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萬里與甲骨文的淵源

1972年屈萬里膺選臺灣最高學術稱號“中央研究院”院士，他的當選理由是：“對先秦資料之考訂、中國古代經典（詩、書、易等）及甲骨文研究均有成就，尤精於目錄校勘之學。”他在甲骨文方面的治學過程和學術成就尚沒有專文介紹，謹以此文補白。

一、結緣甲骨文

1942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空缺一個助理員的位置，主要任務是幫助整理甲骨文。屈萬里此時在中央圖書館是副教授的待遇，到史語所只是助理員的身份，待遇低了一半，但他在之前的學術研究中發現，古文字學對於解讀古典經典、特別是先秦史料有重要的幫助，而他之前在這方面沒有進行過系統的學習。為了自己所鍾愛的學術，他決定應聘這個位置，並請他的老上司王獻唐給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寫信推薦自己。其中的細節和周折可以從王獻唐給屈萬里的兩封信得到印證。

1942年9月29日王獻唐致函屈萬里有云：

“賜函及孟真箋，均悉。孟真求賢愛才之意甚殷，此種精神，今人豈易得哉！僕反覆思之，弟仍是到孟真處好。孟真為人熱腸，又無闊人習氣，為學問、為交友，此機會不可失也。孟箋並交達生閱過，茲附還。”

同年11月19日王獻唐又致函屈萬里：

“日前晉城晤蔣慰堂，彼對弟事，言已見孟真及朱先生，允許暫不調李莊。又言弟如何精進勤奮，在館工作，絕不妨礙。弟之研究學問，弟欲如何則如何。其言甚長，大抵如弟所聞。惟言孟真曾介紹一人代弟，彼不同意。最後又言，求得一研究版本者，並非甚難，求如弟之忠信可靠者，則無其人。館中以善本為最重要財產，非得弟掌理，即不放心，囑僕轉求弟勿萌去志。情詞甚切，其最後數言，僕甚動心，以為其事確也。僕意，在可能範圍之內，不宜過於決絕。孟真處，隨時可往，能至日後可行之時再行，亦是處世一道，請弟裁之。”

信中提及的蔣慰堂即蔣復璁，時任中央圖書館館長，此時屈萬里即在他手下工作。孟真指傅斯年，時任史語所所長。朱先生應指朱家驊，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達生即末代衍聖公孔德成。僅僅不到兩個月時間，王獻唐從力勸屈萬里進入史語所，到力阻進入。而且這點小事，竟然還驚動了中研院院長和衍聖公。從中可以看出，蔣復璁館長對屈萬里依賴之重，也從側面反映出他工作、治學的勤勉，特別是做人的忠厚可靠。雖然有蔣復璁的執意挽留，王獻唐的真情勸諫，屈萬里還是在第二年初以“借調”名義進入了史語所，雖有些看似不近人情，但更表現出求知若渴的堅定態度。從此開始了他與甲骨文的“親密接觸”，並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他手寫的《三十三年秋至卅五年年底自修課程表》（即1944—1946年）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甲骨文、金文”。他自己曾說：在史語所“這三年的學習，是生平最得力的時機。”

二、屈萬里甲骨文學的成就

1955年，屈萬里再次進入史語所，為副研究員，任務就是“殷墟文字甲編考釋”。由於之前抗戰和內戰等原因，之前史語所雖然發掘、蒐藏了大量的有文字的甲骨，但只做了甲編，並未做考釋。1943年冬，史語所遷到南港，才開始為這些從大陸帶來甲骨開箱整理，而全面開展甲骨文研究，則是在1955年秋。這時，傅斯年先生已去世3年多，李濟繼任第三任所長。

考釋的第一步，就是把史語所在殷墟先後九次發掘的3900餘片有字甲骨中，把可能拼合的甲骨儘量拼綴起來，要從一大堆甲骨碎片中，尋找拼湊成一片完整的甲骨，既費時又費神，沒有足夠的耐心和毅力，是不可能完成的。有時偶爾拼成一片，高興的手舞足蹈；有時幾天拼不成一片，則垂頭喪氣。這項枯燥而孤寂的工作，他一干就是三年，終於拼成了223版。屈萬里曾借用辛棄疾的名句表述他當時的感受：“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拼湊工作完成後，下一步就是識字。甲骨文是現在可看到的最早的漢字，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字形不僅與楷書、隸書、小篆相去甚遠，即便是與金文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國最早的字典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在甲骨文出現後，才發現其中有一些對字義解釋不對的地方，就是因為許慎依據的是小篆和大篆，當時還沒有發現甲骨文。屈萬里根據這些最詳實的一手資料，寫成40萬字《殷墟文字甲編考釋》一書，考辯字義，詮釋文辭，其中新識及訂正舊說達70餘字。1960年由史語所出版。

