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永嬴：漢文帝霸陵選址研究

2011年，筆者曾與焦南峰合撰《西漢帝陵選址研究》一文，系統分析了西漢帝陵選址受到諸如傳統葬俗、風水思想、政治形勢以及皇帝個人好惡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1］

。這是西漢帝陵選址的普遍規律，具體到每座帝陵的選址，又與陵主的自身情況息息相關，本文主要討論漢文帝霸陵選址白鹿原的主要原因。

一

漢文帝為漢高祖庶子，公元前180年即位。當時，高祖、惠帝已入葬咸陽原，形成祖陵區。文帝卻放棄此地，另擇新址，營建霸陵。箇中原委，史無明載，後世學者頗多研究考證，其觀點不外兩種：其一，西漢帝陵按昭穆排列，文帝繼兄而立，其陵位與惠帝安陵均為穆位，無法安排，故只能另闢新址

［2］

。其二，西漢帝陵無昭穆制度，文帝霸陵選址白鹿原主要是個人原因

［3］

。

這兩種觀點都涉及到昭穆制度，根據文獻記載，先秦時，這種制度多用於宗廟

［4］

，也用於墓地。《周禮·春官·冢人》：“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5］

考古發現的按照“昭穆制度”排列位置的，只有陝西鳳翔馬家莊一號建築群遺址略有其意

［6］

，但墓地的例項卻從未發現。

漢文帝時，為規劃祖先陵園寢廟，丞相韋玄成提出按照“昭穆”規劃宗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

［7］

這裡明確強調的是宗廟，何況韋氏明言當時即便宗廟也是“昭穆不序”，更遑論陵墓！因此，西漢帝陵不可能有昭穆制度，漢文帝霸陵選址當另有原因。

筆者以為，漢文帝霸陵選址白鹿原主要原因有三：其一，解決薄太后的喪葬禮儀問題；其二，政治需要，即扼守交通要道，防禦東方諸侯；其三，文帝個人情感因素的影響。

二

漢文帝之所以離開咸陽原祖陵區別葬他處，其首要原因應當是為了解決其母薄太后的喪葬禮儀問題。

史書記載，文帝之母薄氏原為秦末復立的魏王豹妾妃，漢三年（公元前204年）魏王豹死，劉邦“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

［8］

。文帝即位後，薄氏被尊為皇太后，其陵墓禮儀問題自然會提上議事日程。當時，劉邦已葬長陵。古代有“夫妻一體”

［9］

“生死相恤，墳墓相從”

［10］

觀念和葬俗，西漢也有嬪妃祔葬帝陵的制度性規定

［11］

，更何況劉邦嬪妃已有戚夫人、傅夫人等陪葬長陵

［12］

。因此，按常理薄氏應該入葬長陵，陪伴高祖左右。

在中國古代，墳墓是墓主留在世間的最後遺蹟，反映著墓主的終極地位和最後的榮耀。《周禮·春官·冢人》載：“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13］

《呂氏春秋·孟冬紀》也說：“營丘壠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14］

。因此，墳墓絕不僅僅是埋葬死者的場所，它還有相當深厚的社會文化含義。正因如此，已被尊為皇太后的薄氏的墓葬絕非小事。它以哪種規制營建？不僅關乎薄氏本人的終極地位問題，甚至會影響到文帝承繼漢室的正當合法性，因此，不可不慎。然而，呂后此前已作為正妻與高祖合葬，長陵不可能出現2座皇后陵墓，薄氏欲葬長陵，只能以嬪妃的身份祔葬。這樣，其墓葬規制將大大降低。

漢初對喪葬應當已有制度性規定，《史記》記載：“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

［15］

張家山漢簡即出土有《葬律》

［16］

。漢景帝時期，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國除。”

［17］

漢哀帝祖母傅昭儀以皇太太后的身份，強行合葬元帝渭陵，也只能按照一般貴族大臣的等級使用“甲”字形墓葬

［18］

，其封土因超高，被王莽以“不應禮”

