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儒家和法家的代表人物，對歷史的看法是怎樣的？

從回憶歷史到古今之辯。

法國曆史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曾說：“過去是一個社會建構物，其本質決定於當下對意義的需求及其參照框架。過去並非自然生成，而由文化創造。”也就是說，過去並非是一個完全基於歷史本身由時間和事件堆砌而成的存在，而是人們基於對當下社會建構的需求，透過回憶、重構等方式，所構建的一個充滿現實意義的以歷史形式表現的“社會建構物”。

先秦時期的儒、法兩家的代表人物正是透過對過去的回憶，建構起一個充分體現了他們對當下意義的探求及社會發展框架的歷史。也正是在回憶並建構過去的過程中，闡發了他們各自的政治、文化思想，並延續到秦朝時淳于越、李斯的古今之辯。

儒家從對現實的不滿經驗出發，在回憶中喚起一個過去，而這個過去是屬於堯、舜、湯、武等仁德之君的歷史，是一個重構道德政治的過去。法家則選擇將歷史視為不斷否定自身完成革新的過程，僅著眼於當下，並確認當下存在的意義，卻忽略了過去對現在的影響及過去存在的意義。

先秦儒家以道德價值理念重塑過去，以此重構當下的政治結構並獲得現實意義；法家忽視過去、現在與將來的連線性，只肯定當下的政治革新。二者本可互補。然而，歷史的現實是，秦國自秦孝公任商鞅始，排儒崇法，富國強兵，歷六世後終於秦始皇時統一六國。秦朝的建立意味著法家思想的巨大成功，儒家的式微。

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秦朝二世而亡，其原因與法家有著密切關係。法家一是未能將過去與現在連線起來，肯定歷史文化的價值作用，並使其重獲現實意義，反而是極力打擊、否定儒家“師古”的歷史文化觀；二是未能形成對過去的共同記憶，並在這種記憶和回憶中剝離出共同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準則，反而焚燒民間《詩》《書》、取締私學。

先秦儒、法兩家的歷史記憶及政治思想的建構。

秦朝儒學博士淳于越主張“師古”，法家代表人物丞相李斯則反對“師古非今”。二人的古今之辯並非憑空而生，乃有思想源流可溯，可上溯到戰國時期儒、法兩家傑出代表人物孟子、荀子和商鞅、韓非子。從他們的論述，早已可見古今之爭。

雖有古今之爭，卻又同述上古歷史。然而正是從他們各自對歷史的表述中，可見他們各自不同的政治理念。換言之，不同的歷史觀成為他們論證各自政治理論具有合性和合理性依據。

孟子“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主張行先王仁政；商鞅“不法古”，主張“治世不一道”（《商君書·更法》），因時治世。而在他們之後，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在歷史觀上依然“法先王”，依舊非常注重歷史傳統和經驗。

雖然荀子以年代久遠，“欲觀千歲則審今日”（《荀子·非相篇》）而同時主張“法后王”，溝通儒法兩家思想，但重視歷史傳統和經驗，重視歷史的連續性，反對割裂和拋棄歷史傳統和經驗，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他的學生——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卻以先王之言“未可必知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而堅決反對“法先王”，確切說是反對附著在先王上的仁義道德，否定歷史的價值作用。

雖然儒、法兩家在歷史觀上涇渭分明，進一步在政治、文化理論上也分歧眾多，但不可否認，他們有著共同的歷史記憶，共同的傳統資源，只是在回憶的過程中，他們走向了兩條道路：一條是政治道德化，一條是政治絕對化。

對先王歷史的政治理論建構：孟子和商鞅。

德國著名學者揚·阿斯曼教授說人們意欲如何開闢將來，就會如何製造、重構和發現過去。堯、舜、湯、武等先王那段歷史是人們共同擁有的歷史。可是孟子要開創一個道德價值主導的政治王國，他敘述的先王歷史是道德倫理的光輝史，並以此抨擊了當下價值淪喪的社會。

商鞅開創的是純粹的至高的政治王國，所以《商君書》對先王、歷史的評述，全然不見道德價值；“力”和“異”是歷史的本質，為法家的政治革新提供了理論依據，展現出極端的現實主義和功利主義。