之前，李濟先生憑藉《殷墟文字甲編》一書，奠定了本人及史語所在古文字學及考古學的地位。屈萬里先生該書的刊行，在此基礎上探賾索微，更深一層，更進一步，一舉確立了史語所在世界考古學、古文字學界的領先地位，也使其本人在中國甲骨文學領域佔據了一席之地。

屈萬里治學有一個獨到之處，就是把古文字學和經學結合起來。我們知道，屈萬里最主要的成就在經學方面，李濟先生稱他是“臺灣經學第一人”。屈萬里坦言，他當初執意要進入史語所研修甲骨文，主要目的就是為解讀古代經典找到一條最原始的通路，結果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而這是很多經學者所不能企及的。如他的《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漢魏石經殘字》等著作，都是以字解經的代表。他在《我的讀書經驗》一文中曾說：“研究有關先秦的學術，第一必須辨別史料。第二必須讀金文、甲骨文之類的書。此外還應參考考古學、民族學方面的資料。”

另外，屈萬里還有一些解讀古文字的字形、字義的單篇文章，如《文字形義的演變與古籍考訂的關係》、《字義的演變和學術資料的解釋與鑑別》、《談談甲骨文》、《甲骨文簡介》、《河字意義的演變》、《仁字含義之史的觀察》、《嶽義稽古》等。以“河”字為例，屈萬里經過統計，河字在《周易》中僅出現1次，在《尚書》中出現21次。在《詩經》中出現26次，以及其他先秦典籍共出現約400次，經過一一考釋，最後得出結論：“河字，在甲骨卜辭中很常見，都是指黃河，沒有別的解釋。”並且進一步考證出，河字作為現代意義的河流的通稱，始於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後。僅此一例，可以窺見出屈萬里博引旁證、精細綿密的治學精神和令人歎為觀止的深厚古文字功力。

屈萬里門下的碩士、博士研究生中，至少有三位的畢業論文是以古文字為研究方向的，如張光裕的碩士論文為《先秦泉幣文字辨疑》，呂振端的碩士論文為《漢石經論語殘字集證》，張光裕的博士論文是《偽作先秦彝器銘文疏要》。屈萬里的另一位弟子，碩士和博士導師都是屈萬里，雖然畢業論文不是以古文字研究為題的，後來卻成為臺灣大學書法教授及臺灣地區最負盛名的書法家之一，這自然與他早年接受的甲骨文方面的教育有著直接的關係。

正是因為屈萬里在甲骨文及經學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屈萬里在晚年曾擔任史語所代理所長、所長達8年之久，直到他查出癌症，五次寫信堅決請辭才被批准。直到去世，他仍是該所為數不多的終身研究員。甲骨文學也成為他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理由之一。

三、屈萬里談甲骨文

1971年，屈萬里接受《幼獅學志》編輯孫小英女士的採訪，該刊發表了他的訪談錄，原題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重點及珍貴資料》，其中有關於甲骨文的章節，現摘錄如下：

大家都知道，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是震驚世界學術界的一件大事，民國十七年以前，一般外國學者，對於我們中國古代史，在西周以前，他們都認為是傳疑時代；夏代或夏代以前，他們固然不相信，就連商代文化，他們也持著懷疑的態度。因此在許多外國人所編世界史裡，中國史事只佔寥寥的幾頁。其時不僅外國人對中國古史抱著懷疑的態度，有許多本國學者，也是如此。可是，自從民國十七年起，到二十六年對日抗戰開始止，史語所在河南安陽前後共做了十五次的科學發掘工作，所得到的銅器、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大約在十萬件上下，此外還發掘出了兩萬四千九百多片有文字的甲骨。

