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身份背後的政治

金衡山/文

在多元文化主義大潮依舊處於進行時的當下美國，種族與族裔話題一直是文學關注的物件。近年來，普利策和美國全國圖書獎已經多次頒給非裔、本土裔和韓裔等作家。相對而言，曾經在歷史上頗有成就的猶太文學似乎寂寂無聞。這是不是與猶太人在美國早已經被認為是白人、至少是成功的白人的一部分有關？又或者說，猶太人的成功模糊了其族裔的身份，以致不再需講述與其特徵相關的故事？

2022年普利策小說獎頒給了一位猶太裔作家，其作品《內塔尼亞胡一家》（TheNetanyahus）迴應了上述疑惑，讓人們再次把目光聚焦到了美國猶太裔人身上。小說的敘述語調幽默，間或尖刻與諷刺，同時又時時呈現自嘲與自我批判，堪比文學史上諸如馬拉默德、貝婁和菲利普·羅斯這樣的猶太小說大家。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對猶太身份的認知入木三分，不僅僅是承續了慣常的美籍猶太人身份衝突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把對猶太身份的認識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中，一方面講述其淵源，另一方面則是透視背後的政治問題，從深層次上探討由宗教到族裔再到種族行為間的關聯，由此襯托在歷史和當下世界中一些猶太人所作所為的緣由。在這個意義上，這部作品超越了一般的族裔文學的範疇，直面由對種族問題認識的偏頗導致的本質主義認識觀的偏執。就這個方面而言，小說展示了其深刻的批判力度，這是近年來美國族裔文學少有的表現。

上世紀五十年代，紐約州一個鄉野小鎮上的文理學院有了第一位猶太教員，他在那裡教授美國納稅史。有一天，這位剛出校門不久名叫布路姆的年輕助理教授被系主任要求去接待一位來應聘的猶太學者，同時成為歷史系應聘委員會的成員。這兩位學者的研究領域根本不相關，不過，猶太人的身份把他們拉到了一起。正是從這裡開始，小說展開了看似情節簡單實則內容繁複的故事敘述。

小說作者約書亞·科恩透露，故事素材來源於美國大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對他的親口講述，布魯姆年輕時曾經在校園裡接待過一位名叫內塔尼亞胡的以色列歷史學家和他的家庭的來訪。這個事深深吸引了科恩，以致他不得不就此寫成一部小說。故事中的敘述者布路姆的原型就是布魯姆，內塔尼亞胡也基於真實人物，是已經去職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父親。這部作品因此可以歸類為歷史小說，打通現實與虛構的隔閡，把現實中的人物用虛構的方式展現在讀者眼前。

就人物塑造而言，科恩顯然在布路姆身上增加了更多的虛構色彩，只是使用了真實人物的一些生活線索，與現實中的布魯姆沒有多大關係。相對而言，在內塔尼亞胡這個形象上，作者下足了功夫，不僅和盤托出其生活背景和成長軌跡，而且還探囊其學術著述，從其研究路徑和目的著手，揭示其真實心態和政治雄心。所有這一切與真實人物緊密關聯，從中可以看出小說作者對這個人物的某種看法。但這部小說畢竟不是傳記，科恩不是要給內塔尼亞胡畫像，而是試圖透過講述人物故事來勾勒猶太身份的矛盾處境，繼而揭示種族問題背後的政治困厄的來源。

從這個角度而言，小說中的兩個主要人物代表了兩種猶太裔美國人：一種是謹慎生活，努力工作，爭取早日同化於美國人之中；另一種則是篤信猶太信仰，堅守上帝選民信念，堅決要求實現復國大夢。從表面上來看，前者是很多猶太裔美國人在美國生活的寫照，後者是對一些猶太復國主義者思想淵源的探究。這兩種人物似乎沒有多大關係，作者完全可以各寫各的，各講各的故事。科恩的不同尋常表現在把兩者融合在一起，一方面藉以前者表現傳統意義上的猶太族裔在成為美國人過程中所遭遇的種族和文化上的有形無形的抵制和壓抑，另一方面通過後者引發對種族問題本身的再思考，而這實際上也是美國無法擺脫的困境。

