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時局動盪之際，看北方政局變遷中計程車人分化

眾所周知，唐宋之際士人階層的身份構成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化。誠如包弼德先生指出的那樣，作為中國古代的社會精英階層，“士的身份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在7世紀，士是家世顯赫的高門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體；在10和11世紀，士是官僚”。就在唐宋之際士人階層身份轉變的同時，其內部成分方面也發生了分化。

換言之，由於知識素養和能力結構的差異，晚唐五代計程車人階層分化為文學之士、儒生和文吏等不同型別。

透過對相關史料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上述分化從其地域來看，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區；從其內涵和表現來看，主要體現在文學之士的盛極而衰、文吏型士人的再度崛起、儒生群體的沉潛

和武

質化士人的產生幾個方面。

一、傳統士人的分類

1.文學之士

學者普遍注意到，自東漢晚期開始，文學創作興盛的局面和跡象逐漸明顯，在士階層出現了獨立的文學觀念。所謂獨立的文學觀念包含兩層意識，一層指的是“文”是一種特殊的

事務

，與其他人類活動性質不同。

另一層指的是有一種“文”異於一般的、功能性質的“文”，這種“文”接近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學，具有藝術的意味。

獨立文學觀念的不斷髮展的結果之一，是造就了一批擅長詩賦文章寫作並以此見知於世的文學之士。

陸揚先生將這種文化現象稱之為“清流文化”，指出此一“清流文化”經過唐德宗、唐憲宗兩朝君主的有意識推動，成為唐代政治文化的主旋律。即使是處於王綱不振、藩鎮割據的晚唐時期，“清流文化”仍然不斷透過以朝廷詞臣為核心的主流精英，源源不斷地向各地輸送、擴散。

不過，長期的優勢獨佔，使得文學之士構成的所謂“清流群體”，與其他士人階層的矛盾衝突不斷激化，

文吏型士人更是藉由朱溫之手發動“白馬驛事件”對前者進行毀滅性打擊，文學之士至此盛極而衰。

另一方面，為了應對安史之亂以後朝藩之間的各種政治關係，使得文學之士寫作的重心“從朝命所頒的詔制過渡到為藩鎮傳旨達意的表狀箋啟”，文學創作出現了畸形發展的局面，導

致晚唐以降的文學之士知識素養方面逐漸變得狹隘，失去了應對社會動亂和複雜政治局面的能力。

朱溫取代李唐建李後梁後，“中原多難，文章之士縮影竄跡不自顧”，喪失了往日的輝煌。尤其是伴隨著五代時期武人政治的形成和確立，“重武輕文”風氣嚴重，文學之士進一步衰微。

2.文吏型士人

閻步克先生研究指出，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知識文化角色和職業文官角色的分化，產生了自主的學士群體和文吏群體。

學士和文吏經歷了秦朝和西漢時期的分立和對立以後，在東漢融合為“一身二任”計程車大夫階級，促成了士大夫政治的定型。

但由於“學”“用”之間經常有嚴重的脫節，

故

儒生和文吏之間的矛盾始終是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重要潛流。

唐高宗時“尤重文吏”，一度出現了文吏型士人紛紛獲得重用的黃金時期。但這些長於吏務，輕視文士的文吏型士人，與當時漸趨興盛的文學之士間的矛盾不斷激化，並最終在唐玄宗朝爆發了激烈的衝突，張說與宇文融之爭，張九齡與李林甫之爭都屬於此類。

由於當時民間重文學已成風氣，幹進之人習慣把文學一途看作鵠的，且天寶年間詩賦成為考試進士的標準。因此，重視吏治的李林甫得勢後雖極力排斥文學之士，但終究難以挽回文吏型士人在朝中的頹勢。