由於這個發掘工作是科學性的發掘，因此所得到的資料，自然是絕對可靠的原始資料，我們從挖掘出來的銅器的鑄造技術來看，以及由石器、玉器、骨器等雕刻的優良技術來看，都可以證明商代的文化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準。

另外，再就甲骨文來說，那時已經有四千六百多個不同的字，我們知道，一部《三民主義》才有兩千三百多個不同的字，在商代，就可以用這麼多不同的文字，我們便可以推知商代文化高度。而且在這四千六百多個不同的文字當中，形聲字佔了百分之二十七。我們又知道，文字愈進化，形聲字愈多，因此我們可以推測：中國文字發展到像商代這麼進步的文字以前，必然經過一段很漫長的演進時期。傳說中黃帝造文字，這句在沒有得到科學的證明以前，我們雖然不敢肯定的說，但是從剛才所說的現象看起來，中國文字在商代以前，已有千把年的歷史，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再從甲骨文記載的史事來看，它可以糾正傳統記載之誤，和可以補充圖書資料之缺的，多得不勝列舉，因為有這些發現，從前懷疑中國古代文化的外國學者和本國學者，見到了這麼多的真實資料，當然，他們的觀念都改變了。這是安陽發掘對中國古代史方面一個最重大的貢獻。

在安陽發掘的這批資料，於抗戰期間，先由南京運到長沙，次由長沙運到昆明，再從昆明運到四川的西部。勝利之後，又運到南京。大陸危機的時候，便全部運到這裡來。這些東西雖然經過這麼多的顛沛流離，但我們還是統統儲存在這裡。因為資料太多，我們雖已出了許多本考古報告，但還沒有完全把它報告出來。這些資料是我們國家文化的命脈，同時也是史語所最重要第一手的研究資料。

此外，我們在濟南龍山鎮所發掘的黑陶文化標本，在河南浚縣所發掘的西周時代的器物，在河南汲縣發掘的戰國時代的器物，以及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發現的一萬多件漢簡，現在都完整的儲存在史語所裡，像這些都是做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原始資料。

…………

以上所說的這些資料，可以說完全和中華文化有關。而且這些資料，不是我們親手發掘的，就是我們親自調查的，他的可靠性，是百分之百的。也就是由於這些最原始、最可靠的資料，所以我們同人們根據這些資料研究的成果，頗為國內外學術界所重視。我們不敢自己誇大的說，對學術文化方面，有多大的貢獻，至少我們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做學術研究工作。對於發揚中華文化，我們多多少少的盡了一些力量。

在屈萬里另一篇文章《從殷墟出土器物蠡測我國古代文化》中，分別從文字、曆法、宗法、祭祀、交通和工藝六個方面勾勒出中國的上古文化的輪廓。對於古文字，屈萬里如是說：

一提起殷代的文字，馬上就使人想到甲骨文，有人認為殷代只有甲骨文一種文字，其實不然。殷代的青銅器、陶器、玉器和石器上都有文字，時隔三千年，我們仍然可以看見它們的真面目。不過它們的數量，比甲骨文少得多。而我們常說中國在黃帝的時候就有了文字，但這種說法並沒有地下挖出來的東西可以證實。但從甲骨文發展的情形推斷，大概殷商以前約一千年中國已有了文字，是沒有問題的。又如甲骨文是先寫後刻，有些寫了以後還沒有刻的文字，留在甲骨上。從那些沒刻的字來看，如果不是用毛筆寫的，絕不會有那樣的鋒芒。因此，可以證明殷時已有了毛筆，而一般人以為毛筆是蒙恬發明的，由於甲骨文字的出土，證明舊說是錯誤的，這是糾正歷史記載的又一例證。

從屈萬里這兩段文字裡，我們至少可以解讀出他對甲骨文理解的幾層意義：一是推翻了中國上古的疑古說；二是糾正了先秦史料中的謬誤；三是中國文字至少出現在四千年以前；四是毛筆在殷代就已出現，否定了蒙恬造筆說；五是殷商文字不止甲骨文一種；六是對漢字本義及演變進行了梳理。

作者簡介：

屈煥新，原臺灣大學中文系所主任與教授、臺灣“中央圖書館”館長、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學者屈萬里先生嫡孫、山東理工職業學院特聘專業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