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新書丨“一滴水中見太陽”致敬滬上電影家

《海上星匯》

李亦中 主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0年8月

致敬

文/任仲倫

一部上海電影歷史，實際上是一部電影人的創造史。它時而波瀾壯闊，時而一池秋水；時而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或是壯懷與壯烈，或是沉寂與沉悶，更多還是凱歌與凱旋。我覺得：這部風雲變幻的歷史，值得許多有志之士去研究，需要許多鴻篇鉅製去闡釋。這是電影史家的使命。

閱讀李亦中先生主編的《海上星匯》書稿，撰稿者是滬上有所功成的電影研究者。他們應該有學術底蘊，可以採用“長鏡頭”的視點，去全景式地研究上海電影。但是，這次他們聚集起來，卻商量運用“特寫”式的表述方法：聚焦一些有價值的人、一些有意義的事，去敘說上海電影史的某些“關鍵”，或者某些“細節”。用李亦中先生的話說：不求全，求代表性；不求全，求關鍵節點；不求全，求最典型事例。敘說方法的選擇，本質上是敘說思維的選擇。這種新的編撰原則，由此構成了本書新的編撰視角。

於是，我們讀到了導演鄭正秋、孫瑜、沈浮、蔡楚生、費穆、吳永剛、湯曉丹、張駿祥、陳鯉庭、鄭君裡、桑弧、謝晉等；讀到了編劇柯靈、李天濟、沈寂等；讀到了演員胡蝶、阮玲玉、張瑞芳、白楊、上官雲珠、周璇、王丹鳳、金焰、石揮、舒適、孫道臨、邱嶽峰等；還有其他主創者嚴工上、聶耳、顏鶴鳴、鄭崇蘭、黃紹芬、韓尚義；以及電影企業經營者或領導者，前有張石川、陸潔，後有特偉、陳敘一等。雖然頗有遺珠之憾，但是，聚焦的這39位前輩電影人，他們既代表了電影行業的諸多領域，也涉及上海電影不同歷史時期。以往記載電影人物時，大多聚焦於演員與導演等主創人員。其實，電影作為綜合性藝術、作為商業與藝術相融通的產業，它匯聚著不同的優秀人才，它需要各領域的綜合性成就。本書是一種時空的經緯編織，也是對行業的綜合覆蓋。

上海被譽為“中國電影發祥地”。其發展軌跡為：自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肇始，從電影放映起步，繼而向電影製片開拓，然後形成電影產業鏈的蔓延性發展——電影公司的建立、電影發行公司的湧現、電影雜誌的創刊、電影學校的創立，以及電影技術裝置的引進與研發等等。所以說，上海電影產業的領先，是整體性的領先。比如，上海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現了中國電影首次高潮，其標誌是一批優秀電影集中湧現，一批優秀電影家群體崛起。但同時，還有電影院的星羅棋佈、電影市場的風起雲湧、製作技術的廣泛運用，以及眾多電影企業前赴後繼等等。比如，本書中記載的鄭崇蘭先生，對普通觀眾屬於陌生的名字。但在當年中國電影攝影器材全部依賴進口的背景下，他主持製造了中國第一臺35毫米有聲電影攝影機，並立即投入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拍攝，使得該片成為第一部用國產攝影機拍攝的故事片。這是功不可沒的。

由此，我們聯想綿綿：當今中國電影由大國向強國邁進，同樣需要整體性的國家戰略。除了擁有的影片生產總量、影院擁有總量，以及票房與人次的總量處於世界領先之外，還必須花更大的努力，去建構一個更加整體的電影版圖。比如，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影片、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發行、處於國際領先的電影製作技術、建立成熟的電影金融體系與電影教育體系，更為重要的是要擁有強大的電影企業。這些年，我一直在強調：建設電影強國，必須有一批強大的電影企業。美國以迪士尼等為代表的五家主流電影企業，佔據北美票房的75%、全球票房的26%，由此而成為美國作為電影強國的中流砥柱。

我在閱讀本書稿時想到，以一本書的篇幅，要描述出39位電影前輩的輝煌成就，實在需要“一滴水見太陽”的功底。因為每一位電影家的事蹟，都可以是一部煌煌大作。這次撰稿者摒棄洋洋灑灑，而追求惜字如金，追求畫龍點睛。所以，每一位被記載的電影家，都有令人難忘並且獨特的點睛之筆和傳神之處。讀《張瑞芳：永遠的“李雙雙”》，最精彩的是關於《李雙雙》創作爭論的記敘。在當時政治氣候下，導演魯韌起初擔心被扣上“醜化勞動人民”的帽子，主張人物表演“悠著點”，而張瑞芳堅持“豁出去演”，一時形成創作分歧，用張瑞芳的話說：“這過程，就像痛痛快快打個噴嚏，但只能打前半個，後半個得憋回去”。幾個細節，幾句話語，就把張瑞芳對藝術的執著與個性表現得活龍活現。讀《陳敘一：上譯廠締造者》，同樣是幾個“關鍵詞”，塑造出陳敘一的人格魅力。比如，他說：“有兩件事要天天下功夫去做，一是劇本翻譯要有味，二是演員配音要有神。”所以，在譯製《加里森敢死隊》時，片中美國中尉帶著一群囚犯去打擊德國鬼子。這些囚徒如何稱呼這位長官呢？上尉？隊長？好像不符合這些充滿痞氣的囚徒身份。陳敘一挖空心思，終於想出絕招——稱中尉為“頭兒”。真是神來之筆！這個“頭兒”的稱呼，後來風靡全國成為流行語。讀《桑弧：當年蓬矢桑弧意》，固然為其藝術探索成就而敬仰，同時也被他描寫的片場環境所逗樂。他寫道：“白天是知了統治的世界，夜晚是青蛙逞能的疆域。它們彼此扯足了嗓子，從四面八方傳播著它們勝利的歌唱。我們的攝影棚的裝置不足抵禦它們的優勢進攻，我們無法和麥克風商量，叫它只收人類的說話而拒收其他生物的呼聲。”最後，只能動用工人，白天搖樹枝趕知了，晚上扔石子趕青蛙。所以，他又風趣地寫道：好萊塢的同志們雖然做夢也想不到僱傭人來搖樹或投石子，可是他們也決不能領略到我們這一種“野趣”。電影家的成就來自傑出的靈魂、傑出的個性，還有傑出的品格。從對於這些電影家的簡練描述中，我們看到了最為豐富的精神與思想，也懂得了優秀電影家之所以優秀的真諦。

