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錢德勒：美好的事物自會久存

雷蒙德·錢德勒

1951年，雷蒙德·錢德勒動筆寫自己的第六部長篇小說。

小說從1950年開始構思，1951年10月，經過一次重寫後，錢德勒完成了小說的初稿，定名《艾德瓦利之夏》，艾德瓦利是小說中提到的一個社群。1952年5月，錢德勒改完小說的二稿，更名《漫長的告別》，他心裡清楚這是一部傑作，但仍有瑕疵，他選擇將小說暫時擱置，和妻子茜茜前往倫敦，這是他們規劃很久的一次出行計劃。

對於彼時已六十二歲的錢德勒和比他大十八歲的妻子來說，這趟遠渡重洋的旅行充滿了疲憊和不如意，兩個月的舟車勞頓後，錢德勒和茜茜回到洛杉磯。1953年，錢德勒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修改這部小說，他無視文學代理人的意見，一幕幕重寫，年中寫完後將第一部分寄給了自己的出版商。

事實證明，錢德勒的付出是值得的，他對這部小說的預感也是正確的。《漫長的告別》不僅被公認為他作品序列中最具代表性的，也被看作是現代偵探小說中無法迴避的傑作之一。

小說的主角同樣是菲利普·馬洛——錢德勒筆下唯一的、也是絕對的主角，他為了幫朋友特里擺脫一起謀殺案，不惜令自己身陷險境，到頭來發現自己只是被特里利用的一枚棋子。這位自誕生時就被錢德勒賦予騎士精神和正義使命，始終孤身一人、保持冷酷的硬漢偵探，在唯一選擇信任世界的時候遭到了背叛，最終流露出自己人性中最柔軟和脆弱的一面，硬漢式的柔情和失意衝散了原本層層交錯的案情，構成這個讓人久久不能釋懷的結局，卻也收穫了一個更真實、更具血肉感的馬洛形象。作為回報，他與這部小說一同毫不費力地將他們的造物主錢德勒——從後者一直想擺脫的通俗文學領域送入嚴肅文學的殿堂，並坐實了這個名聲。

1953年，《漫長的告別》在英國出版，次年在美國出版，廣受好評。與此同時，錢德勒因為經濟問題和茜茜的健康狀況變得消沉，開始酗酒。1954年秋，茜茜的病情迅速惡化，12月12日，錢德勒在家中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匆匆趕往醫院。

湯姆·威廉斯在這本《罪惡之城的騎士：雷蒙德·錢德勒傳》裡引用錢德勒寫給友人的信，還原當時的場景：“她正半睜著眼睛躺在那裡。我想她已經走了。一個醫生把聽診器放在她的心臟部位，仔細聽著。沒過多久，他退了幾步。點了點頭。我合上她的雙眼，親吻她，然後走開了。”

聯想到《漫長的告別》結尾，馬洛聽著特里的腳步聲越走越遠，最後消失。他感慨；“哎，可是他沒有回來。這是我見到他的最後一面了。”巧合之下，《漫長的告別》似乎帶有雙重意義上的告別。只是離開特里後，馬洛在錢德勒最後一部長篇《重播》裡露面，硬漢風采依舊。失去茜茜的錢德勒很難說再有起色，除了這部差強人意的《重播》，他的餘生裡只剩下孤獨和酒精帶來的混亂。直到1959年3月26日，病重的錢德勒在一間診所走到生命的終點。

過早談論到錢德勒的死，似乎讓文章陷入到無話可說的地步，重新翻開湯姆·威廉斯這部三十七萬字的傳記，一切才剛剛開始。

1888年7月23日，錢德勒出生在美國芝加哥，童年生活中漂浮著諸多不穩定的因素，漂泊不定的家庭、酗酒後暴怒的父親，每次爭吵和暴力都證明這是一段唐突、失敗的婚姻。1900年，不堪忍受的母親帶著錢德勒回到愛爾蘭，餘生裡，錢德勒未再聯絡過父親，也極少提及他。

