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教授的不凡“追星路”：研究傅雷四十餘年，與傅雷家人成為朋友

2008年，在我國著名翻譯家、文藝評論家傅雷誕辰100週年時，同為翻譯家的許鈞曾這樣說：

“在今天，傅雷已不僅僅屬於中國，他更屬於整個世界；傅雷精神，可以幫助我們跨越文字的障礙，在文學上有所交流，在文化上有所互補，促使全世界的人們為了一種和平的文化而努力追求。”

十餘年後，已是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的許鈞

在紫金港校區的辦公室裡，翻開他研究傅雷的著作《傅雷翻譯研究》，對著記者說：“

傅雷是我一輩子研究不完的課題。

”窗外的秋光穿過樹葉的縫隙，照在書頁上，映出暖暖的令人鼓舞的生命力。

《傅雷翻譯研究》

是國內對於傅雷翻譯觀、藝術觀以及傅譯成就與傅譯影響進行貫穿式系統性專題研究的首次嘗試，在拓展譯者研究的維度與空間的同時，也為“譯者何為”提供了新的答案。專著不僅榮獲了

2017年“浙江省第十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基礎研究類）

，而且在業內廣受好評，被多家媒體報道和推介。

一朝入夢，一夢四十年。

這本書可以說是許鈞數十年研究傅雷的一個縮影。

從一本書、一棵樹到一個大寫的人

“如果說30歲的時候，傅雷對我來說只是一部書，那麼到40歲的時候，傅雷在我眼中是一棵常青樹，正是經過他的妙筆，巴爾扎克、梅里美、羅曼·羅蘭等一批法國文學家的文學生命得以在中國延續。而我50歲的時候，開始理解傅雷的精神境界，他是一個人，一個大寫的人。”

許鈞第一次接觸傅雷譯著是讀大學的時候。許鈞問老師借了一本傅雷翻譯的《高老頭》，一捧上就入了迷，“中文怎麼那麼美！”乃至1976年許鈞去法國留學時，第一件事就是去塞納河邊找巴爾扎克的原著看。

兩年後許鈞回國，帶了一大箱法文的書。彼時，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閱讀外國經典小說成為社會熱潮。為了一本最新翻譯成中文的世界名著，讀者們常常在書店門口排起長隊。這種久違的盛況讓許鈞感動之餘又發一聲感嘆：“如果以後我也能

翻譯出一本好書

，該多幸福啊。”

從那時起，許鈞的心中就

埋下了一顆想要研究傅雷的種子

。特別是當他自己開始從事翻譯工作後，更是以傅雷為學習的榜樣。“為什麼要這樣翻譯？怎麼體現原著本來的風格？如何處理形似與神似的關係？”

帶著一串串問題，許鈞從傅雷譯著的文字世界開始研究，並逐步深入到傅雷的藝術風格、精神核心。

許鈞說，已有的傅雷研究，往往更多關注其

“為人”

部分，學術界對於其

“為譯”

這一重要維度，儘管也有一定關注，但卻留下很多研究空白與學術遺憾，

“我想超越學術的層面，從思想和文化的高度去把握，以傅雷的翻譯世界作為關注焦點，揭示‘傅雷體華文風格’形成的深層次原因。”

針對一句話的不同翻譯就寫了萬字論文

閱讀傅雷，是理解傅雷的基礎。

學問是要下真功夫、苦功夫、實功夫的。就像當年傅雷不精讀四五遍原著不會動手翻譯一樣，許鈞把不同出版社出版的500餘萬字的傅雷15卷譯文以及傅雷之後其他翻譯家對相同作品的不同翻譯版本都來來回回、仔仔細細地讀了好幾遍。

光是《約翰克里斯托夫》的第一句話，許鈞就做了諸多“功課”，寫了1萬多字的研究文章。

在傅雷開篇所譯的

“江聲浩蕩”

四個字中，中國讀者感受到了一種與全書相吻合的氣勢，這四個字就像一個驚世的先兆，預示了一個英雄的橫空出世。然而，這份永遠抹不去的心靈衝擊、這份銘刻在記憶中的永恆，卻都是因了傅雷的創造。