［19］

為由，將之平毀。

根據考古資料來看，西漢帝陵陵區只有皇帝和皇后的兩座陵墓是主墓，其墓葬形制為帶有四條墓道的“亞”字形，地面有高大的封土（一般在30米左右），陵墓周圍有大量外藏坑。其他嬪妃姬妾、貴族大臣的墓葬規制則一般是“甲”字形墓葬（個別為“中”字形），封土高度10多米，大多無外藏坑。

如果薄氏要入葬長陵，大概只能以後者的規制修建陵墓。這樣的墓葬形制，明顯貶低了已被尊為皇太后的薄氏。倘如此，我們勿作他論，僅從情感上來講，文帝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史書記載，薄氏進入漢宮之後，“歲餘不得幸”，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劉邦“召而幸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代王劉恆生於漢五年（公元前202年），至漢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高祖去世的七八年間，按理說，他應當有機會與父親一起生活相處。但問題是其母薄姬“希見高祖”

［20］

。在古代皇家，母以子貴，同時，子也以母貴。既然母親被冷落，兒子恐怕也是“稀見”父面。偌大的漢宮中，母親薄氏是年幼的劉恆唯一的親人和依靠。

薄氏母子當時的處境淒冷，卻也因禍得福，“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

［21］

從此，薄氏母子在邊鄙之地——代國相依為命，互為慰藉。期間，“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代國雖僻遠，但王府侍女應不缺少，劉恆親力親為，以王者之尊服侍母病達三年之久，其心可鑑！誠如爰盎所言：“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

［22］

足見劉恆對母親的摯愛與至孝。他因此被後世列入“二十四孝”，世代傳頌。古人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23］

文帝絕對會以最高的禮儀修建母親的陵墓，以盡最後的孝道。

在漢文帝之前，秦昭襄王嬴稷的情況與其頗為相似。嬴稷是秦惠文王的庶子，“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取魏女為後，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琇氏，號宣太后。”

［24］

“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羋氏，曰羋八子者是也。”

［25］

關於秦昭襄王的父親惠文王、兄長悼武王的葬地，史書沒有明確記載。有學者研究認為，他們可能葬於咸陽原秦都咸陽以西

［26］

。但昭襄王並未隨父、兄葬在咸陽原上，而是在咸陽以東另闢陵區，“葬茝陽。”

［27］

其母宣太后作為秦惠文王的嬪妃，也沒有祔葬公陵，而是隨子“葬芷陽酈山。”

［28］

前朝舊事，文帝應該有所耳聞。仿照秦昭襄王的做法無疑是一個打破僵局的辦法。文帝霸陵離開咸陽原祖陵區，另擇新址。其母薄氏則以“近孝文皇帝霸陵”

［29］

為由，順理成章在霸陵附近以皇太后之禮營建陵墓。薄氏喪葬禮儀問題迎刃而解。

三

漢文帝以別葬他處的辦法解決了薄太后的喪葬禮儀問題，但霸陵選址白鹿原卻是由當時的政治形勢決定的。

漢初，政權的威脅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東方的政治勢力，即六國舊貴族和異姓諸侯王；其二，北方的遊牧部落，即匈奴。為了消除這些威脅，漢朝的建立者高祖劉邦採取了不同的措施。面對異姓諸侯國這一明顯的威脅，劉邦在被迫分封不久，就確立了逐一翦除的方針，經過8年的不懈努力，到他去世前，幾乎將其消滅殆盡，這個威脅可以說基本消除。但六國餘孽妄想復辟的不穩定因素，依然存在。另外，來自北方匈奴的威脅，因為實力不足，無法消除，後雖以“和親”的辦法避免了大規模的衝突，但匈奴仍不時南侵搶掠。這些問題，漢帝國在短時間內沒有能力徹底解決，只好採取防範的措施來化解。皇帝陵墓的選址必然會為當時的政治服務，因為其附設的陵邑可以形成一種有效的防範手段。

