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看！山西人必瞭解的走西口的歷史背景

「來源： ｜山西導遊詞典及攻略 ID：zhangyiyezhou」

《走西口》是一首古老的山西民歌，據說它已經流傳了一兩百年。

這首歌不但山西人會唱，山西鄰近的內蒙、陝西，甚至更遠一點的寧夏、青海、甘肅也有許多人會唱。

中國有句老話叫“十里不同音”，說的是民歌有很強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許多地方的人會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當時有許多山西人曾到過這些地方，他們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這首歌，時間長了，當地人也學會了。

包頭，現在是內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過兩百萬。在一百多年前，這裡還只是個叫包克圖的小村子。包頭人說，因為山西人到這裡做生意，才一點一點有了今天包頭城的雛形，現在包頭城裡還流傳著“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這樣的說法。復盛公就是山西一戶姓喬的商人在一百多年前開的商號的名稱。

山西，明、清兩朝的許多地方誌中，也提到了當時山西人到西北謀生的經歷。由於有這種經歷的人太多，在一些地方竟成了一種風俗。

《太谷縣志》中記載太谷縣的人“耕種之外，鹹善謀生，跋涉數千裡率以為常”。

《盂縣誌》中說“往往服賈於遠方，雖數千裡不辭”。

《壽陽縣誌》說鄉民“貿易於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

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梁小民：“山西人走西口的時間呢？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開始，那麼截止時間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應該是在明末清初，這個時候數量是最大。所謂走西口呢？應該前後持續了將近三百年左右，而且應該說走西口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是由於山西當時人口比較多，所以生活比較困難。於是呢？人口外遷，這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就是由於在內蒙這一帶，當時的邊防需要，所以晉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時候，內蒙邊防的需要發展起來的。那麼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為了適應這種要求，到口外去發展商業，發展貿易，以至於到後來的票號。所以走西口這個現象，實際上就是中國移民的一個部分。”

一首民歌竟扯出一段厚重的歷史，這段歷史包含著成千上萬人的命運。而他們的命運又或多或少地和那個叫西口的地方有關係。那麼西口到底在哪裡呢？

這裡就是最初的西口，它位於山西、內蒙交界處的右玉縣，它實際上是長城上的一道關隘，真正的名字叫殺虎口。

在明代時，為了防止蒙古騎兵南下，這裡曾駐紮了大量軍隊。明朝和蒙古部族關係緩和之後，它又被開闢為雙方貿易的市場。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個皇帝，先後出兵平定西北叛亂，殺虎口又成了供應大軍糧草的後勤基地。戰爭結束後，這裡成為山西人進入西北地區的門戶。由於來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這個地方一度的商業繁榮。

山西右玉縣殺虎口村居民：“是繁榮啦，過去我聽人說這地方有三千六百家人家。從這兒一直走，就到了呼市、大同、包頭、西包頭，出了外面了。這會兒大概有四五百家。”

山西右玉縣殺虎口村居民：“從來提起右玉縣，沒名，一提起殺虎口來，叫小北京，有名。”

山西右玉縣殺虎口村居民：“過去是天天進鬥金斗銀的地方，我自己沒牙了，說不真。聽懂意思了沒有？沒有什麼可說的，反正過去有個戶部衙門，樓房挺多，七十二座廟，旁的一時咱們也記不住了。”

山西右玉縣殺虎口村居民：“餘、張、馬。這三家是大有錢的，人家門前有旗杆的，都是做過大官的。”

殺虎口的變遷，其實可以看做明、清山西曆史一個縮影。如果我們站在整個中國的角度打量山西，就會發現，山西北鄰蒙古草原，南邊緊挨著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農民種的茶、紡的布，中原的農民種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養的馬。這種相互的需要，必然會造成商業的往來，如果商業往來被人為阻斷的話，就只能以戰爭的方式來解決。

但不論戰還是和，山西可能都是連通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之間最短的一條通道。這一點，那些想在中國建立強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入關之前，在制訂他們經略中原的戰略時，就把山西作為必須控制的地區之一。他們認為“山東乃糧運一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極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

這些話並不是說說而已，清兵一入關，順治皇帝的屁股還沒有在紫禁城的龍椅上坐穩，馬上召見了當時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宴便殿、賜服飾”，又是請客，又是送禮，最終還把這些商人編入了由內務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

順治皇帝超規格的禮遇，為清朝後幾任的統治者換來了極大的回報。雍正十五年，朝廷調集九省大軍，平定青海叛亂。清軍進入草原深處之後，由於補給線過長，軍糧供應發生困難。

正當朝廷上上下下一籌莫展之際，一個叫範毓賓的山西商人站出來說“這件事就交給我做吧！”範毓賓的爺爺，恰恰就是參加過順治皇帝賜宴的那八位商人之一。

一個國家都很難做成的事，一個商人做起來可能就更加艱難。有一次，範毓賓運往前線的十三萬擔軍糧被叛軍劫走，他幾乎變賣所有家產，湊足一百四十四萬兩白銀，買糧補運。

今天，我們可以在《清史稿·列傳》中找到範毓賓的名字，它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貴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在這篇《列傳》中說他“輾轉沙漠萬里，不勞官吏，不擾閭鄰，剋期必至，省國費億萬計”。