此後，在清流群體把控清要官職的情況下，文吏型士人不得不屈居於基層政權。

然而，到了唐末五代時期，由於特殊政治環境下財政經濟事務重要性的提高，文吏型士人再度受到重視。鄧小南先生就敏銳地注意到後梁時期文吏型實權人物的崛起，他們基本都是跟隨朱溫“扈從征伐，出入帷幄”過程中處理“庶務”的霸府僚佐。

作為唐末首屈一指的實力軍閥，朱溫在用人方面具有強烈的實用主義精神，向來反對“務虛名而喪其實效”，

其麾下聚集了一批精於財政經濟事務，善於處理繁雜工作的、具有突出吏治才能的文吏型士人。如其幕僚敬翔就“尤長刀筆，應用敏捷”，憑藉突出的吏能深得朱溫的信任，並長期典章機要，“軍謀、民政，帝一以委之”。

面對儒生文士楊邠、蘇逢吉表現出聲色俱厲的武將史宏肇，

在文吏型士人王章“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自何而集”的反問下，也只能“默然，少頃而罷”，文吏型士人在當時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這些文吏型士人更注重文化的實用性，對僅擅長禮樂文章計程車人並不抱好感。後漢楊邠“為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的看法，在五代文吏型士人中間頗具代表性。

王章就“尤不喜文士”，這裡文士顯然指文學之士。

至周世宗去世前夕所擢用以輔佐幼子的三相，只有範質是儒生，另外兩人中的王溥出身“刀筆家子，而好學始終不倦”，魏仁浦更是曾在後晉末“隸樞密院為小史，任職端謹，儕輩不能及”，且“善書記”。兩人均“以寬厚長者著稱”，都是文吏型士人，反映了文吏型士人在五代時期的發展壯大。

3.儒生群體

李唐立國之初，統治者曾大力提倡儒學，作為官方統治思想，並把尊儒崇經、推行仁政，定為治國的基本方針。如唐高祖就“頗好儒臣”，建立唐朝後更是專門下詔褒獎儒學：“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唐太宗還曾對侍臣說道：“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

在尊孔重儒政策的影響下，魏徵、房玄齡、張玄素等一批儒學之臣紛紛獲得進用。但好景不長，唐高宗即位後“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於是醇醲日去，畢競日彰”。尤其是到不重經術的武則天稱制以後，學官日衰，朝堂上的儒生群體受到沉重打擊。唐玄宗即位之後雖曾“數詔州縣及百官薦舉經通之士。

又置集賢院，招集學者校選，募儒士及博涉著實之流”，但終究未能恢復唐初的盛況。

另一方面，受武則天稱制以後日趨興盛的、以詩賦為中心的進士科的影響，士人為追求科舉及第，往往沉浸於文學崇拜，醉心詩詞歌賦，對儒家經籍愈加疏離；再加上安史之亂後爆發帶來的戰爭破壞，儒學發展進一步受挫。

就在安史之亂剛剛結束不久的唐代宗寶應元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就上疏批評當時的士人。到以右文著稱的唐文宗在位期間，重用擅長經術的鄭覃為相，並接受後者的建議，將《周易》、《尚書》等十二部儒家經典刻成石經，史稱《開成石經》。

然而這些集合朝中宿儒舊學校勘成果的經書刊刻完成以後，並不能令人滿意，以至於落得“名儒皆不窺之”的尷尬境地，顯示了當時朝中儒學精英的極度缺乏。

唐末以降，由於武人政治的不斷髮展，形成了濃厚的重武輕文風氣，儒生群體更加不受朝廷重視。

宋人曾鞏注意到五代儒生群體政治上不得意的困厄境遇：“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馬端臨也指出：“五代之時，雖科舉未嘗廢，而士厄於離亂之際，不得卒業，或有所長，而不能以自見，老死閭閻，不為少矣！”值得注意的一個地方是，五代時期的儒學雖備受摧殘，但仍不絕如屢；儒生群體也並未完全消寂下去，而是沉潛在民間，靜等復出的時機。

