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宋時期，永濟渠在河北的重要作用

永濟渠，是隋煬帝時期在曹魏所開白溝的基礎上開鑿的一條運河。據《隋書煬帝紀》記載：大業四年（608年）正月，“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即黃河），北通涿郡（今北京西南郊外）”。為了加強對河北、江南等地的控制，征服高麗，鞏固北方的邊防，促進南北交流，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即位後，充分利用天然河流和舊有的渠道，先後以洛陽為中心，開鑿、加寬、疏浚了通濟渠、山陽瀆（邗溝）、永濟渠和江南河，前後用了不到6年時間，便開通了溝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和海河五大水系，流經今京、津、冀、魯、豫、陝、皖、蘇、浙9個省市，聯絡中原地區、江淮地區、河北地區，南起餘杭（今杭州市），北達涿郡（今北京西南郊外），全長2700多公里的南北大運河。這一可與萬里長城相媲美的世界上最長的運河工程，使全國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內河交通運輸體系，從而也大大促進了河北地區水運交通的發展。永濟渠即是這條南北大運河的北部乾渠，是在曹魏所開白溝的基礎上歷經3年時間開鑿的與通濟渠相連的運河，全長1000多公里，寬17丈（合今56。1米），深2丈4尺（合今7。92米），可通大型龍舟。它將源出山西省沁源縣北綿山東谷的沁水引流入黃河，與通濟渠相接通。之後在沁水北岸開一渠口，引沁水東流，使其注入白溝故道，循淇水（白溝）、屯氏河、清河，經今武陟縣、衛輝市（汲縣）、浚縣、內黃縣、魏縣的沙口集鄉進入大名縣，又經大名縣的鋪上鄉、兆固鄉、黃金堤鄉包頭村後流入館陶縣王橋鄉留莊村，經館陶縣路橋鄉陳路橋村進入邱縣，而後東流復入館陶縣，再北流入臨西縣、清河縣、武城縣、德州市、吳橋縣、東光縣、南皮縣、滄縣、青縣等地，抵天津市，又折向西北，經沽水、桑乾水（今天津武清以下的白河與武清以上至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直達涿郡（今北京西南郊外）。永濟渠的開通連結了黃河、海河兩大水系，促進了中原地區與河北、遼東地區的經濟、文化的交流，也加強了隋唐王朝對北方地區的管理和控制。隨著永濟渠的開通，河北水運交通進入了一個持續興旺發展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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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業七年（611年），隋煬帝乘龍舟自江都（今揚州市江都區）出發，行駛50多天抵達涿郡後，立即下詔徵天下兵，不分遠近，都要到涿郡集中，這樣以來永濟渠的水運頓時繁忙起來。徵兵中有江、淮以南的水手1萬人、弩手3萬人，嶺南排鑹手（一手持盾一手持矛的兵士）3萬人，加之河南、淮南、江南造軍用車5萬輛和屯於河南黎陽、洛口諸倉的糧食都需要透過永濟渠北運，使得彼時的永濟渠船隻前後相接，長達千餘里，經常有幾十萬人在永濟渠上運送兵甲、器具、軍車、糧食等人員、物資，晝夜不息。隋煬帝第一次東征高麗是在大業八年（612年），此次用兵多達113萬餘人，號稱200萬人，而運輸人員又相對於軍隊人數的一倍。大批的被服、兵械和糧餉等軍用物資，源源不斷地從四面八方彙集到永濟渠裝船北運，聲勢浩大，經久不息。大業九年（613年）和十年（614年），隋煬帝又第二次和第三次東征高麗，仍以涿郡為基地，透過永濟渠大量調集全國各地的兵員和物資進行窮兵黷武，使遼東戰場和涿郡軍用物資和糧食堆積如山。

唐代，河北不僅是邊防重地，也是農業生產比較發達的地區。因此永濟渠一方面要承擔當時的邊防漕糧運輸，另一方面還要承擔為官糧運輸，可謂任務繁重。

唐代的幽州（治今北京市）、平州（治今河北盧龍縣）一帶，一直是邊防要地，駐有重兵，所用的軍需物資，大都需要透過永濟渠從中原和南方運來。唐玄宗時，在東北部設有范陽、平盧兩個節度使，范陽節度使治所在幽州，統兵91400人，平盧節度使治所在營州（治今遼寧錦州西），統兵37500人，主要防禦東北方面的奚和契丹。為了保證軍需供應，開元年間，在魏州（治今河北大名縣）城西的永濟渠支渠，建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此外，還在清河郡（治今河北清河縣）建有軍資庫，利用永濟渠從江、淮、河南等地徵調大量的布、帛、錢糧，“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武則天時期，突厥主默啜累犯邊境，武后遣將率兵討伐，當時所用“甲兵皆貯清河庫”。到玄宗末年，清河郡還存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等大批財物，可見當時永濟渠對鞏固邊防發揮了巨大的運輸能力。

唐初由於社會比較安寧，農業發展很快，因而河北是朝廷徵糧收稅的主要地區之一。當時的邢州（治今河北邢臺市）、趙州（治今河北趙縣）、鎮州（治今河北正定縣）、定州（治今河北定州市）、貝州（治今河北清河縣）、冀州（治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區）、瀛州（治今河北河間市）、滄州（治今河北滄縣東關鎮）、相州（治今河南安陽市）等地，都是河網密佈，農業灌溉十分發達，是河北的主要產糧區。隨著經濟的發展，河北地區向朝廷繳納的官糧也越來越多。這些官糧一部分沿永濟渠運往北部邊防重地，一部分沿永濟渠往南運往唐代東都洛陽。當時，洛陽含嘉倉是唐代最大的糧倉，最大儲糧580萬石，佔朝廷儲糧總數之半。含嘉倉儲糧主要來源於9個州，其中冀、邢、滄、魏（治今河北大名縣）4個州位於今河北地區，這些州的官糧大都是經永濟渠運往洛陽，然後存入含嘉倉的。當時的洛陽“溝通江漢之漕，控引河淇之運”，這河淇之運，指的就是透過永濟渠、黃河向洛陽的漕運。