范家以“毀家抒難”的做法，贏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賞識，作為回報，朝廷慷慨地把與西北遊牧民族貿易的特權交給了范家。這一下對範毓賓家族來說，稱得上是天大的商機獲取，因為在此之前，朝廷是嚴禁漢人進入草原和牧民進行貿易的。

走西口的路就這樣被打通了。

學者餘秋雨：“這牽扯到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就是西北，非常遙遠的地方，氣候也非常寒冷。儘管清朝統治者來自於東北，但是對西北還是陌生，生態也還是不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面，我們按照我們現在想起來，叫後勤供應非常困難，所以他們有一個非常聰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邊將士們的所有用度有沒有透過一定的商業方式，商業運作方式來解決。那麼你如果能夠解決的話，我們朝廷給你們另外一種的許諾，比如賣鹽的許諾。在這種情況下面，山西正是首當其衝。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在我們中原統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還有其他地方，一直到西北邊疆去的大通道，山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門戶，非常重要的門戶，這叫因緣際會。在這麼個大形勢之下，山西的走西口的群體就有了方向。”

這些院落是山西人走西口發財之後為自己修造的房子。現在它們被作為晉商財富的象徵。如果略微探究一下這些大院的歷史，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幾乎全是一些在家鄉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

喬家大院，這裡過去曾住著山西最有名的一戶大商人。他們的商號主要開在內蒙古的包頭市。鼎盛時期，他們幾乎壟斷了包頭的一切貿易經營活動。而喬家由寒酸貧困通往大財大富的發展道路，就是由先祖喬貴發走西口開始的。

喬貴發第六代孫喬挹青：“一開始去包頭的時候，喬貴發一分錢都沒有，就全是靠苦力打工。後來掙了一些錢，但是當初買賣做得也不是很好，他就回到老家又開始種地了。他在包頭的那個小買賣，就請一個姓秦的老鄉在那兒守著。”

西口，現在具體的意思有爭議，有說是山西北部的黃河渡口殺虎口；有說是河北張家口以西。在清朝泛指山西以北，河北張家口以西的廣大內蒙地區，如包頭等地。由於這裡是清政府和蒙古人的交界處，所以地廣人稀，再往北就是蒙古草原，就是蒙古人了。

明清時期在河北山西陝西北部設定了關口，關口以北的地方就叫口外。明清時期，和蒙古人進行商品貿易，就要在口外幾個定點進行，類似今天和俄羅斯，哈薩克接壤的地方設定外貿口岸一樣。山西的商人要到口外去做生意，就得出關口，後來就叫走西口了。走西口後來就成了一個泛指，山西，陝西河北的商人去口外做生意，都叫走西口。這個事情對後世的影響很大，漢人大量移民到了口外，穩定了邊疆。

包頭，現在是內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過兩百萬。在一百多年前，這裡還只是個叫包克圖的小村子。包頭人說，因為山西人到這裡做生意，才一點一點有了今天包頭城的雛型，現在包頭城裡還流傳著“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這樣的說法。復盛公就是山西一戶姓喬的商人在一百多年前開的商號的名稱。山西，明、清兩朝的許多地方誌中，也提到了當時山西人到西北謀生的經歷。由於有這種經歷的人太多，在一些地方竟成了一種風俗。

山西人走西口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開始，截止時間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應該是在明末清初，這個時候數量是最大。

走西口前後持續了將近三百年左右，而且應該說走西口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是由於山西當時人口比較多，所以生活比較困難。於是呢？人口外遷，這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就是由於在內蒙這一帶，當時的邊防需要，所以晉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時候，內蒙邊防的需要發展起來的。那麼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為了適應這種要求，到口外去發展商業，發展貿易，以至於到後來的票號。所以走西口這個現象，實際上就是中國移民的一個部分。

在當時，山西有很多窮漢，他們窮困的原因並非因為懶惰，而是因為山西的自然條件實在太惡劣。清朝山西一個讀書人在談到山西時曾痛心疾首地說“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漁米之利，鄉民惟以墾種上嶺下坂，汗牛痛僕，仰天續命”。“汗牛痛僕”的意思就是說牛已經累得渾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勁抽趕。在傳統社會中，耕牛對於農民來說，不僅是家裡最值錢的家當，還是他們勞作的夥伴。不到萬不得已，輕易不會這樣拼命使喚。但是即使這樣拼命地幹，田裡產出的糧食仍不夠餬口，清朝一個叫任啟運的人說“江南二百四十步為畝，山西千步為畝，而田之歲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誌甚至說大同地區“歲豐，畝不滿鬥”。

