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關何處︱吳才茂：漢與夷——明代西南衛所後裔的堅守與變通

2022年5月14日，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柳詒徵學堂強基計劃“邊關何處：新視野下的明清邊疆”線上系列講座迎來了第八場講座，由凱里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吳才茂進行了“堅守與變通：明代西南邊疆衛所後裔身份堅守與生存策略”的專題演講，對貴州衛所後裔在地域社會中堅守身份並謀求變通的過程進行了探討。講座由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胡簫白主持，近三百位師生線上參與。

問題的提出與史料來源

講座伊始，吳教授從個人的閱讀經歷切入，探討此項研究的緣起。他自陳在十餘年前偶然在書店讀到一本名為《明王朝遺民部落：古屯堡遊歷記》的紀實文學書籍。作為貴州人，吳教授對貴州的古屯堡卻是聞所未聞，詫異之餘，他對此議題產生了濃厚興趣。此後數年間，吳教授有機會到書中所寫的安順等地進行田野考察，並見到了漢、“夷”兩個系統並存於地方社會的情狀。歷史學家的職業敏感，讓他開始對地域社會諸人群的先祖世系產生了深入瞭解的慾望。吳教授進行博士論文的選題時，正值包括碑刻、族譜、契約等史料型別的清水江文書大量出版的階段，中山大學、貴州大學、貴州省檔案館、凱里學院等單位的相關出版計劃，讓吳教授由民間文書溯源、追索明清以來貴州地區以衛所為單位的人群移動的設想成為可能。

古屯堡殘垣斷壁

衛所軍戶入黔及其後裔之去向

與明代諸多衛所相比，貴州衛所規模龐大，地位特殊，多為實土衛所，轄地巨大，且兼管軍民。明代貴州的衛所設立過程可以概括為曹樹基先生所提出的“以點帶面，逐步拓展”。區域內的衛所主要沿平溪衛到普安衛一線分佈，較早設立者為洪武四年的貴州衛和永寧衛，其餘多數為洪武十五年經營雲南後逐漸設立。若論貴州衛所的空間分佈，區域內二十四個衛所可分為上六衛、下六衛、西四衛、邊六衛及貴州衛、貴州前衛和普市、黃平二守禦千戶所，呈現出“一線路”的分佈特徵。相較於同時期的其他省級建制，貴州衛所數目居於前列。

因應於衛所的設立，明代共有多少人遷入貴州？曹樹基先生認為，以現在貴州境內的127個千戶所為單位計算，洪武朝約有14。2萬人進入貴州。如再加上家屬，那麼總的遷入人數可能已達42。6萬人，佔當時貴州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當然，這是以衛所標準兵員配置進行的計算，吳教授認為，實際情況應該有所出入。成化年間，貴州總兵官南寧伯毛榮曾有“貴州都司原設旗軍一十六萬一千八百餘名”的說法，此一表述未算入邊六衛人數，而曹先生在千戶所的數量的統計上，也有一些出入，如統計銅鼓衛有5個千戶所，實際上有12個千戶所，因此，貴州境內衛所官兵的實際數目可能更多。

根據對《中國明朝檔案總彙》中所收貴州武職選簿的梳理，吳教授提出，明代人口向貴州的流入是一個持續性過程，並非完成於洪武時期，而是到明中期後才逐步成型。吳教授曾統計貴州境內平越、威清、安南、清浪、平溪等五衛的人口來源，認為其中高階武官多來自江南，尤其是鳳陽府，而旗軍則多來自湖廣，尤其是黃岡、長沙等地。雖然衛選簿只收錄了部分旗軍的資料，在統計學上有所欠缺，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衛所制度下的貴州軍事移民過程。