許鈞發現，無論是法文原著還是很早就有的英譯本，開頭這一句都是無法讓人感受到這份震撼的。比如，英譯本用的動詞是“murmur”，直譯過來就是“低語、喃喃聲”。

“這句話不是孤零零的一句話，而是貫穿全域性的基調。除了開頭，書中後面還有幾處也是一模一樣的句子。傅雷把這些句子做了同樣的翻譯，這跟原著是非常契合的，而有些其他版本是翻譯成了不同的文字。”

在追求“神似”還是“形似”這個翻譯界的經典問題上，傅雷更看重神似。

“我們經常說忠實於原著。形似就是忠實嗎？未必如此，因為從外語到漢語，發音變了、字形變了，意義就有可能發生變化，如果一味機械翻譯，意思可能就走樣了。”許鈞認為，傅雷對神似的推崇，是因為傅雷的翻譯觀，本身就含有再創作的思想。

藉助傅雷的譯著，許鈞開始

關注站在書後的那個人

，關注賦予了原著生命的那個翻譯家傅雷，並逐漸懂得翻譯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文字轉換，更是一種

思想的遷移與傳播、文化的跨越與交流

。

許鈞認為，傅雷每一次翻譯選擇的背後，都隱藏著其不懈

“求真”

的獨立思考。在黑暗的歲月中，他試圖藉助翻譯，尋找光明；在舉國惶惶、中華民族面臨巨大災難的危急時刻，他期冀藉助翻譯，為頹喪的國人點燃希望；而當“現實的枷鎖”重壓著人生、國人在苦惱的深淵中掙扎之時，他則寄希望於藉助翻譯之力為痛苦的心靈開啟通往自由的道路。

“經典這麼多，翻譯哪些作品？傅雷是精心思考過的，而且這些思考是與時俱進的。比如《巨人三傳》，當時正是一戰後，士氣比較低迷，他是想把英雄主義氣概傳輸給青年人。”許鈞說，

傅雷透過翻譯所想要塑造的，是我們國人的一種精神，“翻譯對於傅雷，是一種思想的表達、理想的體現、熱愛祖國的顯示。”

與傅雷家人成為朋友

因為發自內心的喜愛，許鈞把

讓傅雷譯著更長遠地走進大眾影響大眾

看成是自己的使命。

2008年，在傅雷誕辰一百週年之際，許鈞參與、組織了一系列活動。比如，在國家圖書館開幕的“潔白的豐碑——紀念傅雷百年誕辰展覽”上，許鈞應邀做了講座；他牽頭舉辦“傅雷與翻譯”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外學者共同探討傅雷的文化遺產……

這份長達幾十年的真摯情感也讓許鈞與傅雷家人成為了朋友。

許鈞第一次去傅雷次子傅敏家中做客，看到珍貴的傅雷翻譯《都爾的本堂神甫》的手稿時，簡直兩眼發光。傅敏的夫人陳女士特意戴上白色手套去樓下影印了3頁手稿送給許鈞。“之前我們看到的只是翻譯的最終版本，是靜態的一個結果。有了書稿，我們就能從初稿、修改稿到定稿的動態過程中，更好地研究傅雷為什麼要這麼翻譯。”

後來，傅雷家人還主動把另外的3份手稿影印給了許鈞。從傅雷的筆跡、文字到精神世界，許鈞感受到的是

心的交流和心的相通

。

對於傅雷翻譯的研究，貫穿許鈞的幾十年學術生涯。

不僅如此，他還帶著學生一起做，讓學生從傅雷譯作的用詞造句、形象塑造等方面，逐步展開研究。

“本來，我也可以獨自完成這個研究。”許鈞坦率地說，之所以和學生合作，是想把對傅雷的研究傳承下去，

“我和我的學生互相學習，共同推進研究，在學術中把交接棒傳給下一代。”

與許鈞合作完成《傅雷翻譯研究》的宋學智、胡安江如今都已成為國內研究傅雷的重要專家。

此外，許鈞的一位學生進行傅雷與《約翰克里斯托夫》法譯研究，論文評上了全國優博論文；另一位學生從大四起跟隨許鈞研究傅雷法譯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從此走上了翻譯批評的學術道路，如今成為了

國內翻譯批評研究領域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

……

“當年，我從問題入手開始對傅雷的研究，如今幾十年過去了，還有很多空間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

我將帶著我的學生、學生的學生，繼續研究。我的傅雷夢會一直做下去。

”許鈞說。

文字作者：吳雅蘭

攝影作者：盧紹慶

本文編輯：浙江大學微訊社 傅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