山西不但土地貧瘠，而且自然災害頻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時間裡，山西全省性的災害就達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長的一次旱災長達十一年。據官方統計，死於這次災荒的山西人超過了三百萬。

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時，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

那首叫《走西口》的民歌，開始在山西的村頭、路邊響起來。它的歌詞其實是妻子送別丈夫，少女告別情郎時說的一些家常話。因為分別之後就不知道什麼時再能見面，所以叮囑的就多一些，瑣碎一些，生怕有什麼自己想不到的地方。

再捨不得走也還是走了，咬住牙，想著有一天一定要再走回來，後來他們真的回來了。就在這片逼著他們不得不走出去的貧瘠土地上，給妻子、兒女蓋起了一座座結結實實、富麗堂皇的院落。

這是一張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線圖。

從山西中部和北部出發，一條向西，經殺虎口出關，進入蒙古草原；一條向東，過大同，經張家口出關進入蒙古，不論走哪條路，首先都要穿過橫亙在那裡的長城設定的一系列關口。

既然是長城上的關口，最初的作用是作為軍事要塞，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險要。

雁門關位於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脈之中，它之所以得名，據說是因為這裡位置太高，關城建好之後，空中飛的大雁也只能從城門洞中穿過去。一兩百年前，走西口的山西人沿著崎嶇的山路，翻過這些一眼望不到頭的大山，為了能在春天到達草原，他們又往往必須選擇在數九寒天就開始這種漫長的跋涉。

在這種條件下，山西人不但走了過去，而且是一代又一代地這樣走過。固關是山西東北部的一座門戶。透過固關關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鋪成，由於往來人員車馬川流不息，年長日久，甚至在這些青石上，軋出了幾寸深的車轍印。

如果說，這些只是地理上的關口的話，那麼翻過這裡，走西口的山西人還要面對一座座心理上的關口。

出雁門關往北不到一百公里，有個村子叫歧道地。在村子邊有兩條大路，一條通往殺虎口，一條通往張家口。雖然兩條路最終都可以到達蒙古草原，漫漫長途到底該往哪兒走呢？

對最初走口外的山西人來說，蒙古草原只是寄託著他們模糊的希望。在那裡他們到底能做什麼？結果又會怎樣？大家心裡並不清楚。那些迫於無奈，只好咬著牙忍著淚從家裡義無反顧地走出來的人們，面對眼前的選擇時開始猶豫了。當年，他們中的許多人，就站在這處叫黃花梁的山岡上，唱起那曲悲涼的歌。

山西山陰縣歧道地村民：“南面的人上來，到在這兒來說了，一爬上這個梁，就可以看見下面（兩條路），這就是說‘上一個黃花梁呀，兩眼哇淚汪汪呀，先想我老婆，後想我的娘呀！’這意思也就是一個順口溜哇。”

山西山陰縣歧道地村民：“他就沒有把握，他就不知道哪頭去，生意好生意壞，他就到這兒扔鞋板兒呀，把這個鞋一脫一扔，扔在哪邊他就走哪邊，好與壞他就走在那頭兒。”

這樣的做法，不是聽天由命，它更像是一種賭博，和命運，和老天爺的一種賭博。賭注就是自己的一條生命。

內蒙古作協專業作家柳陸：“第一，山西人走西口，他遇到的首先是土匪。土匪半路要搶劫他，有一個叫黑土崖子，從府谷縣一進入包頭，有個地方叫黑土崖子。這個地方是土匪出沒的地方，所以好多人葬身在沙漠裡面沙蒿里頭，被搶被劫；還有就是被凍死的，因為北方草地氣候寒冷，它不像中原地帶，不像山西口裡那樣暖和。他不瞭解，那個時候沒有什麼氣象部門預報，他不瞭解，遇到暴風雪，道路不通，沒辦法被凍死的，還有被餓死的，在沙漠裡迷失了方向。”

山西文學院專業作家燕治國：“有個關，在關裡頭還是內陸的風光，也沒有風沙。但從這個關口一開大門，我開過那個大門，外邊一股風就吹進來了，再往前跨一步，就進入蒙古荒原了，到處是風沙。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現在都能看到山西人的骨頭，屍骨，白骨累累。”

山西省外經貿廳研究員渠紹焱：“結冰，零下四十度；夏天，熱得能昏過去，就是這樣的話，山西商人照樣走過去。”

內蒙古作協專業作家柳陸：“所以山西人講，就是我搭著命在走西口。”

沒有人統計過從清朝初年，一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有多少山西人在這荒原、沙漠中跋涉過，但山西的許多地方誌中，卻記載了大量的這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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