釐清了貴州軍事移民的基本情況以後，吳教授進一步的追問是，調入衛所的人群及其後裔是怎樣的生活狀態，他們又去向何方？這個設問可以從幾個方面進行回答。首先，明初調入貴州的衛所武官，絕大多數襲替到明末。在明清鼎革程序中亦多殉國之人。科考方面，貴州衛所後裔的科舉表現較為突出，衛籍高中入仕者佔總人數的一半以上。進入清代，這些衛所後裔仍然延續了讀書人的姿態與身份。如貴州前衛人潘潤民，其始祖潘興國在明初入黔，其家族自嘉靖十六年中舉後詩書傳家，並能夠保持“二百年風雅不墜”。其次，明代衛所軍因為制度原因，多以聚居的方式生活，他們世代居住之處也由此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屯”和“堡”。因為獨特的生活方式，衛所後裔在清代民國文獻中多被稱為“土人”“屯堡人”“風頭雞（籍）”。其三，衛所官軍及其後裔也存在與其他少數民族人群融合的現象，這種融合的過程，極為漫長和複雜。雖然洪武朝就多有攜家屬入黔的事例，正統後亦有衛所官兵必須配妻子的規定，但事實上，貴州狹小的平壩地貌能夠支撐的人口規模有限，因此有部分衛所後裔選擇“往苗疆生理”，因之為跨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礎。因為情形複雜，吳教授結合具體例項進行了說明。

衛所軍戶與“文化孤島”的形成

吳教授以清水江下游的銅鼓衛、五開衛為例，對衛所軍戶的身份標籤和文化認同進行了介紹。按照明代制度，一衛當轄五千戶所，而銅鼓衛和五開衛則皆規模龐大，分別轄12個和16個千戶所。明廷如此設計，實因與二衛毗鄰的裡古州長期未被納入王朝體系、叛亂頻仍有關，明初雖設長官司羈縻，但仍需要軍事力量震懾，因之廣設千戶所，以形成一司配一所的格局。

吳教授提出，區域內的隆裡所是凸顯衛所選址邏輯的典型。貴州地區的衛所一般建在水源豐足的平壩，隆裡所即以龍溪河作水源，而周邊山區則苗寨廣佈。他指出，雖然地區內苗侗居多，但隆裡所人有很強烈的漢族認同，甚或被餘秋雨稱之為“漢文化的孤島”。與此同時，隆裡的建築景觀頗有江淮氣，可見其強烈的漢文化認同。接下來，吳教授試圖從歷史邏輯出發，解釋了是何種社會機制造成了隆裡六百餘年來的文化堅守。

貴州隆裡古城吳教授認為，地方社會存在的三種社會文化機制，對於隆里人的身份認同形塑助力頗多。第一種是隆里人的身份記憶和歌謠傳唱習俗。隆里民間傳唱的民歌歌詞、地方長者栩栩如生的歷史記憶都不斷訴說、強化著隆里人明初入黔、鎮守邊疆的歷史使命。很多老人對祖先字輩及祖籍縣名都能脫口而出，地方社會中作為文化載體的宗祠門聯亦訴說著同一段歷史。在長時間的田野調查過程中，吳教授將《明實錄》《隆裡所志》中的資訊與包括碑刻、族譜在內的民間文獻進行比對，釐清了隆裡地方社會明清數百年間的結構化過程。

第二種是對所謂“狀元”軌跡的追尋。吳教授發現，隆裡有很多有關王昌齡的遺蹟，王昌齡在隆裡所人的身份堅守中扮演了重要的整合作用。本地人認為，王昌齡到過的龍標即是隆裡。那麼為何隆里人要引進王昌齡作為文化符號呢？吳老師提出，這其實是衛所制度下本地人對科舉有所需求的體現——透過對王昌齡的塑造，隆里人被凝聚在了同一文化符號下，更利於科舉的成功。與此同時，王昌齡左遷龍標的背景也恰恰契合了隆裡所人充軍守邊的邊緣心態。隆裡所人不僅借王昌齡振奮人心、促進文運，也藉助這一文化符號與官方進行良性互動。透過重修狀元橋等公益事業，實現了社會動員和群體的團結一致。

第三種是互動邊界的漸次明朗，又尤其體現在隆裡所人與土司及周邊民族的交往過程中。一方面，隆裡所人與周邊民族之間有著明細的彼此區分。衛所後裔間存在封閉式的婚姻圈，但又面臨本地姓氏較少、無法完全遵從“同姓不婚”的習俗。面對兩難之境，隆裡所人智慧地將姓氏進一步細分，把本地大姓“王姓”分為“龍王、所王、西王、魏王”四支王姓，並允許不同支系的王姓之間相互通婚。另一方面，隆裡所人與龍里長官司之間存在長期爭端。隆裡“四周皆夷”，漢族與非漢民族之間存在持久的張力，兩地相鄰而“構怨多年”。在這個過程中，與“他者”群體的紛爭，往往能夠強化“我族”內部的凝聚。

