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的政治生涯與士人的風範

宋朝的文學特徵是揚棄了六朝隋唐五代文學的“緣情”的傳統。文學的政治取向和道德取向，來源於宋代士人政治使命感和道德感，這成為宋代士人特有的風範。

自從唐朝的安史之亂的歷史教訓，宋朝建國初期，便制定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太祖趙匡胤把朝廷正殿命名為“文德殿”，宣告以文物之邦為建國目標。他還將“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鐫刻為誓碑，立於太廟密室，垂示嗣君。由於崇文抑武，科舉制度成為文官政體最重要的選官制度。宋代科舉制取士，較之唐代有所擴充套件。首先，在錄取名額上，唐朝進士科取士，每年不過二三十人，最多不過七十人，而宋代從太宗開始，就不斷擴充錄取名額，參加省試的舉人達到二三十萬人。據不完全統計，北宋科舉69次，取得進舉人士19281人，諸科16331人，合計35612人。南宋每年進士的人450人。其次，也向不同士人開放，應試的人和登第的人大都是家裡比較貧瘠的，也不需要出身名門。在考試製度上宋開寶六年，太祖親臨講武殿命題取士，從此確立殿試製度，進士被譽為“天子門生”。為了防止作弊，從太宗淳化三年起實行“鎖院”制度。

科舉制制度的推行的結果，形成了宋朝獨特的文化政治，使魏晉以來的世族門閥制度無力死灰復燃。文臣由科舉制度考試而進入仕途，成為宋代官僚階層的主要成分。由於文官政治的普及，宋代士人的身份出現了與唐代不同的特點，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學者三位一身的複合型人才——士大夫。宋代士大夫往往具有強烈的政治使命感，以從政為己任，以吏能相互激勵。歐陽修說：“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也曾作詩：“折腰莫以微官恥，為政須通異俗情。”一些士人喜歡談兵，如北宋的王禹偁、富弼、梅堯臣、蘇洵、蘇軾等都有論兵論戰的著作；南宋的辛棄疾的著作。文官們的政治也就造成了激烈的朋黨之爭和派系傾排擠，北宋時有圍繞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而展開的新舊黨爭，南宋有圍繞宋金關係而展開的和戰之爭。士人有的主動自覺的投入黨爭，有的不由自主地捲入黨爭，在黨爭中強化了他們 的政治使命感。

宋代人普遍的以國家棟梁為己任，養成了參政議政的素養，意氣風發地發表政見，有著強烈的從政熱情。“深探力取常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橫。“成為宋代士人特有的精神面貌。宋代士人多尚風節，具有強烈的道德責任感。”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多。““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在強烈的責任感驅動下，文道關係成為宋代文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命題，儒家重教化的文學思想也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