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宣佈的紂王四大罪狀，到底成不成立？甲骨文揭開謎團

關於商紂王的罪狀，最可信的無疑是《尚書》，因為距離商紂王時間最近，其他戰國、漢代、晉朝的紂王罪狀都難以讓人相信。但《尚書》中的《牧誓》可信，《泰誓》卻不可信。

《泰誓》記載，紂王罪惡多端，除了“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等之外，還有“狎侮五常”。但“五常”（仁義禮智信）是典型的儒家倫理，漢朝董仲舒最終提出，那麼周武王怎麼可能說出“五常”？因此，《泰誓》篇中的紂王罪狀無疑不可信。

相比之下，《牧誓》就要可信得多，書中記載武王伐紂前夕，進行了戰前動員，宣佈了紂王四大罪狀：“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即聽信婦人之言、昏棄祭祀、昏棄貴族兄弟、重用逃亡罪人。

問題在於：周武王宣佈的紂王四大罪狀，到底成不成立呢？其實，以甲骨文記載來看，一條都不成立，紂王是被冤枉的，或者是被武王汙衊的。

首先，商朝婦人真的能頂半邊天

中國古代社會長期“男尊女卑”，但實際上這一現象始於周代，商代婦女真的能頂半邊天，社會參與度很高，最廣為人知的是女將軍婦好。

婦好，商王武丁妃子，單獨下葬，擁有自己的奴隸、封地、乃至軍隊，多次率軍征討不臣，比如甲骨文記載“貞，登婦好三千，登旅萬乎伐羌”，率領1。3萬人攻打羌人。除此之外，婦好還多次主持大型祭天、祭祖等祭祀活動，擔任過占卜之官等，政治地位之高超乎想象。

那麼，會不會因為婦好（下圖，雕像）的身份，讓她備受照顧呢？其實，考古殷墟女性墓葬顯示，上至貴族、下至平民，可以經常發現武器，說明商代婦女上戰場是正常現象。

因此，商紂王聽信婦人之言（不可能是全信，周武王言辭必然有所誇張），在商朝不算什麼罪狀，屬於正常社會現象。但姬周女性社會地位可能比較低，事實上週代之後婦女地位大幅下降，後來失去獨立人格，成為男權附庸，所以在他們眼裡看來紂王聽信婦人之言是罪狀。

其次，昏棄祭祀背後是權力之爭

《禮記·表記》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自商契起，商族代表鬼神之意的神權長期都凌駕於世俗王權之上，為此導致王權始終與“無事不卜”的神權處於激烈鬥爭中，也導致商王不斷遷都希望擺脫神權制約。

商朝倒數第四位帝王叫武乙，他被司馬遷批評為“無道之君”，但此人卻透過“射天”壓制了神權，即“武乙射天”。甲骨文顯示，到了帝乙（武乙之孫，紂王之父）時期，商王開始掌握了卜筮之權，擺脫了之前處處受制於“貞人”集團（神權代表）的局面。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神權還有很強的力量，紂王長期居於陪都朝歌，但正式首都卻在安陽殷墟，這也反映了王權與神權的爭鬥一直沒有結束。

既然如此，經過幾代努力，才好不容易壓制神權的王權，還會對被貞人集團掌控的祭祀活動感興趣嗎？顯然，只要紂王智商線上，就必然昏棄祭祀。周武王拿紂王“昏棄祭祀”說事，無疑是強詞奪理，可能也有籠絡叛商投周的貞人集團之意，激勵他們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更好地發揮能力。事實上，周朝建立之後，更沒有重用貞人集團，即“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

第三，紂王為何會“昏棄兄弟”等？

上文談到商朝權爭，其實紂王昏棄貴族兄弟等也與之密切相關。

史記記載：“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後來，微子啟持祭器向周武王投降。由此不難看到，紂王庶兄的微子啟，必然在貞人集團中佔據重要地位，其實箕子（紂王時太師，或許就是“殷之大師”）、比干等人，可能都在貞人集團中。既然如此，紂王怎麼可能還會重用這群人？

第二個原因與商朝王位傳承有關，商朝晚期之前更多的是“兄終弟及”，26次王位傳承中兄終弟及14次，但從武乙（商王康丁之子）開始一直都是“父死子繼”。因此，為了鞏固王權，將王位傳承給兒子，紂王就不可能重用兄弟、王叔等人。

可見，紂王昏棄兄弟等人，本質上是鞏固王權，根本談不上什麼罪惡，周武王以此指責紂王，難免有些欲加之罪。

第四，紂王為何“重用逃亡罪人”

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現的“小臣某某”，還有“癸酉卜，貞，多妣獻小臣卅、小妾卅於帚”，可見“小臣”多數出身卑微，甚至包括奴隸或戰俘。

那麼，紂王為何重用“小臣”？毫無疑問，必然是微子啟、比干等貴族階層整天反對紂王，導致他對貴族階層不滿，故而提拔沒有複雜關係的“罪人”，但此舉必然損害貴族階層利益，必然遭到整個貴族階層的反對。

站在歷史的高度來說，重用“小臣”其實是一種進步，恰如陳勝所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況且“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商朝早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傳統。因此，周武王以此說事，不僅忽略了商朝的傳統，也阻礙了歷史的進步。

值得深思的是，商朝伊尹、傅說身份都很低微，卻能成為一代名相，但儒家眼裡的表率——周朝，卻是“王侯將相真有種”，講究血統、出身，周代名人基本上都有非比尋常的血統。

綜上可見，商朝與姬周的社會狀態不同，以周朝的標準衡量紂王行為，自然認為是罪狀，但以商朝的標準來看，紂王顯然沒有做錯，周武王無疑是在強詞奪理，所謂欲加之罪也，目的就是鼓動所有的人來反對紂王。然而，古代史家卻以此論證紂王“失民心者失天下”，周武王做到這四條而“得民心者得天下”，豈不荒唐？只能說歷史往往都是勝利者的宣言。

參考資料：《史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