即使是處“文物蕩盡”的五代季世，山東之地仍然有著眾多的儒生堅持“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甚至五十年不改，故而在宋太祖建立北宋後能夠“自奮壠畝，大裾長紳，雜出於戎馬介士之間”，從而成為百姓父老眼中天下太平的象徵。從這條材料可以看出，唐宋之際的北方中原地區有著大批的儒者在民間默默地蔓延紮根。

有學者研究指出，晚唐五代的儒生群體雖然消沉於政治舞臺，但卻“轉而沉潛於社會，或以治經講學為職志，或以教育兒孫為目的，出現許多‘業儒’群體。

他們透過私人講學維生，在地方上扮演傳播儒學的角色，也讓社會上更多‘志於士’者能夠啟蒙、學習”。正是這批沉潛於民間的儒生群體，使得儒學在唐末五代飽經劫難卻不絕

如屢

，甚至在社會底層不斷醞釀、深化，為北宋儒學復興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積澱。

二、新型士人型別的產生

除文學之士、文吏型士人和儒生群體外，晚唐五代時期產生了一種遊離於文武之間的新型士人，可稱之為武質化士人。眾所周知，在理想的原始儒家教養中，關於士人階層的設想是經過“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六項基本技能訓練，具備文武兼通的素養綜合性人才。

然而，隨著春秋戰國以後不斷的文化轉型，又經過兩漢魏晉南北朝的發展演變，文、武二途的分離漸趨明顯；到隋唐時期，受科舉制度推行的影響，再加上府兵制的崩潰，使得文武分途的現象更加突出，文人和武人也逐漸成為判然兩分的兩大群體，雙方的文化隔膜越來越嚴重。

不過，到了晚唐五代時期，卻出現了一些積極參與軍事，提倡士人習兵，從而試圖達致才兼文武的文臣。五代時期，由於特殊的政治軍事局面，更是產生一種具有

武

質化傾向的新型士人。

黃巢之亂以後，在中樞權力鬥爭、朝藩矛盾、民眾暴動等各種因素的作用下，

唐廷的政治權威急劇下降，軍隊不再受中央政府的節制，地方上的藩鎮和節度使成為實際的統治者。為達致奪取政權的目的，藩鎮節帥往往表現出重武輕文的態度，而他們的好尚嚴重影響到士人的政治選擇。

劉守光“為燕帥，性慘酷，不喜儒士”，推行“盡率部內丁夫為軍伍，而黥其面，為儒者患之”的政策。不少當地儒生文士為謀求政治上的出路，不得不棄文從武、棄筆投戎。如精通《左氏春秋》，喜好吟詠的張守崇就“擲筆以自效，守光納之，漸升為裨將”。

劉守光的情況雖然有些極端，但並非孤例。

五代君主大多出身行伍，奉行重武輕文的政策，朝臣多任用武人，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武人政權和武人政治局面，尤其是後唐、後晉和後漢三朝，其統治者均出身於以好戰、善戰著稱代北沙陀集團，受君主尚武的刺激，武質化士人獲得進一步發展。

總結

其實，早在沙陀集團尚與後梁對峙和攻戰時期，其治下的河東地區就好武成風，產生了大量的武質化士人，“太原地雄邊服，人多尚武，恥於學業”。到沙陀集團戰勝後梁政權，取得北方地區的統治權後，很多士人紛紛棄文從武、投筆從戎，以期建立軍功，獲得重用：“後唐莊宗入魏，河朔遊士，多自效軍門。”

此類士人在後唐、後晉和後漢三朝層出不窮、屢見不鮮，甚至不乏有主動從軍計程車人取得輝煌的軍事成就，併成功官居高位。

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五代時期的北方中原地區出現了一大批崇尚軍功、愛好武事的武質化士人。這些

武

質化士人在宋初發揮了巨大的效用，他們在處理地方治安和移風易俗等問題上遠較一般士人有力，宋初“文臣知州事”、“文臣知軍事”等政策得以成功推行，正有賴於這樣一批武質化士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