從大城市紐約來到一所小鎮學院的布路姆想透過學術之路，成為美國人。他選擇美國生活中的納稅歷史作為研究物件，為此可以獲得“美國研究學者”稱號。這不只是一個稱號，更是表明其脫離猶太身份的姿態。他相信“進步”概念，在其眼裡，這是美國的象徵，所謂無論何人，一律同樣對待，人人都是美國人。可是，在實際生活中，他遭遇的恰恰是他不願面對的：猶太人的身份如影隨形，時不時地在生活和工作中被人當話柄使用。

聖誕晚會上，他被要求扮演聖誕老人，因為猶太人天生長有一捋鬍鬚。他研究納稅史，名聲外傳，大家蜂擁而來要求他幫助如何減稅，一大原因更是因為猶太人精於算計，對錢天生敏感。他被要求參與內塔尼亞胡的應聘面試，僅僅就是因為他們都是猶太人，出自“一家”，天生地互相瞭解。這種背後作祟的刻板印象是區別族裔的有效方式，在不知不覺中給被區別的物件貼上了標籤，其內涵也同時指向了不同程度的種族歧視。在布路姆看來，這在猶太人心理中更是造成了一種“猶太焦慮症”，讓他們天生神經緊張。在這種社會氛圍裡，一個猶太人在成為一個成功的美國人的過程中被不停地貼上所謂猶太的標誌，直至被認為是用盡了猶太人的心機才得以成功。在試圖走向成功道路上的布路姆，不得不體味作為一個猶太人的各種尷尬乃至恥辱處境。

與布路姆的擁抱美國但又被隔閡不止的形象相對照的是內塔尼亞胡的人物塑造。科恩透過特別的情節勾勒出了人物的歷史軌跡：這是一個出生在波蘭，在巴勒斯擔以色列人聚集區受教育，受到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影響的猶太人。與布路姆一樣，他們都是離散猶太人。不同的是，前者走的是一條美國夢之路，猶太身份是要被擯棄的物件，而這恰恰是後者堅守的東西。為了表明這種堅守的緣由，科恩充分挖掘了這個人物在真實歷史中的背景材料，透過虛構的兩次演講，展示其猶太身份的堅定立場。這裡，小說描繪的學術話題氛圍與其中透露的種族觀念的政治意味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充分調動了讀者的好奇，另一方面曲折迂迴地表現了政治觀念。科恩在這裡展現了其寫作才能，語調的微妙與尖銳之間的雙向把握讓人稱絕。

在內塔尼亞胡眼中，猶太民族的悲劇來自從宗教到種族間的變化。他從其學術專長——中世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研究——舉例說明。十五世紀前後的西班牙對猶太人進行了大規模的驅逐和迫害，這不是出於宗教原因，因為此前猶太人大多轉信天主教。真正原因在於，內塔尼亞胡指出，新近建立的西班牙王國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需要從貴族那裡奪得權利，而很多猶太人是貴族的忠誠侍從，在金融和財力上提供資助。為了徹底扳倒地方貴族，王國統治者發明了“種族”這個概念，宣佈改信教宗的猶太人本質上屬於猶太種族，不會改變其信仰，一定會在暗地裡再次迴歸猶太教，所以他們是敵人，要被驅逐，宗教裁判所在這個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當然，結果是貴族勢力的衰弱。

需要指出的是，種族概念並不是出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發明，但是他們在這上面增加了一個定義，即，基於純粹血統的種族，而血統則是本質的代名詞，血統不變，本質難改。猶太人的血統註定其猶太信仰本質的根深蒂固，難以改變。歷史學家內塔尼亞胡的理論雄辯滔滔，滴水不漏。儘管在敘述者布路姆看來，他似乎忘掉了1495年與1945年的區別，似乎歷史並沒有變化，一貫如此。