孟子。

孟子“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在他那裡，“先王之道和前朝之事是確認意義的一種標識和依據”。也就是說，“過去”在孟子那裡，並非完全是真實歷史的呈現，更重要的是藉助它來賦予當下意義，為社會確立一個明確的道德化的政治方向。

孟子多次說到遵循先王之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孟子認為只有遵循了先王之道，才能“仁覆天下”，一統天下，否則只會天下背棄，“無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孟子所說的“先王之道”，指的並不是具體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而是以“不忍人之心”為出發點的“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思想和行為準則。

透過對先王之道和先王事蹟的闡述及評論來闡發他自己的政治理想。這非常鮮明地體現了被回憶的歷史所發揮的一個作用，即與現實對立的作用。正如揚·阿斯曼教授所說：“它從對現實的不滿經驗出發，並在回憶中喚起一個過去，而這個過去通常帶有某些英雄時代的特徵。”“先王”就是孟子心中的時代英雄。

在《孟子》書中，孟子所講述的所謂“先王”們——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等人——的事蹟，都是先王們“仁”德的具體展現。大致可以概括為六個方面：第一，關心人民的生活疾苦和安樂，為人民操勞；第五，道德高尚，喜聞善言，樂行善事；第六，明人倫，教民尊親敬長。前三條體現了先王對人民的重視，後三條則強調了先王自身的高尚品行。或者，用一句話概括而言，就是先王們的仁德是以民意為本。

孟子十分讚賞先王們因自身仁德而制定並實施的有利百姓的政治舉措，因此，極力勸說梁惠王、滕文公等恢復古制，如井田制、三年之喪等。甚至他認為弱小的諸侯國在無法抗衡大國的左右夾擊之下，應該學習昔日大王，放棄王位甚至自己的國家，以保全百姓。

在他看來，具有仁德的君主終究會獲得百姓的尊敬、愛護，並最終能使自己的國家強盛。雖然，孟子仁可王天下的主張在戰火紛飛的戰國時期顯得十分迂腐，但他以民為本的思想卻是尤為可貴，其意義是絕對不可抹殺的。

孟子在以道德為標尺極力推崇堯舜等先王的同時，也以此為利器來批判桀紂等暴君。在孟子看來，賊仁義者不能稱之為君主，只能謂之“一夫”，所以討伐暴君桀紂是正義的，是謂“誅”，而不能稱之為以下犯上的“弒”。孟子不僅以是否具有仁德來評判君主是否合格，還以仁德君主是否出現為治世為否的評判標尺。

學者一般以為孟子的歷史觀屬於歷史迴圈論，因為孟子明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孟子滕文公下》）又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孫丑下》）。

雖然如此，可在他的歷史迴圈觀中，卻能發現孟子所言的治世必然都由一位仁德之君所開創，或者有一位仁德名士的出現。在孟子看來，聖王乃盛世的標誌。可見，孟子記憶中的歷史，是道德的歷史。它並非基於事實本身，而是出於孟子的意義需求。

這樣的意義歷史，具有了一種批判和規範當下社會的力量。孟子說：堯舜盛世時，用禹治水，百姓安居；武王之世，誅紂伐奄，驅獸滅國，天下大悅；孔子之世，夫子作《春秋》，以文伐世，不喪倫常。（《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所敘述的歷史，始終貫穿著對百姓民眾的關注和關懷。

無論從哪個角度考察孟子的“先王”觀，都可見孟子是以道德價值作為標尺來構建他的歷史世界和政治理想。孟子常常以自己的道德價值觀來構建一個與真實並無多大關係的過去。最為著名的就是他否認《尚書》中所言的武王伐紂血流成河的歷史記載。

結語

可以說，從孟子對諸多歷史事件的敘述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文化記憶來說，重要的不是有據可查的歷史，而只是被回憶的歷史。換言之，在文化記憶中，基於事實的歷史被轉化為回憶中的歷史，從而變成了神話。神話是具有奠基意義的歷史，特定的人群之所以回憶它，是因為可以藉此對當下進行闡釋和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