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不是為壞人辯護，而是為壞人的人權辯護

我們的民眾，主觀上有一種認識，涉嫌犯罪的人都是壞人，沒有幹壞事警察怎麼會抓你，而不是其他人如果律師為其辯護，那麼很容易被套上為壞人辯護的帽子，這種人怎麼值得同情呢？但是，我們應當破除一種觀念，涉嫌犯罪就一定是壞人嗎，答案是否定的。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任何人未經審判之前是無罪的，當年轟動一時的劉曉慶案，曉慶文化公司涉嫌偷稅漏稅案，劉曉慶是公司的法人代表，經過律師的辯護，最終無罪釋放，這就是典型的例子。

那麼為什麼一個人涉嫌犯罪了要有律師辯護呢？特別是對於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如果無力聘請律師，法院必須指定，否則即屬於程式違法，作出的判決是無效的。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冤假錯案，刑法設定了自由刑和死刑，輕則剝奪人身自由，重則性命不保，人死不能復生，如果一個人被錯殺了，這種錯誤是無法彌補的，在司法實踐中就有被告人被執行死刑，最終被殺害的被害人王者歸來了，河南商丘的趙作海案、湖北的佘祥林案，人已經死了，再多的補償都無法彌補。

國家要剝奪一個人的權利，你認為一個人犯罪了，必須透過證據來證實，刑事訴訟法規定了一套證明體系，為什麼還會出現冤假錯案呢？因為實踐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是有罪的，我國的無罪判決率是萬分還零點幾，造成了辦案機關主觀上的有罪推定的心態。為了定罪先入為主，無法全面的分析整個案件事實，特別是對於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的事實，律師就是要填補這個缺陷，尋找對被告人有利的事實，根據法律規定，向辦案機關提出，從而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比如符合取保條件的犯罪嫌疑人，根據刑事訴訟法第67條的規定，患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正在哺乳嬰兒的婦女，必須予以取保。再如犯罪情節輕微，依照法律不追究刑事責任或免除刑事處罰，律師介入，提出相關法律意見，說服公訴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最後，對於沒有犯罪事實的案件，透過邏輯體系，打掉公訴方證據，要求法院作出無罪判決，從而獲取對被告人有利的結果，律師辯護是極其重要的。

透過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我們不單單是為壞人辯護，更加的是為壞人的權利辯護，因為法律必須做到法當其罪，無罪不能判有罪，輕罪不能重判，不應當死的不能給予非法律的考慮判處死刑，保護每個涉嫌犯罪的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每個人都可能因為偶然的機會涉嫌犯罪，如果沒有法治的保障，很可能就會出現冤假錯案，無罪的人被定罪，每個人就岌岌可危了，法治秩序殆告崩潰。

一個國家的法律水準，看他對這些犯罪人權利保護的力度，他們是社會的短板。用木桶理論來講，木桶裝水的多少取決於短板的長度，法律就是儘量將短板補長，這樣才能使木桶發揮他的最大功能。試想一下，如果犯罪的合法權益的都能很好地維護，普通公民的權利就更加的有保障了，在價值取向上要追求“絕不冤枉一個好人，而不是寧肯錯殺不可放過”。

如果製造了冤假錯案，將一個無罪的人判了有罪，真兇沒有到案，實際上是犯了雙重錯誤，將一個壞人放掉了，可能沒有實現公平正義，但是這是法治的成本，無可指責的，按照法律的規定你無法證明他有罪，必須予以釋放，例如，美國的辛普森案，辛普森實際上殺了人，警察的證據相當充足，但是偵查員畫蛇添足，在手套上粘上了辛普森的血液，辯護律師艾倫·德肖維茨發現該份證據是偽造的，導致了陪審團不再相信其他證據，最終辛普森無罪釋放。警察偽造了證據打擊被告人，今天你打擊的是真正的罪犯，誰也無法保證，明天一個無辜的人不被無端定罪，這是美國法治不允許的。

綜上，任何人都有權利獲得辯護，壞人也不例外，透過律師辯護，一方面是防止冤假錯案，監督司法機關公平公正辦案，另一方面維護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使得法當其罪，這是法治和歷史的必然要求。

作者：齊弟孟，專注刑事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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