漢高祖劉邦將陵墓建在與京城長安僅一水之隔的咸陽原上，“長陵位於長安正北，控制著北向甘泉宮的馳道。由甘泉宮所在的雲陽再向北，有直道直通北邊長城防線。”

［30］

因此，漢高祖劉邦在此建設陵墓，設定陵邑，徙民移居，等於在京城北側設了一道緩衝的防線。此後，漢惠帝安陵又建於長陵西側，同樣也設陵邑，遷徙民眾。此舉不但加強了京城長安正北的防禦力量，也能起到緩解來自西北威脅的一些作用。馬正林認為：“西漢王朝把陵區選擇在咸陽原上，除講求‘風水’外，封鎖交通要道、保衛國都長安也不能不是考慮的重要問題。”

［31］

漢初，匈奴多次南下抄掠，其前鋒甚至直抵雍城（今陝西鳳翔縣）、甘泉（今陝西淳化縣北）一帶，直接威脅長安。在長安北首的咸陽原上建設帝陵，並設定陵邑，大批遷徙關東的六國舊貴族，將之置於京城眉底，嚴密監控，後患自然消除；另一方面數十萬人遷居咸陽原，無疑為京師長安的北門戶增添了一道防禦匈奴的堅強屏障。因此，咸陽原祖陵區的選址可謂一石二鳥。

漢文帝即位時，其父兄以陵墓的形式已經在京城北側建起了一個緩衝地帶，但長安以東除了關中東部的函谷關、東南的武關之外，卻再無屏障。一旦關隘陷落，京城即危在旦夕。秦末，劉邦攻破武關，進軍霸上。秦王子嬰很快就“素車白馬，繫頸以組”

［32］

從咸陽出降。劉邦破秦不久，項羽突破函谷關，進軍鴻門，劉邦也只好親赴楚營，卑辭言和。這些史實都說明，函谷、武關失守，分居渭水兩岸的咸陽、長安即無險可守，只有束手就擒。

長安以東的防禦嚴重不足，但威脅卻不斷加劇。上文提到，高祖將異姓諸侯王逐一翦除，但他卻沒有在其地盤設定中央直轄的郡縣，而是分封同姓諸侯國。這些同姓諸侯國逐漸變為漢朝廷的反動因素。漢文帝即位前，齊王劉襄就曾興兵西向，威脅京城長安。儘管其矛頭是針對擅權謀篡的呂氏集團，但仍然被認為是反叛中央的軍事行動。當時，率漢軍阻擊的大將軍灌嬰在諸呂已被誅除，齊國也已退兵的情況下，依然嚴厲問責唆使齊王起兵的齊國中尉魏勃，一向勇武的魏勃居然“股戰而慄”

［33］

，足見此事性質之嚴重。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濟北王劉興居又悍然發兵，“欲襲滎陽”，威脅長安。漢文帝“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

［34］

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劉長謀反，事發前被及時逮捕，雖未造成騷亂，但卻表明了來自東方同姓諸侯王的威脅日益嚴峻。

為防止長安受到來自東方的直接威脅，必須控制交通要道，緩衝壓力，屏衛京師。在此情形下，文帝可選的措施之一，就是仿效乃父高祖劉邦，在關鍵位置修建陵墓，並設定陵邑，遷徙民眾，形成京城屏障。

如此，霸陵的選擇就只能在長安以東，其位置則必須是東西交通要道的咽喉部位。

秦末，劉邦破武關，降子嬰，入咸陽。滅秦後，除派兵把守函谷關外，親率漢軍主力“乃還軍霸上”

［35］

，以觀天下形勢。此時，項羽攜鉅鹿之餘威一路西進，勢不可擋。函谷關劉邦所遣守軍幾乎是螳臂擋車，但其進入關中後，卻在距秦都咸陽咫尺之遙的鴻門（今西安市臨潼區北）停住了腳步。我們推測，這當與劉邦先行駐軍霸上不無關係。漢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舉兵反叛，劉邦親率大軍征討。為屏衛京師長安，臨行前“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