上海電影家，是上海電影最為明亮的主角群體。無論是中國電影初創時期，還是三四十年代的高潮時期；無論是新中國電影處於輝煌與彷徨，還是改革開放新時期電影的探索與發展，他們都站在風口浪尖上，從來沒有缺席過。為什麼上海電影家能夠如此堅忍不拔地創造出持續輝煌？我覺得：一是時勢造英雄，二是英雄造時勢。

時勢造英雄。人們不停地問：為什麼上海率先成為中國電影的半壁江山？這是因為上海率先成為擁抱工業文明的城市，導致機器革命成果被整體運用，那些依靠機器文明的新型文化娛樂產業由此迅速崛起。如報業，如出版業，包括電影業。當然更為重要的是，一批新式的知識者與新式經營者應運而生。比如，本書記載的張石川與鄭正秋，他們是早期的明星影片公司發起人。前者是美化洋行廣告部買辦，後者是拍攝首部故事片的新式文人。又如，聯華公司創始人羅明佑早年求學於燕京大學法學院，20歲起開辦電影院，轉而進入製片業；天一公司創始人邵醉翁早期擔任律師與銀行經理，爾後集資經營笑舞臺，演出文明戲，繼而與兄弟一起創辦天一影片公司。至於電影的主創者，更是會聚了一批新式知識分子。如果說，二十年代的電影創作者，主要是受戲曲影響和演文明戲為背景；到了三十年代則是以新式話劇與文學為背景，加上海外歸來的留學生，匯聚成一股新的力量。如，蔡楚生、鄭君裡均為左翼戲劇家聯盟中間力量；費穆早年在北平就讀法文高等學堂；田漢、洪深、沈西苓分別留學日本；黃佐臨畢業於劍橋大學文學系；張駿祥畢業於耶魯大學。夏衍作為左翼電影的旗手，還有柯靈、陽翰笙等，他們進入電影界之前都已經具有很高的文學修養。

英雄造時勢。新式電影人的出現，讓上海電影面貌煥然一新。我們閱讀一下本書傳主的業績。比如，1930年聯華公司出品的《故都春夢》，導演為孫瑜；1931年明星公司出品的《歌女紅牡丹》，為中國最早攝製的蠟盤發音有聲故事片，編劇洪深，導演張石川；1934年，聯華公司出品的《神女》，編劇、導演為吳永剛；同年出品的《漁光曲》，編劇、導演為蔡楚生；1935年電通影業公司出品的《風雲兒女》，編劇為夏衍、田漢，導演為許幸之，其主題歌日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這是世界上唯一以電影歌曲為國歌的，作曲為聶耳。1947年出品的《一江春水向東流》（上集《八年離亂》，下集《天亮前後》），編劇、導演為蔡楚生和鄭君裡；1948年文華影業公司出品《小城之春》，導演為費穆；1948年崑崙出品《萬家燈火》，編劇為陽翰笙和沈浮，導演為沈浮；1949年崑崙出品《烏鴉與麻雀》，導演為鄭君裡。在新中國電影長廊中，湯曉丹導演的軍事電影，如《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南昌起義》等等；張駿祥導演的《白求恩大夫》；桑弧導演的《祝福》《魔術師的奇遇》《子夜》等等，都是電影史上的經典。尤其是改革開放時期，謝晉導演的三部曲《天雲山傳奇》《芙蓉鎮》《牧馬人》，更是以思想銳氣和藝術探索，呼應了中國改革開放，啟蒙了百姓的思想解放。由此，他在2018年獲得中國“改革先鋒”稱號。所以說，他們在創作代表性的電影中，自身也成為代表性的電影家。

近年，我應邀主編《上海市志·電影卷1978—2010》，由此重溫上海電影百年史，尤其是改革開放時期的電影史。眼下，我又閱讀著《海上星匯》。我始終心潮澎湃：上海電影歷史的每一頁，都始終屹立著那些偉大的電影家。就像遼闊的天空，是由日月星辰所照耀的那樣，上海電影的輝煌，是由所有孜孜不倦奮鬥並有煌煌成就的電影家所創造的。於是，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致敬！

2020年6月16日

上觀號作者：書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