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困境：人類從不感謝羅輯

這兩天讀書看到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事情，他見不得老百姓受苦，於是看到周邊官吏強行向百姓放貸、又因逼債搞得中產階級家破人亡，心裡很不忍，寫了很多文章嘲諷。但到王安石下臺，新黨被收拾了一頓，他回到朝廷，又覺得“滿朝頹氣”，開始後悔自己當初的反對來。

北宋當時的局面，如果徹底變革，中興的可能性比較大；徹底不改革也好，至少不至於朝廷分崩離析，多苟個五十年。最怕是改的一半又改回去，最後又改的不倫不類——朝廷也崩了，經濟也頹了，軍事也不堪一擊。

蘇軾這個人，雖然比較書生氣，但算是能吏：在杭州修蘇堤，在密州緝盜，在徐州抗洪。但他做不了名臣，做名臣不是寫文章好就可以的。李煜寫詞好、宋徽宗寫字好，但不妨礙他們搞政治一塌糊塗。每個人都不是天生想把事情搞砸的，但一旦他們基於自己本能，事情就做不好了。

好的政治家，最根本的條件，就是他做的事基本都是反本能的。

人的本能之一，就是既要又要。今天我在機場做安檢時，看到一個農村老太太，帶了一大桶飲料被攔下來。她用方言和安檢人員大聲地說著什麼，我沒太聽懂。最後老太太如同《人在囧途》裡的王寶強，開啟飲料“噸噸”的喝了下去，整整一桶，喝完我看她臉色都不好了。我看著這滑稽的場景，想到老太太這麼做當然是出於本能，不想浪費飲料，又不想浪費機票，甚至是為了在安檢人員面前表達自己的強硬態度——她沒法想到這麼一大口喝掉飲料只能讓自己的身體和精神痛苦，也不會想到把飲料直接讓安檢人員拿走可能更好，只是基於自己的認知把眼前的東西做到既要又要。

人一旦陷入了既要又要的境地，他就會陷入幾個困境：一是沒法做建設性的事情了，因為既要又要的東西是有衝突的，類似福利與效率，你做了一個另一個就自然做不成，這種放棄太過痛苦，最後的選擇可能是什麼都不做，躺著，罵一罵大環境，這樣自己心態就好很多；另一個是沒辦法做長期收益的事情，因為他會讓自己陷入在短期的得失裡不能自拔，多半會放棄目前還見不到的、長遠的收益，這些東西今天放棄不會太痛苦，至於長遠看來——這是長遠的事情，與現在的我何干。

我們可以思考一件事，什麼人才可以搞改革？顯然不是那種評論家，今天上午可以批判福利不行，下午再批判效率不行。一旦上手實務，就會發現根本無從下手。也不是那種潔癖，見不得任何一個人無辜受害或有人鑽了制度的空子，見到了就會痛苦，然後停止自己所做的一切，開始和身邊一群人共同流淚、反省。

一點天災就可以停止的改革，最好還是別搞了，搞得越久爛攤子越多。

我們比較喜歡看爽文，就是做了點事，馬上就有回報的；或者是善惡終有報的。廣電也知道這個，所以一般給人民群眾看的就是大團圓結局，即便是外國作品裡最後法外逍遙的壞人，也要在中國版另加一行字幕告訴你人民警察不會放過他們，他們最終是有所報應的。我們力圖告訴人民群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裡，你至少能在文藝作品裡得到公正。但這樣教育出來的人民群眾，就很難接受世界很複雜這個事實。

我記得有個廣電的官員說過一句話：中國太大了，你只要在文藝作品裡說有鬼，那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都會真信，這樣就會有壞人鑽空子。分得清文藝作品和現實世界是需要具有一定文化知識的，但在中國，這個比例不高。為了穩定，你需要給他們一個乾淨的世界。

如此我們也就理解許多鍵政人士和鍵盤俠的存在，他們的語言雖然粗俗，但他們的世界卻很乾淨。你看到許多奇葩的言論，久而久之就會發現他們的知道與不知道，往往取決於一件事情——九年義務制的教學大綱裡有沒有。如果教學大綱裡沒有，那麼很遺憾，他們就根本不知道——於是與此相關的論據就沒有意義。

做改革的人，當然知道會有好人被冤枉，當然也會知道，有壞人會因為自己的卑鄙暢通無阻——這一切的起源，恰恰是改革者親自確定的政策。便如我們考量一件事可做不可做，絕對不是拿出一個缺陷而否定一切，而是把利弊都擺清楚——這很難，因為不光利的一列密密麻麻，弊的一列更是刀光劍影。你知道三峽如果修了大壩，白帝城就會沒有，百萬移民失去家鄉，各種存在上億年的生物就會滅絕。而你要修的這個東西，能解決多少洪水、解決多少電力還不好說。最關鍵的是，當新一代的人出現，他們可以對比著想起失去的白帝城、看到流離的百萬移民、變成了標本的昔日生物，而當他們習慣於比以前更少的洪水、比以前更多更便宜的電力時，他們卻會習以為常。

失去了風景瑰麗的三峽，我們會遺憾；我們卻不會知道，如果失去了三峽所帶來的乾淨水電，我們會是什麼情況。你讓我算資料，我也算不出來，我也只是知道，朝辭白帝彩雲間裡的圖景，我是再也見不到了。

據說1996年，美國人對中國的常規力量毫無壓力。他們最忌憚的是那個92歲的因為帕金森已經有點不清醒的老人，他的威懾力來自於他所經歷的，以及他曾經做過的決定。

人們更喜歡程心。

有機會的話，我們也想做程心。

畢竟，人類從不感謝羅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