般。”（鬱沅《釋〈綺麗〉與〈自然〉》）接著用“幽人空山，過雨採蘋”之景語展示“自然”的情境，透過這一情境展現“自然”之作所帶來的微妙審美體驗。最後以“薄言情悟，悠悠天鈞”昇華到玄學層面，領悟萬物遷變消長、往復均衡乃“自然”天道。

由這一正規化對“自然”的構建可見，其詩不是對已有文學現象的分析歸納，而是對其中對應的典範、情態、思慮、領悟等進行描述，因而不僅顯示出跨越本體論、創作論、風格論和接受論等的寬泛性和含混性，且具有作者個人強烈的主觀色彩，同時也因此獲得了非同尋常的靈活性。“其語言的彈性和張力令人吃驚，其意蘊的豐富和開放令人回味。讀者謂《二十四詩品》是品詩之美亦可，是論詩之法亦可，是品評人物亦可，是談玄論道亦可，正所謂取譬連類，意蘊無窮，總之其內容可以通達詩裡詩外，形上形下……”（丁利榮《取象與造境》）這種開放性和靈活性也成全了其“品而不論”的特色。若論“比物取象”則古代文論中的典範不勝列舉，但能通篇做到“目擊道存”卻不多。《二十四詩品》便是以歷歷在目之辭敘述幽微深邃的詩理。其每一種正規化都容易使人聯想到對應的詩句、對應的情境，這一方面是由於描述性語言的形象性和生動性，另一方面是由於詩歌語言的節奏感和韻律感。二十四種正規化都透過這種感性而富有音樂美的詩性語言營構，不僅給讀者帶來對微妙意蘊的直觀感受，且為其留下深刻的審美印象。

　相互融溶 和而不同

在《二十四詩品》中，二十四種正規化相互之間不是孤立的，各“品”間不僅藕斷絲連，而且相互融溶、相互解釋、相互構成，形成“參互成文，含而見文”的互文關係，因而呈現出散而不亂又和而不同的狀態。就“自然”的旨趣而言，其也暗含在其他“品”提供的正規化中，但又並未喧賓奪主。

就“自然”來講，首先各品寫景皆基本符合“自然”之法。《雄渾》之“荒荒油雲，寥寥長風”，《纖穠》之“碧桃滿樹，風日水濱”，《飄逸》之“緱山之鶴，華頂之雲”，等等。所描繪景色，皆目見體感而成文，信手拈來，用筆直率，正符合《自然》所描述“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的創作方法和效果。除寫景之外，各“品”所描述的文學現象、感受和創作情狀皆與“自然”的旨趣相融溶。《精神》結尾“妙造自然，伊誰與裁”，直接用“自然”二字入句，將盎然生氣之“精神”歸結於自然造化。《疏野》“惟性所宅，真取弗羈”“築室松下，脫帽看詩”“若其天放”等，皆直指率真之性情，而“自然”“真與”的情況中，必然要有真率“疏野”之性情的主體。故《疏野》與《自然》描述的本非截然孤立的兩種情狀，甚至可以說是同一種情狀，只是前者側重於表現這個情狀中主體性情質樸直率之真，而後者側重於物我相合而領會自然天道之真。前者為性情之境界，後者為創作與玄悟之境界。《疏野》補充了《自然》對主體某些方面的描述，《自然》借《疏野》的主體性情進一步發展，深化主客體和諧之“道”。

實際上不獨“自然”與其他諸品之間具有如鹽在水的融溶關係，如“飄逸”中可見“曠達”，亦見“流動”。“在看似鬆散的結構之下，‘詩品’構成了一個迴環的花形結構方式，每品獨立俱足，諸品之間似斷實連，相續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取象與造境》）諸品相互詮釋和補充的“互文”方法，使一個具有古典詩性的有機結構得以形成。

　互文互生 融於一品

上文簡要說明了《自然》的正規化如何建構“自然”之“品”，以及各品之間如何透過互文相互聯結並形成整體。《二十四詩品》透過這兩點不僅建構了二十四個水乳交融的“品”，亦透過這二十四首詩生成了某種統括性的詩學感悟。“《二十四詩品》極力推崇道家莊子清真自然、沖淡平淡的審美主張”，“吸收繼承了主張精誠、提倡自然、追求自由與崇尚情性的莊子哲學思想。”（閆月珍、李鑫《〈二十四詩品〉與莊子哲學》）對莊子思想的繼承，具體表現便是各品中蘊含的沖淡自然、天人相合的“真”與“道”的旨趣，《二十四詩品》從整體上可以總括為這一“品”。只是這一“品”是微妙含混，難以言明的，故作出二十四品，互詮互文，融於一體。因此各品除了彼此互文，也總領於該統一旨趣下，並且某種程度上受其指導和解釋。

我們可以由此來看《自然》在整體中的作用。首先該詩描述了創作與領悟的情狀，建構起“自然”的正規化，體現了質樸自然的主張。其次由物我合一進一步感應天道流轉，含有順應其變化、將個體情志融入“道”中的傾向。最後透過與他“品”之間互文，將上述主張和傾向潛在地賦予他品，使“自然”之旨趣融溶於整部作品之中，而其自身也接受他品的補充。一方面《自然》從一個角度描述了合於“真”與“道”的領悟與創作，以此來參與建構“真”與“道”；另一方面二十四品整體所展現的“真”與“道”之總旨又協助了《自然》正規化自身的建構。由此論各品，每一品都與整體的旨趣互文互生。這使《二十四詩品》作為純用詩歌手法的論詩詩具有了與理性論著相匹敵的統一性。

《二十四詩品》各品行文方式大同小異，而最能體現《二十四詩品》主張的便是《二十四詩品》自身。作為一種“沒有判斷”也“沒有論證”、以詩歌為體裁的高度感性化的古典文論，《二十四詩品》由於其感性、互文和直接給出正規化等特點，成功地將跨越多個現代文論領域，又可作為單一感悟的意蘊旨趣，完整清晰且富於美感地傳達給讀者，因此具有重要的典型意義和深刻的啟發性，彰顯了傳統文論的獨特價值。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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