內塔尼亞胡最有力的證據便是這種血統種族論在希特勒德國身上的應用。在揭示迫害者的種族邏輯之荒謬方面，內塔尼亞胡很是表現了一番學者以學問為公器的風範。但是布路姆卻隱約覺得，內塔尼亞胡做的並不是學術研究，而是某種“迷信或者教條”的推演。在他那裡，“歷史是神學，事實是原在的信仰”。歷史上的一切皆是出自源頭的信仰。果然，很快他話鋒一轉，回到猶太人的使命這個話題上。猶太人是上帝選民，得到上帝允諾，復國是猶太人不可迴避的使命。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他所宣揚的是修正主義立場的猶太復國主義思想，拋棄曾經在復國主義思潮中有一席之地的與阿拉伯人共存的想法，建立完全純粹的猶太人國家。顯然，這種修正思想立場乃是基於對純粹猶太血統的信仰。很吊軌的是，內塔尼亞胡前面所批判的血統論毫無障礙地被他自己用到了猶太復國主義思想中。而這樣的轉變，他自己似乎並沒有發覺有任何問題。

更讓布路姆驚愕的是，內塔尼亞胡繼而更是把話題轉向美國，認為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完全可以用民主來解決，解決的辦法是用民主碾壓一切，以獲得絕對一致的聲音，讓所有人統一在民主之下，在這種情況下，族裔問題自然也就不會引起什麼關注。換言之，布路姆遭遇的猶太尷尬也就不會發生。這個看似混亂的思想，實則表現了內塔尼亞胡信奉的一個關鍵邏輯，即以我為主，為我服務的絕對性立場和思想。“民主”在其眼裡，與本意無關，只是拿來用於壓制異常聲音；同理，揭示血統論種族觀不是為了維護正義，而是為了讓猶太人牢記血仇，煽動憎恨，實行復國行動。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一切皆可以掏空，替換內容，保留形式，自己的立場就是衡量一切的絕對標準。

口若懸河的內塔尼亞胡讓布路姆感受到一股瘋狂的勁道。就讀者而言，他的言辭，其背後的思想邏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現實中的猶太復國主義。小說講述的只是發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故事，但讀者可以看到，作為學者的內塔尼亞胡的思想最終在其兒子身上得以實現，小內塔尼亞胡成為以色列執政最長的總理，奉行的國策是其父親猶太絕對立場的翻版。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則是猶太身份的最大化表現，但現實告訴我們，他們所堅信不疑的建立純粹猶太國的思想帶來的是多年動盪不安的中東局勢。為維護猶太血統的純粹，不顧多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血淚，這讓他們從曾經的被迫害者轉而成為迫害者，而且表現出同樣的迫害者思想邏輯。這不能不讓人感到極大的諷刺。小說的言外之意，在這個方面顯而易見。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內塔尼亞胡執政期間，他得到了以色列國內一些人的擁護，甚至喊出了“彼比（他的暱稱），我們的國王”的口號，其中反襯的猶太極端民族主義可以溯源到老內塔尼亞胡的言行之中，小說對此亦有生動的描述。另一方面，如果聯絡美國國內的情況，這種最大化行為背後透露出的絕對性立場也指向了很多美國人信奉的圭臬：非黑即白，非我即不對，與我不同即要排除。科恩筆下的內塔尼亞胡這個形象從歷史中走來，印證了現實中的真實。血統種族論也是很多美國人心目中理解族裔的一個認知框架，儘管多元文化下的“政治正確”已盛行多年，但留存在心底的對族裔文化的某些固定與刻板的認識依舊大行其道，本質上這源於血統種族論。此外，意識形態化的、單一的政治理念又讓很多人篤信自己的立場，用一種絕對的思維邏輯來捍衛自己的絕對正確。科恩寫的是歷史，說的是當下。

小說最後描述了一場鬧劇，內塔尼亞胡一家——包括其妻子和三個兒子，像野蠻人一般把布路姆的家掀了個底朝天。這或許可以看成是一種象徵，預示其猶太絕對主義思想會造成的可怕結果。至此，科恩完成了從猶太族裔形象到猶太思想政治化的轉向，這不只是對族裔傳統的重寫，同時也是一種昇華，從中揭示的由族裔立場的絕對化而導致的政治偏執則是當下世界的一個普遍問題。布路姆講述的歷史故事也因此具有了直面當下的意義，這是小說獲獎的重要原因。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美國中心副主任，外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