［36］

公元前158年，匈奴從北方和東北兩個方向大舉南侵，文帝除詔令軍隊急赴北方禦敵之外，還緊急調集三路人馬防禦京城長安，其中一路“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

［37］

。霸上之所以位置重要，是因為當時通往關東的兩條主要道路都匯聚於此，“受地形控制，武關道只能在長安附近與函穀道相交。”

［38］

馬正林認為：“說霸上是控制武關道的樞紐，容易被人們接受，而說它又能控制東通函谷關的大道，似乎有些不近情理。其實不然，唐代以前東出函谷關的大道就在漢霸陵縣附近與武關道分離，距霸上很近，自然受到它的控制。”

［39］

關於霸上的具體位置，學界意見不一，辛德勇認為：“隋以前的霸上當指今謝王莊、王家圍牆、上橋子口一帶（西安市東北郊——筆者注）”

［40］

。馬正林則講：霸上“位於白鹿原上，或者說在白鹿原的北端。”

［41］

但無論霸上位置是否在白鹿原上，通往關東的主要道路——函穀道和武關道從白鹿原旁側經過都是不爭的事實。“白鹿原居高臨下，又有灞、滻兩河護衛，綰轂東去和東南去的兩條大道，兵家相爭，勢所必然。”

［42］

如果在此營建陵墓，設定陵邑，遷居大量民眾，扼守東西交通要道，勢必在京城長安以東形成了一道堅固的屏障。

漢文帝正是基於以上考慮，將自己的陵墓建在了白鹿原西北部。後又將其母薄太后的南陵也建在其西南約兩千米處，同樣設定了陵邑，這與安陵輔助長陵，加強其屏障作用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四

解決薄太后的喪葬禮儀問題；扼守交通要道，防禦東方諸侯應當是霸陵選址的主要原因。除此而外，文帝個人的情感因素可能也會影響到霸陵的選址，雖然這只是一個次要因素，但我們也應加以考慮。

文帝個人情感的影響可能主要來自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文帝不願葬在父親劉邦身邊；其二，對代國的眷念之情。

前者的原因應當與文帝兒時的境遇有關。我們上文提到，薄氏生了劉恆之後，就“稀見高祖”，隨母生活的劉恆肯定也“稀見”父面。這樣，勢必造成他與劉邦在感情上的生疏和隔膜。而同為高祖庶子的趙王如意之母戚夫人卻“日夜待御”，趙王如意也“常抱居前”，劉邦也明言如意是“愛子”“類我”。兩相對比，可謂天壤之別，劉恆心中感受可想而知。劉邦的態度還是其次，最主要的是劉邦晚年曾明確講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

［43］

，多次“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

［44］

，“大臣固爭之，莫能得”

［45］

，以至於“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

［46］

。雖然劉邦此處所言“不肖子”是指嫡子劉盈，但相對父親的“愛子”如意，被冷落的劉恆肯定也在“不肖子”之列。我們假設文帝入葬咸陽原祖陵區，根據其嫡兄惠帝安陵緊鄰長陵西側的情況來看，文帝陵墓應當選在緊鄰長陵東側的位置。我們推測，文帝可能更願意避開這樣的情況，遠離父親的陵墓或許能使其稍稍心安一些。

除此而外，文帝對自己早年的封地—代國的眷念之情可能也影響到了霸陵的選址。

文帝幼年離京，與母親在代國相依為命生活了15年。代國雖北鄰匈奴，多有邊患，卻給劉恆母子提供了一個避風港，因此，呂后曾欲將劉恆遷到河東腹地趙國，然“代王謝，原守代邊。”

［47］

漢文帝即位之後，提倡節儉，其本人也很少出巡，但卻四次巡幸代國，有一次居然留居兩、三個月之久

［48］

。文帝還將自己的兩個兒子劉武和劉參封太原王，王其故地。當劉武徙為淮陽王后，文帝又徙封劉參為代王，“復並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如文帝在代時”