回到愛爾蘭，錢德勒先在倫敦求學，後來又前往法國、德國遊學。1900年是維多利亞時代即將走完的前站，錢德勒幸運地搭上這趟末班車，倫敦的求學生涯讓他養成強烈的道德感，傳承了即將沒落的騎士精神，他時常將自己看作加拉哈特爵士般的英雄。遊學巴黎這片藝術沃土則激發了錢德勒對藝術和語言的熱情，從法國遊學歸來，他一邊考取公務員，一邊創作詩歌、撰寫書評。作家的夢想深埋心底，彼時的他已將自己視為“一位住在閣樓裡的天才”，但距離這個夢想破土、成長，錢德勒還有一段足夠漫長和艱辛的路要走。

如同曾經遠赴美國的母親，在度過四年窘迫的文學嘗試後，1912年，錢德勒前往兒時熟悉、此刻已陌生的美國，他先在費城當了一段時間店員，接著輾轉紐約、舊金山，最後落腳到彼時坐落荒漠、資源貧乏，只是美國西海岸邊一座小城的洛杉磯。

迷霧之下的洛杉磯

湯姆·威廉斯在傳記的前言裡特意指明，1913年的洛杉磯迎來兩件大事，一是一條長223英里的水渠正在建成；二是名為雷蒙德·錢德勒的二十五歲青年來到這裡。心懷抱負的青年遭遇尋求崛起的小城，從1910年代到1920年代，一戰爆發，工業革命如火如荼，他們見證了對方充滿變數的十年。依靠新興的石油產業和好萊塢電影，1920年代的洛杉磯搖身一變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城市的目光追逐著金錢與慾望，奏響屬於自己的奢華主調。十年裡，錢德勒與各色異鄉人相識、離別，上過戰場，娶了陪伴自己一生的茜茜，在1923年經歷母親病逝，這一年，他在石油行業的工作剛有起色。

錢德勒編劇的電影《火車怪客》 劇照

1920年代末，錢德勒已經是“三家公司的主管和三家公司的董事”，無論依照哪個時代的標準，此時的他算得上一名成功的商業人士。然而，商業世界的墮落，這座城市浮華表象下的種種罪惡：政權腐化、執法機構無能、幫派橫行……時刻衝擊著以英國紳士自居、看重騎士精神和道德感的錢德勒。這種衝突既是個人的，也是時代的，舊世界的面貌從塑造錢德勒的維多利亞時代褪去，新世界的錯亂和失序正佔據上風。等到1931年，錢德勒離開石油行業，重拾作家夢之後，新與舊的交替、暗的現實、對沒落的不甘、騎士精神幻化的肉身陸續在他筆下集結，最終——

一座名為洛杉磯的罪惡之城，一個名為菲利普·馬洛的硬漢偵探，出走自英雄主義的舊時代，孤身淹沒在洛杉磯街角的黑夜，去追隨自己的使命。

埃利奧特·古爾德飾演的馬洛

1939年，在經過一段為通俗雜誌寫犯罪短篇的“風格養成期”，錢德勒拿捏出屬於自己的現實主義偵探風格：寫實的小說背景（洛杉磯）搭配豐滿可信的人物（馬洛），填充過美式俚語后辛辣直接的對白，沒有滿是噱頭的犯罪技巧，無需執著完美邏輯下的案情，人性沒有邏輯。一樁謀殺案如何在現實中發生，就原原本本去寫，適時為主角來點兒醉酒後的破案直覺也無妨。恰如他在那篇《簡單的謀殺藝術》中對小說要求的：“它們要保持誠實，但誠實是一種藝術。”

