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字希仁，北宋廬州合肥（今屬安徽合肥）人

包拯（公元

999年-公元1062年），字希仁，北宋廬州合肥（今屬安徽合肥）人。包拯是中國歷史上一名真實的“清官”，也是歷史上有名的“清官”，而且是中國古代“清官”的象徵。早在少年時包拯就以“孝”而聞名。包拯於宋仁宗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中進士，時年28歲。宋仁宗在位期間，包拯先出任大理寺評事，後來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縣，因為父母年邁，包拯辭去了官職，在家照顧父母。

他的一片孝心受到了各級官吏們的交口稱讚。在父母相繼辭世之後，包拯便重新踏上從政的道路。歷任知府及轉運使等地方行政官員，同樣做過諫議大夫、監察御史、監察中丞等中央監察官員，以及戶部副使等掌握國家財政的高階官員和都部署等軍事要職，最有名的便是做過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所以後人稱之為

“包特製”、“包學士”、“包龍圖”。包拯在開封任知府時期，為表達自己對皇帝的崇敬，在每次升堂辦公時他便向著北面坐下，以至於後來的戲詞中便有了“包龍圖倒坐南衙開封府”的典故。

再後來，包拯又任右諫議大夫、三司使，最高的官職則是樞密副使，是主管軍務的副職，相當於副宰相。宋朝是在經歷五代十國的大分裂和百年藩鎮割據之後建立起來的統一的封建政權。此時，封建經濟處於緩慢上升的狀態，中華法制文明仍然處在世界前列。北宋建國以降的百年時間，既是一個

“承平”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是一個各種矛盾逐漸積累的時期。

等到北宋開始步入統治的中期階段，統治初期那種勵精圖治的光環已經慢慢褪去

，潛伏的社會矛盾日益顯露出來。包拯在他的奏摺中寫道：“方今諸路飢謹，萬姓流離，府庫空虛，財力匱乏，官有數倍之濫，廩無二年之蓄，兵卒驕惰，夷狄盛強，即不幸繼以凶年，加之小寇，則何人可以倚仗而枝梧哉！”由此可見社會問題的嚴重程度。一是北宋在吸取後周滅亡的深刻教訓之後，在對於官吏的防範方面可謂是處心積慮，同時出於對武將的擔憂，統治者試圖建立一個主要由文人掌控的政府，確保統治秩序的穩定和安寧。

因此，在人才的選用上廣開門路，透過科舉取士，選賢良人才為國家所用；另一方面則是制定有關優待官吏的法律。比如，

“杯酒釋兵權”其實是用經濟特權兌換政治權力。然而這種透過優厚的方式對待官吏的政策後來卻導致了冗官、冗費和吏治不興，從而造成國家的積貧。北宋初年為穩固政權的需要，鑑於大分裂和藩鎮割據給華夏各族和中央政府造成的災難，統治者將鞏固統治、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度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形成一套“祖宗之法”，不許對此妄有改動，久而久之，因循守舊觀念浸透到政治的各個領域，甚至連一些弊端也不敢改革。包拯多次上書，去小人、彈劾他人，包拯的這些措施對司法有所幫助，尤其是酷吏方面。

二是宋真宗在位時期，經過與和西夏和好，與契丹結盟，北方邊界的局面基本趨於穩定，社會經濟重新迴歸至發展階段。《宋史

食貨志》記載“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繼之，益務約己愛人。”但是在與契丹、西夏所形成的這種穩定關係中，北宋連年戰事失利不得不依靠歲幣維持穩定，所以經常處於被動的地位從而導致大量的財富消耗，這就導致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