［49］

。可見其對代國的眷念之情。

據《漢書》載：文帝曾到霸陵巡視，家在趙國邯鄲的慎夫人隨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

［50］

史書記載的這個歷史細節，使後人能夠藉此一窺漢文帝的內心情感，對其陵墓選址做出較為合理的推測。

代與趙同在河東，位置比鄰。文帝給慎夫人指示家鄉的道路後，緊接著提到了陵墓之事，而且“意悽愴悲懷”，他應該是想起了視為故鄉的代國。限於當時的條件，文帝不可能遠葬代地，因而只能寄望於百年之後，魂魄能夠方便迴歸代國。西漢杜鄴曾經說過：“骨肉歸於后土，氣魂無所不至”

［51］

，說明當時確有靈魂出遊的觀念。漢墓中的壁畫、畫像石等多有車馬出行的題材，時人認為靈魂也需要乘車出行，這就需要道路。東漢張衡《冢賦》：“修隧之際，亦有掖門。掖門之西，十一餘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車之道，交通舊館。”

［52］

可見靈魂是需要乘車、船沿著道路（包括水道）才能回到舊居。既然如此，靈魂的居所—墓葬建在大道旁邊自然會方便出入。由此可見霸陵的選址，文帝頗有用意。

另外，文帝提倡薄葬，霸陵“因其山，不起墳”

［53］

，為了便於防水，可能需要藉助白鹿原頭“高敞”的自然地勢，這大概也是霸陵選址的一個原因。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文帝霸陵選址白鹿原應當不是因為“昭穆制度”的限制被迫別葬，而是為了解決其母薄太后的喪葬禮儀問題，併兼顧扼守交通要道，防禦東方諸侯的政治需要；同時，文帝的個人情感因素也或多或少地影響到霸陵的選址。

註釋

［1］焦南峰，馬永嬴。西漢帝陵選址研究［J］。考古，2011（11）。

［2］a。杜葆仁。西漢諸陵位置考［J］。考古與文物，1980（1）。b。楊寬，等。秦漢陵墓考察［J］。復旦大學學報，1982（6）。c。劉煒。西漢陵寢概談［J］。中原文物，1985（2）。d。馬正林。咸陽原與西漢諸陵［J］。人文雜誌，1987（2）。e。劉慶柱，李毓芳。西漢十一陵：西漢帝陵分佈［M］。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7）。f。秦劍明等。西漢帝陵昭穆與陵位探［J］。文博，2002（2）。g。雷百景等。西漢帝陵昭穆制度再探討［J］文博，2008（2）。h。劉尊志。西漢帝陵分佈及相關問題淺析［J］。中原文物，2010（5）。

［3］a。時瑞寶。西漢帝陵與昭穆之序［J］。中原文物，1987（1）。b。葉文憲。西漢帝陵的朝向分佈及其相關問題［J］。文博，1988（4）。c。焦南峰，馬永嬴。西漢帝陵無昭穆制度論［J］。文博，1999（5）。d。黃展嶽。西漢陵墓研究中的兩個問題［J］。文物，2005（4）。e。趙化成。從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漢“獨立陵園制”的演化軌跡［J］。文物，2006（7）。f。劉瑞。昭穆制度與西漢帝陵排序［C］//西部考古（第3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g。同［1］。h。崔建華。論皇權傳承規範對西漢帝陵佈局的制約［J］。考古與文物，2012（2）。

［4］a。禮記·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中庸章句［M］。北京：中華書局，1983：27。b。周禮·春官·小宗伯：“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左社稷，右宗廟，……辯廟祧之昭穆。”孫詒讓。周禮正義（第36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7：1421，1435。c。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孫希旦。禮記集解（第13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9：343。