於是，1939年，這種風格操持下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長眠不醒》面世，穿著得體的馬洛出現在一座沒落家族的宅邸，領受年邁將軍的委託：查明一封勒索信和自己失蹤的女婿。小說中，錢德勒似乎有意彰顯新舊世界的對立。舊世界屬於將軍和他的宅邸，他無力管束家業，對高牆外正急劇翻新的新世界無所知。在那裡，一批湧現出的騙子、黑幫和賭徒緊盯著將軍的錢袋和他的女兒，錢德勒比筆下的洛杉磯便是這樣貪婪與墮落的構成，在馬洛的目睹下，蠶食舊世界最後的軀殼。

案件的真相指向一場意外的悲劇，這也是錢德勒長篇中擅用的謎底，一張沒有驚奇、勾畫出角色在錯位的情感期許下釀成惡果的底牌。作為識別的代價，馬洛必須面帶苦笑、故作輕鬆地接納它，獨自承受這不可挽回的挫敗。這也是為什麼，看過許多類似的悲劇後，信任對馬洛意味著危險，甚至會致命，他寧願選擇孤獨，用事實和判斷當作行走這個世界的籌碼。

第一部長篇沒能達到錢德勒的期許，卻激發了他的寫作鬥志。整個1940年代是錢德勒創作生涯的黃金十年，他共寫出四部長篇小說，撰寫、修改數個電影劇本，成為好萊塢黑色電影的有力推手之一。

出版於1940年的《再見，吾愛》講述馬洛偶然結識一個名叫馬洛伊的男人，剛出獄的馬洛伊正四處尋找自己曾愛過的舞女維爾瑪，此時維爾瑪已經嫁入豪門，不希望任何人翻開自己不堪的過去。男人為了舊愛再次犯險，女人為了躲藏不惜殺人滅口。這場關於追逐與逃避的遊戲最後沒有贏家，卻激發了馬洛骨子裡天然的憐憫。英雄也好，騎士也好，被賜予勇氣孤身走入夜色的馬洛還必須扛下承受和理解一切苦難的天命，他憐憫維爾瑪對回到窮苦生活的畏懼，也憐憫馬洛伊的痴愛。一如他在《長眠不醒》裡試著關懷那位落寞的將軍，在《湖底女人》裡將警探德加莫生命的最後時光交換給他自己——後者為了心愛的女人同樣次次犯險。

歸根結底，錢德勒的硬漢馬洛不是那種刀槍不入、身懷絕技式的英雄，他會受傷，也會感到疼痛，他的硬漢特質歸屬他大理石般純淨的精神世界，這個世界沒有一絲空餘留給那些被城市腐化到不可救藥的官員、權貴和藏在暗處操縱秩序的人，他嘗試給予全部的慷慨，幫助那些偶爾或被迫犯錯的普通人，寬恕他們，同時也寬恕自己。

湯姆·威廉斯習慣在傳記中將雷蒙德·錢德勒稱成“雷”，這個簡明的、附帶自然主義色彩的稱呼收納所有錢德勒和他筆下世界的要素：冷酷、簡潔、凜冽、孤勇，又攜帶著陰鬱、粗暴、執拗。湯姆·威廉斯的大部分筆墨著重在錢德勒的職業生涯，也未曾迴避錢德勒在私人生活中的“至暗時刻”，他數次借酗酒緩解痛苦，很大程度上也因酗酒而死。他終生與茜茜為伴，也有幾次不光彩的出軌經歷。職業生涯裡，他堅持自己的工作理念和方式，如果說馬洛無法處理他與世界間的信任問題，錢德勒需要的是世界儘可能順應自己。

來到1950年代，便是《漫長的告別》的開始和結束。文章寫到這裡，似乎才真正無話可說。因為也無需再回顧茜茜死後錢德勒怎樣領受了自己人生的底牌——一張寫著死亡的底牌。就假裝這也是一次漫長的告別吧，假裝回避了終點，錢德勒無限永存。那首他在逝世前一年寫下的詩是這樣的——

任憑季節流轉，美好的事物自會久存，

那些曾經振奮的，如今已黯淡且遲鈍。

哦，那輝煌將由我來創造

只可惜絕妙的思緒來得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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