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鬱金香”非彼“鬱金香” 唐代的外來香料真“香”

漢 實物及畫像磚上的博山爐

唐 閻立本《職貢圖》表現婆利、羅剎、林邑各國朝貢

中國香文化歷史悠久，早在石器時代就有焚香祭祀的行為，先祖們以燔木升煙儀式告祭天地，可謂是後世祭祀用香的鼻祖。漢武帝通西域，統南越，開海路，在促進東西方交流的同時也便利了南部溼熱地區及海外香料傳入中原。薰香在此時流行開來，沉香、蘇合香、雞舌香等已成為王公貴族的爐中佳品。名品香具“博山爐”出現，並在此後七百年間廣為流行。

進入中古時期，隨著道教發展與佛教傳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香文化發展，中國本土香料與外來香料的融合，促進了中國香文化的多樣化。

香味幾年不散

楊貴妃用的這種香料竟然這麼神奇

唐代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百姓安穩富足，對生活品質就有了更高追求。香料作為物質精神雙重滿足的商品，也就走下神壇，從貴族士大夫階層專享，轉而受到庶民追捧。另外，唐代香料的急速發展得益於便利的交通。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通達，為香料大宗進口並販運至大唐各處提供了充分條件，進而推動了香料貿易和香文化的繁榮。

《酉陽雜俎》載“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為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及上皇復宮闕，追思貴妃，賀懷智乃進所貯幞頭，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香也。”

楊貴妃的領巾被交趾朝貢的瑞龍腦薰香後，時隔多年依舊香味濃郁。可見其質量極佳。龍腦香為唐代名貴的進口香料，被譽為“瑞龍腦”。《諸蕃志》雲“龍腦之樹如杉，生於深山窮谷中，經千百年，支幹不曾損動，則剩有之否則，腦隨氣洩。”可見其珍貴。隨著進口香料的傳入，有關香料的知識也隨之入華。據《酉陽雜姐》記載：“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葉圓而背白，無花實。其樹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龍腦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斷其樹劈取之，膏於樹端流出，研樹作坎而承之。入藥用，別有法。”

由此可知，龍腦香和婆律膏是同一種樹的不同命名，其實是同類產品。謝弗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中指出，所以被稱作龍腦香，是人們把那些從海外帶來的、奇異而珍貴的物質，與想象中的主宰大海的龍聯絡起來的緣故。其實所謂的龍腦香就是婆羅洲的“左旋樟腦”，它是從印度尼西亞和馬來亞的一種高大的樹木中提取出來的。龍腦香深受唐人偏愛，經常作為文人雅士的吟詠之物出現在唐詩中。如劉禹錫《同樂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爐添龍腦灶，緩結虎頭花”，李賀《春懷引》“寶枕垂雲選春夢，錮合碧寒龍腦凍”。龍腦香常被用來薰香、調味、裝飾或作為佛教供品。

謝弗將中國古代的

“鬱金香”考證為 “藏紅花”

唐代香料來源廣泛，除少量本土供應外，其他多為外來，且種類繁多、質量上乘。唐代社會嗜香風氣盛行，且唐人尤為喜愛舶來品，正如謝弗在《唐代的外來文明》（ 一名 《撒馬爾罕的金桃： 唐朝的舶來品研究》）中所云“七世紀中國是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當時追求各種各樣的外國奢侈品和奇珍異寶的風氣開始從宮廷中傳播開來，從而廣泛地流行於一般的城市居民階層之中”。唐朝香料或香材的消費市場之巨大，僅靠外邦朝貢無法滿足，更多的是依靠從事香料經營的胡商從其產地販運到中國的民間貿易。

據《中國印度見聞錄》記載：“在印度海和中國海，海里有珍珠和龍涎香；……植物中有黑檀、蘇枋木、竹子、沉香、龍腦、肉豆蔻的果實、丁香、白檀以及其他優質香料……”香料是唐末朝貢貿易中的重要交換物，有來自印度、斯里蘭卡和尼泊爾的鬱金香、沉香等，也有來自阿拉伯地區的乳香、蘇合香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所說的“鬱金香”，並不是我們常常看到的荷蘭國花百合科鬱金香，而是一種香料。唐朝時，一種鬱金香香粉在中國以藥物與香料的身份暢銷。謝弗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中指出，漢文典籍中的“鬱金”一詞有時用來指“turmeric”（薑黃），可見，此“鬱金”與百合科的鬱金香（tulip）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植物。又指出“鬱金”與“蓬莪術”有近親關係，在世界上許多地區被混為一談。謝弗將中國古代的“鬱金香”考證為“藏紅花”，其原著中的這一章節即命名為 “Saffron Crocus”，“saffron”即為“藏紅花”的英文寫法。

李時珍 《本草綱目》中所言 “《金光明經》謂之茶矩摩香”，實際上是譯自 “藏紅花”的梵文 kunkuma。謝弗在《唐代外來文明》中提到：“647年（貞觀廿一年），有一條關於鬱金香的彌足珍貴的記載，據稱：‘伽毗國（Kapisa）獻鬱金香，葉似麥門冬。九月花開，狀如芙蓉（即呈杯子的形狀），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華而不實，欲種取其根。’顯然這裡記載的是送到唐朝的整枝的鬱金香。”

沉香主要出產於我國南方和東南亞地區。沉香的品質又因產地不同而有所區別，據《諸蕃志》載“沉香所出非一，真臘為上，占城次之，三佛齊、閣婆為下。”唐代使用的沉香主要來自林邑國。

開元二十二年，林邑王遣使獻沉香，其中包括多達三十斤的“黑沉香”。雖然沉香在唐以前已被引進，但唐時沉香無疑是最流行的。唐代吟詠“沉香”的詩詞佳句比比皆是，如“桂筵含柏馥，蘭席拂沉香”、“沉香火暖茱英煙，酒獻給帶新承歡”、“博山爐中沉香火，雙咽一氣凌紫霞”、“玉臺龍鏡洞徹光，金爐沉煙酷烈芳”等等。

唐朝時香料更多地應用於

佛教、道教等宗教焚香

唐代一些大城市如廣州、揚州是香料的集散地。鑑真和尚東渡日本時，在廣州看到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船，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堆積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韓愈在《送鄭尚書序》中也感嘆道“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袱瑙、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數”。廣州聚集了外國商人和異域香料，源源不斷的香料船，使廣州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場之一。

唐代東都洛陽彙集了不少經營香料的胡商，他們在北市結成香行社經營進口的各種香料。龍門石窟題記中可見“北市香行”字樣，記載永昌元年北市香行名錄。

除了貿易往來，香料還是朝貢的重要物品之一。史書記載，太宗貞觀十五年（641），“詔衛尉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屍羅逸多率群臣東面受詔書，復獻火珠、鬱金、菩提樹”。天竺國王屍羅逸多來到中國，在接受唐廷詔書時，用以焚香儀式，他所獻的鬱金香就是隨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

《香乘》中提到諸多香料都由西域進貢而來，如烏荼國、交趾國向唐太宗進獻龍腦香，其後又有交趾國向唐玄宗進貢瑞龍腦香等。這些外來香料以樹脂、香花型為主，香料功用更加多樣化、精細化，與本土香料型別差異很大。且香料更多地應用於佛教、道教等宗教焚香，製作技術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發展，中外文化交流日盛，外來香料經由此路傳入中國。中國本土香料與外來香料的融合，促進了中國香文化的多樣化。唐代儒、釋、道思想盛行，焚香又多用於宗教的寺觀廟宇中，逐漸與宗教文化相融合，為唐代社會增添了神秘色彩。

文/本報記者 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