［5］孫詒讓。周禮正義（第41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7。

［6］a。發掘者認為：“馬家莊一號建築群為宗廟性質的建築是毫無疑問的。”陝西省雍城考古隊。鳳翔馬家莊一號建築群發掘簡報［J］。文物，1985（2）。b。韓偉：“《簡報》所稱的“朝寢建築”實為太祖廟。與其形制相同的左前方建築即為昭廟（即東廂），右前方之建築則為穆廟（西廂）。”韓偉。馬家莊秦宗廟建築制度研究［J］。文物，1985（2）。

［7］班固。漢書（第73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2。

［8］司馬遷。史記（第49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9］楊天宇。儀禮譯註：喪服第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0］班固。漢書（第49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1］焦南峰。西漢帝陵“夫人”葬制初探［J］。考古，2014（1）。

［12］a。戚夫人因受劉邦寵愛，遭呂后忌恨，被其殘害致死。劉慶柱等認為：“呂太后在世時不會把她安葬在長陵附近，使之陪葬於高祖。然而，呂太后去世後，諸呂被翦滅，戚夫人被遷葬於長陵附近還是有可能的。”“戚夫人墓，傳說在長陵以南，即今咸陽市秦都區肖家村鄉柏家嘴村的大漢墓。” 劉慶柱李毓芳。西漢十一陵［M］。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b。關於傅夫人陪葬長陵事，文獻記載：漢哀帝時期，司隸校尉解光言：“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髮長陵傅夫人冢。”班固。漢書（第97卷下）［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3］同［5］。

［14］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第10卷）［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15］司馬遷。史記（第99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16］a。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雲夢睡虎地M77發掘簡報［J］。江漢考古，2008（4）。b。彭浩。讀雲夢睡虎地M77漢簡<葬律>［J］。江漢考古，2009（4）。

［17］司馬遷。史記（第18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18］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漢元帝渭陵考古調查、勘探簡報［J］。考古，2013（11）。

［19］班固。漢書（第97卷下）［M］。北京：中華書局，1962。

［20］同［8］。

［21］同［8］。

［22］同［10］。

［23］焦循。孟子正義（第10卷）［M］。北京：中華書局，2017（6）。

［24］司馬遷。史記（第5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5］司馬遷。史記：司馬貞索引（第72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6］a。焦南峰，等。秦人的十個陵區［J］。文物，2014（6）。b。劉衛鵬，等。咸陽原上“秦陵”的發現和確認［J］。文物，2008（4）。c。徐衛民。秦帝王陵墓制度研究［J］。唐都學刊，2010（1）。

［27］司馬遷。史記（第6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8］同［24］。

［29］同［8］。

［30］王子今。西漢帝陵方位與長安地區的交通形勢［J］。唐都學刊，1995（3）。

［31］馬正林。咸陽原與西漢諸陵［J］。人文雜誌，1987（2）。

［32］司馬遷。史記（第8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33］司馬遷。史記（第52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34］司馬遷。史記（第10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35］同［32］。

［36］班固。漢書（第1卷下）［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7］同［34］。

［38］辛德勇。長安城興起與發展的交通基礎—漢唐長安交通地理研究之四［J］。中國歷史地裡論叢，1989（2）。

［39］馬正林。也論霸上的位置［J］。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3）。

［40］辛德勇。論霸上的位置及其交通地位［J］。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1）。

［41］同［39］。

［42］同［39］。

［43］司馬遷。史記（第55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44］同［15］。

［45］司馬遷。史記（第96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46］同［8］。

［47］司馬遷。史記（第9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9。

［48］文帝三年，“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留遊太原十餘日。”“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後元）三年春二月，行幸代。”“（後元）五年，……秋七月，行幸代。”班固。漢書（第4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2（6）。

［49］班固。漢書（第47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2。

［50］班固。漢書（第50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2。

［51］葛洪。西京雜記：杜子夏自作葬文（第3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52］張震澤。張衡詩文集校注（冢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3］班固。漢書（第4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2。

原載《考古與文物》 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