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問責泛化的主要原因

一、為了問責而問責。

雖然《問責條例》

明確將依規依紀、實事求是作為問責工作的原則。然而在實際工作中，有的黨組織和領導幹部對

“

三個區分開來

”

的理解把握不準確，特別是一些地市級的紀檢監察機關在貫徹落實方面不到位，為問責而問責，就條例說條例，對於工作中的失職失責行為，不分客觀原因動機，不看工作成效和一貫表現，不去準確界定權責邊界，容錯糾錯機制仍然停留在口頭上、檔案上，要麼該容錯的沒有容錯，該輕處理的沒有輕處理，要麼搞

“

一刀切

”

，眉毛鬍子一把抓，致使問責泛化、簡單化。甚至有的為了在一些專項整治、專項督查、各種檢查、各種整改、各種問政中給上級顯示工作力度、顯示工作成績，或明或暗地按一定比例進行問責，甚至覺得沒有處理幹部，好似這項檢查或整改就沒有力度似的。

二、用問責立威造勢。

有的地方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把問責奉為包治百病的

“

靈丹妙藥

”

，不是以問責推動工作，而是把問責作為推動工作的第一手段甚至唯一手段。有的把問責當成手中的板子、鞭子、棒子，時不時地拎出來

“

揮一揮

”

，言必問責、文必問責成為常態，拿問責立威、以問責造勢。問責工作中，上級部門和領導意志干預，是問責泛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有的上級部門的定性不容更改，甚至個別領導隨口一說也成為問責的標準和依據，造成一些失職失責問題按照問責條例和容錯糾錯規定，本應給予輕處理，但由於上級部門和個別領導的指示、批示、暗示，卻給予了重處理。

三、以官僚主義方式推責諉過。

在中央和省委作出重大決策部署後，個別上級機關為體現自己這一層面的

“

重視

”

，大多是開個會動員部署、發個文分解任務、派個組跟蹤督導，工作還沒有部署或者剛剛部署，問責就先部署開了；工作還沒有啟動或者剛剛啟動，檢查問責就已經開始了，

“

擊鼓傳花

”

把責任傳到下一級。

“

層層傳導壓力

”

異化為

“

層層加碼壓力

”

，最後幾乎把所有的任務和責任都傳到了基層單位，甚至很多工作傳導到了村和社群的網格員向上。遇到可能有風險的工作，立即就交針職責職能下放；碰到有麻煩的事情，立即就發文實行屬地管理。一旦工作中出了問題，就簡單地把板子打到基層，把問責的

“

利劍

”

指向基層幹部，層層壓實責任變成了層層往下

“

甩鍋

”

。

四、以形式主義方式敷衍了事。

對於工作中的一些失職失責問題，有關組織在處理過程中，特別是一些紀檢監察機關的幹部，沒有基層工作經驗，只知按條例或法規生搬硬套，方法簡單隨意，對是誰的責任、應該負什麼責任等不加以準確界定，一味地以多處理人來了結問題，往往出現

“

被陪同問責

”“

被躺槍問責

”

，一次問責就是

“

冰糖葫蘆一串子

”

。某地在對環境違法問題的追責中，以履行監管職責不力為由，對環保局局長、副局長，環境監察大隊隊長、副隊長，新能源監察中隊隊長，水管站站長，鎮黨委書記、鎮長、副鎮長，武裝部長，環監站站長，村黨支部書記等10人作了問責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