武官後裔在“漢”“侗”之間的抉擇

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口述往往是釐清地區歷史線索的重要手段，但亦在時段和可信度方面存在侷限，因之需與文獻資料配合使用。在這個方面，吳教授對三門塘劉氏的研究即為典型。天柱縣坌處鎮三門塘劉氏宗祠外觀為西洋式建築，與其上所書的“劉氏宗祠”“昭勇將軍”形成巨大反差。追溯劉氏先祖時，當地劉氏族人稱是指揮使之後，宗祠內有完整的指揮使世系祖宗牌位。為進一步確證，吳教授查證了劉氏族譜。發現其中有劉廷弼承襲指揮使的親供圖，此類史料因需多人承認，不易作假，因此可信度很高。據族譜，此支劉氏為銅鼓衛劉氏指揮使後裔，《銅鼓衛選簿》亦能夠與之相合。

吳教授依據族譜，重構了三門塘劉氏的宗族演進過程，以及劉氏與其他宗族的互動關係。族譜中的資訊顯示，三門塘劉氏的人口最初增長緩慢，其後逐漸加快，直至第十四世時人口驟增。配合碑刻資料可知，這樣的宗族發展歷程可具體分為三個時段。成化年間至萬曆年間，為劉氏獲得“入住權”及家族穩定發展的時期。劉氏是較早遷入三門塘的人群之一，始遷三代的配偶中，並無當地顯赫姓氏出現，而到第四、五代人，則漸有“非謝家女不娶”的趨勢。及至萬曆四十一年，劉氏自立橋於寨旁，說明劉氏已完全融入三門塘。萬曆末年至道光年間，三門塘出現碼頭和花街，其中劉家碼頭已經取得壓倒性優勢。碼頭和花街的命名方式是對劉氏“我族”主體地位的確認與重申。晚清民國時期，劉氏因木材貿易而獲厚利，進入鼎盛時期，並透過與銅鼓劉氏“合修家乘”而“聯成一氣”，宣示他們銅鼓衛指揮使後裔的身份。雖然劉氏的服飾、語言等文化習俗已深深地“夷化”，但在建築風格與室內佈局等許多方面仍保留漢化的因素，體現了族人對漢文化靈活的堅守之道。

結語

隆裡所人歷時數百年間保有對明代衛所官軍後裔身份的堅守，究其根本，與明清王朝“夷”“漢”分治、軍民分治的經邊思想有頗大關聯。明廷“犬牙相制”的制度設計，在施行初期雖有駕馭地方之效，但不僅使府衛長期處於紛爭狀態，也造成了不同人群之間的社群邊界。在這一歷史程序中形成的“文化孤島”以及“屯堡文化”，亦即此歷史背景下西南少數民族多元形態中的實態。銅鼓劉氏指揮使後裔移居三門塘、與不同姓氏合力建設村落社會的歷史過程，可視為漢人聚合、交融而演變為“侗族”的典型事例。三門塘劉氏的語言與服飾裝扮呈現了他們的侗族身份，而由族譜與宗祠所表現出來的則是衛所武官後裔的身份。二者在不同時期的顯現程度亦不相同，在這或隱或顯的背後，取決於他們對現實生存需要的考慮。吳教授認為，這種歷史過程，可能就是促成“在中國民族的統一體之中存在著多層次的多元格局，各個層次的多元關係又存在著分分合合的動態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種情狀”之緣故。費孝通先生曾指出，既有研究對歷史上民族之間滲透融合研究得不夠，尤其是漢族融合於其他民族的事實注意不夠；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斷有人被其他民族吸收，同時也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人。吳教授在講座最後總結道，衛所制度研究的大量細部仍舊不夠清晰，包括衛所後裔的生計策略、外來人群與當地土司的融合關係等等的一系列議題亟待進一步探究。從歷史視角開展的跨民族互動研究，亦有助於解釋當今貴州多元文化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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