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國之痛：胡適遠走的是地方，是大幸也是不幸，更是他大幸的開始

1948年12月14日，北平城被圍，蔣介石致電當時的北平總司令傅作義，命令他安排那些著名的知名知識分子離開北平。第一批知識分子名單中就有當時的北大校長鬍適先生。

1948年的政治空間已經呈現兩極化，使得中間派知識分子或者自由派知識分子再也沒有迴旋和中立的餘地。胡適等英美式知識分子也只能做出明朗的政治選擇，不得不站到蔣介石這一邊。

在此之前，遠在美國的胡適曾為中國和平做出努力。始終保持獨立地位並超越黨派色彩的他致電並委託王世傑，將一封電報轉交給毛，當時的王世傑 致電胡適：電報已親自轉交毛先生矣。但是，這封電報最終石沉大海。

這也顯示了胡適的天真。在槍桿子、刀把子、鐵與火的近代中國，胡適的價值和理想是何其的脆弱。但這是胡適的錯呢還是自由主義本身的錯呢。 自由主義本身的組織性向來為人詬病，因為要保證每一個個體的獨立和自由，很難形成統一的力量，但是，如果形成強大的號召力和組織力，勢必會損傷個體的價值，這又與自由主義的價值相矛盾。這也卻是顯示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兩難和尷尬。

在蔣介石的電報催促下，胡適匆匆南下，來到政府所在地南京。這時的胡適始終是以“逃兵和難民”來形容自己。 1948年12月14日，南京的北大校友會在北極閣下中央研究院禮堂大廳慶祝北大的 50週年。胡適應邀參加，他講話時哽咽著說道：弟乃一不名譽之逃兵，今日實在沒有臉面站在這裡講話。以致“痛哭失聲”，在場的其他知識分子也是掩面而泣，“會場悽然斷絕”。

1949年，新年過後，胡適在他1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日記中盡是憂傷。

蔣介石此時已經積極勸說胡適再次入閣政府或出任駐美大使，胡適表示自己想保持自己僅有的一點獨立和自由，後來幾經勸說，胡適始終態度依然故我。後來王世傑又勸，胡適表示：弟深信，個人說話自由對於國家或更有益，故決不願改變。遂決定以私人身份訪美。 後來胡適去往上海，住在陳光圃的銀行招待所中，這幾天日記都是寥寥無幾，只 是一些會客的記事，他收到了北大同仁的電報，心情“甚慰藉”。

1946年，胡適在和雷震等用完早餐後，登上“克利夫蘭號”輪船，駛往美國，心情黯淡的胡適，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胡適為《自由中國》雜誌寫下了序， 並談到老友陳獨秀，他為陳獨秀的晚年見解感到高興。

1949年8月14日，新華社發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知識分子”。

而此時，胡適已遠走海外，傅斯年東渡臺灣，錢穆南下殖民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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