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者意之用：王陽明一句話道出發明創造的本質

王陽明說：心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

這裡的心是根基，是包含了各種知識、道理、理念等意識形態的精神實體。簡單的說，心包含了萬物之理，因此心即理。

心如何能包含萬物之理？萬物各有其理，可人若不學萬物之理，又如何知道萬物之理呢？就是所謂：你沒有看到山中紅花，又怎麼知道花是紅的呢？再者，學了不用，理的存在又有什麼價值呢？就好像說：我知道花是紅的，但是我偏偏要畫一朵黑色的花，那麼“花是紅的”那個客觀的道理的存在有什麼意義？

萬物之理內化於心，因此心即理。明白了道理，任何事情都按照道理去做，就是“體悟了”，體悟了才可以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因此“悟”就是佛家說的知行合一。

有了心這個根基，遇一事則有一念生，這裡的“念”是意念，是想法。孟子說：任何人看到一個三歲的小孩掉到井裡，都會生出惻隱之心，也就是同情心，也可以說是同情別人的意念。有了這個意念，人在本能上就有去救小孩的衝動。

孟子說心有四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心的四種原始“意念”合在一起就是良知。根據良知去做事，就不會有太大的偏差。

當然了，這只是心的原始狀態，也可以說是儒家認為的人性的原始狀態。但還應該看到，人是會成長的，經過不斷的學習積累，心能生的意念遠不止四種。

不同種類的意念，就是人類文化不斷的積澱發展出來的人的精神需求。人有不同的精神需求，滿足精神需求，就需要一定的物的支援。所以，擁有不同精神需求的人，透過對“物”的分解、合併、改造加工，創造出自己需要的物品，藉以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這就是所謂“物者意之用”。

簡單的說，心是本源，它不斷的聚集知識和理念，形成各種意念。意念是人作為主體的精神需要，物是人的精神需求的具體化。

人根據自己的需求對物進行改造加工，這就是發明創造。

不同的物質條件下，人會產生不同的精神需求，不同的精神需求，會催生不同的發明創造。人類社會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精神與物質不斷的轉換的過程。

依照王陽明“物者意之用”這個理念往上推，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孔子的思想也蘊含著這一理念。

我們知道，孔子重視歷史，但是孔子筆下的歷史，比如《春秋》，在史學家眼裡並不是真正的歷史，因為《春秋》中加入了孔子的主觀思想。比如，春秋時期，有一次，一個強大的諸侯國召集一次首腦會議，周天子因為懦弱無能，也“屈尊降貴”的參加了這次會議。這個事情在孔子看來是無法容忍的。堂堂天子，竟然被一個小小的諸侯呼來喝去，簡直豈有此理！

所以孔子在記錄這個事情的時候，只說這個會議是周天子召開的，他之所以要舟馬勞頓的到那個偏遠的地方去開會，是因為周天子想要藉此機會體察民情。

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明顯的欺騙，但是人們內心又多麼希望事實真的是如此。這就好比一部電影中，主角被敵人包圍，亂槍掃射，所有都憋著一口氣。

假如是事實，那個主角必死無疑。但是電影中的主角絕對不會死，即使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心裡依然很高興。

這就是人的主觀意念在主導事物的發展。

作為一個人，你需要的真的只是絕對的客觀事實嗎？所謂幫理不幫親，幫親不幫理，這是兩種選擇。

在儒家內部，孔子這種主觀歷史主義後來也被分解成兩個部分，也就是漢朝時期所謂的“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我注六經，就是我完全相信六經的理論，並且在我的生活中尋找可以支援六經理論的證據。這一派就是維護傳統的保守主義。

六經注我，就是我提出一個觀點，然後從六經中尋找證據，以支援我的觀點。在漢朝，六經注我被認為是離經叛道，違反傳統。現在看來，這就是發明創造，是進步的。

六經注我所選的材料雖然只是“六經”，但是嚴格的看，六經包含萬物的思想，所以也可以說成是“萬物注我”，這和後來王陽明說的“物者意之用”是一脈相承的。

物者意之用這種進步的觀念，用在個人身上，就是個人要根據自己的生活條件建立自己的生活理念，也就是有自己的追求，不人云亦云。別人有的物和你所有的物是不一樣的，所以，你的“心”（精神狀態）也和別人不一樣。不一樣的心境造成不一樣的精神需求，不一樣的精神需求產生不一樣的物質需求。

在社會層面上，總結社會發展的規律，總結一群人的精神需求（群體意念），然後選擇不同的材料，加工創造出一個新的產品（物），以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這就是依照科學規律進行發明創造。

這種發明創造，放在文學藝術上來看，就是根據時代的需要，根據人們現實的精神需求和審美傾向，在一個群體內，提煉出一個具體的“群體意念”，然後在龐雜的歷史和包羅永珍的現實生活中尋找能支援這個群體意念的素材，進行藝術的加工創造，使得素材在群體意念的統一協調下，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也就是文學作品。這個文學作品本身也是一個“物”，是為了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一種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