在唐代，永濟渠主要運輸的物資是漕糧，其次是各類土特產等。當時，河北地區的經濟發展很快，物產豐富，《通鑑考異》稱“河北，蠶綿之鄉，而天府委輸，待以成績”，並發展為全國的絲織中心之一。據記載，河北地區每年向朝廷進納的土貢品類繁多，諸如魏郡的（shi，一種粗綢子）、紫草；鄴郡的隔布、風翮席、花口瓢、知母、胡粉；清河郡的氈；鉅鹿郡的瓷器；滄州的柳箱、葦覃、糖蟹；洺州的綿、綢、油衣；冀州、趙州的絹等等，這些地區由於瀕臨永濟渠，水運興旺，呈現“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貨雜集”的景象。

而這時在今河北的南部地區，唐高宗永徽年間（650-655年），魏州刺史李靈龜在魏州城西開鑿了一條運河支渠，“以通新市，百姓利之”，使魏州城與永濟渠直接相連，從永濟渠南來北往的漕船、商船可以直接駛入魏州城。到了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740年）九月，魏州刺史盧暉對這段運河支渠又進行了重開，將永濟渠“自石灰窠（今河北大名縣鋪上村一帶）引流至城西（今河北大名縣大名府故城西鐵視窗村與教善村之間的引河口），注魏橋。夾渠置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亦謂之西渠。”西渠開通後使魏州（治今大名縣）逐漸發展成船舶雲集的重要商埠。唐代著名詩人李白的《魏郡別蘇少府因北遊》“淇水流碧玉，舟車日奔衝。青樓夾兩岸，萬室喧歌鐘。天下稱豪貴，遊此每相逢。”的詩句，就是對當時魏州繁榮昌盛的真實寫照。

北宋時永濟渠被改稱“御河”，其主要任務是承擔北方的軍糧運輸，歲運近百萬斛（古代容積單位，一斛本為十鬥，後來改為五斗），“緣邊漕運獨賴御河”，成為邊防備戰物資的交通大命脈。這是因為北宋的北部邊疆位於今雄縣、霸縣、天津、海河一線，需要大量軍糧供應，而這一帶生產的糧食不足以供應這裡的駐軍，需要從江淮等地調運。由此從京師開封運往河北的軍餉，就需要自汴入黃河，至黎陽（今浚縣）或大名府馬陵道口（今大名縣東南）的東、西濟勝倉下卸，由大名轉入御河分送至沿邊各州、軍。

北宋時代，其農業和工商業都達到超越前代的新水平，河北地區亦出現了繁榮景象。當時河北地區“有河漕以實邊用，商賈貿遷，芻（芻，chu）粟峙積”，“大名（即大名府）、澶淵（即開德府）、安陽（即相州）、臨洺（即洺州）、汲郡（即衛州）之地，頗雜斥鹵，宜於畜牧。浮陽（即滄州）際海，多鬻鹽之利。其控帶北地，鎮（即真定府）、魏（即大名府）、中山（即定州）皆為雄鎮雲”，是“繭絲、織紝之所出”，所產絲織品質量良好，其中花、平、棉等常為貢品，“河北東路民富蠶桑，契丹謂之‘綾絹州’”

具有“衣被天下”之稱，為商業交通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豐裕的物質基礎，並逐步形成了一些商業發達的城市，其中發展最快的當屬御河之濱的大名府。大名府當時治所在元城（即今大名縣）、大名縣，有御河、漳河經流，位於河南、河北交通要衝，時為防守東京開封的門戶。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五月十六，為抵禦契丹南侵，構築北方防線，宋仁宗採納宰相呂夷簡的建議，建大名府為北京，把大名府升格為陪都，並撥庫銀10萬兩。在呂夷簡主持下，對大名府外城進行改修，增建宮城，建四殿十四門，“外城週四十八里二百零六步”、“宮城周長三里一百九十八步”，規模宏偉壯觀，並置百官，“其勢略如都城”（時，開封府城周長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使其與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並稱四京，這使大名府作為北宋陪都時間長達86年，為鞏固北宋中央集權、抵禦遼兵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名府之地自唐時初興，北宋時已是全國首批出現的商業城市，舟船往來，商賈雲集，稅收在四京中，僅次於東京開封府，居第二位。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記載：大名“江淮閩蜀之貨，往往遠者萬里，近者數千裡，各輻輳至……”，《水滸傳》上對大名城的描寫為：“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頭一個大郡衝要去處，卻有諸路買賣，雲屯霧集”、“年例北京大張燈火，慶賀元宵，與民同樂，全似東京（今河南開封市）體例。”這都說明當時北京大名府城的繁華是盛極一時的。

（圖片來自網路）然而隨著元朝將京杭大運河截彎取直，御河到山東省臨清後不再走原來的路線，而是向東南接新開鑿的會通河、濟州河，直達徐州，繞開了河南洛陽，而魏縣、大名、館陶段的御河正處於“弧”形的位置，使原來位於隋唐大運河主航道上的大名段御河變成了京杭大運河的支流。自此以後至明初，御河由於水量減少，疏於管理，再加上戰爭破壞，河道淤塞，航運走向了衰落。河道的變遷往往直接影響著一個城市的興衰。有了永濟渠航運的興起，有了交通運輸的發達，才有了大名府經濟的繁榮、城市的興起，而隨著永濟渠的淤塞、航運的衰落，昔日輝煌的大名府自元朝以後也逐步走向了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