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具有了象喻之潛能，是詞人開始向自我表現過渡的先兆

詞具有了象喻之潛能是詞人開始向自我表現過渡的先兆。當詞人轉向對自我的關注時，詞才具備真正的抒情意義。或緣事抒情、或觸景生情、或詠物傳情、或託人抒情，事件、景色、物象、人物成為觸發詞人情懷的媒介，成為輔助情感抒發的載體，思想和情感的內容真正成為詞的中心。

作者或以第一人稱出現，作品中的“我”為男性抒情形象；或詞中雖無“我”的提示，但是明顯是以詞人自己的身份和口吻直接進行敘抒；或以第三人稱出現，採取比興象徵的修辭手法託人抒情。這三種方式的自我表現都屬於抒情角色的第三種類型，即抒情自我化，也是南唐詞、北宋詞抒情角色的主要型別。

《浣溪沙》中，詞人透過對對方處境和心境的擬想，為對方發抒閨思，從對面著筆，折進一層，由己推人，代人念己，一意化兩，語淡情深。原先隱藏在幕後的遠方之良人跳將出來，開始表達自己對閨婦相思戀情的迴應。詞中較早出現了男性抒情角色，實始韋莊。值得指出的是，“我”並不一定實指作者本人，而是作為傳統閨婦這一抒情形象的對應形象。

《菩薩蠻》中，美人和淚與“我”辭別，寄語於“我”，這裡的“我”同樣如此，並不一定特指韋莊。但《詞選》中有云：“此詞蓋留蜀後寄意之作。一章言奉使之志，本欲速歸。”《菩薩蠻》的創作是否有現實用意在其中，尚未可知。《詞選》可能的誤解正說明了當詞人以第一人稱作詞時，使得小詞看似成為紀實的文學抒情詩，“我”不再是被創造的藝術形象，而指詞人自我。

男性抒情角色的出現是詞走向抒情自我化的開端。可以看出，當詞人創造出第一人稱抒情方式時，敘述者與人物發生重合，原來尚被視為與生活有一定距離的藝術欣賞物件，現在卻和詞人的實際生活有了某種若隱若現的聯絡，詞的“現實性”突出，詞在接受的歷史中其抒情真實性和功能認知逐漸發生了改變。

事實上，花間詞中除了極少部分明示“我”的詞，也有諸多雖未明確“我”這一抒情角色，但同樣以詞人自我的身份進行抒情的詞。譬如皇甫松的《浪淘沙》《楊柳枝》《摘得新》等詞，皆出以對自我感受的敘抒，景真情切。再如韋莊的《浣溪沙》其三，敘述者以男性身份“暗香玉容”，五首《菩薩蠻》直接以第一人稱道情事、發議論、表心願、陳深情。除此，一些漁隱詞如李珣的四首《漁歌子》，表現文人思想生活的另一面。

期待自由的外部環境——信沉浮，無管束；期待理想的自我狀態——榮辱名利不將心掛，緩唱漁歌，自得逍遙，遠離人間醉醒等，《漁歌子》所構建的世界儼然成為詞人現實世界的對立面而存在。

另外，還有一些風土詞，寫地方生活特色。如歐陽炯的《南鄉子》八首，一洗綺羅香澤之態而為寫景紀俗之詞，寫物真切，樸而不俚。於花間詞中，忽有此淡樸詠田家耕織之詞，新鮮可愛。其昭示著，詞人也可以從田家耕織中覓得詩意，詞的境界顯然被擴大。

漁隱、田園等新題材的加入，顯示出詞在美女與愛情之外還有新的表現空間，顯示出緣己之戀情，不僅可以抒發與美人相戀之情，也可以發抒對任何引起了詞人關注的事物的情感。南唐是五代十國混戰時期文化仍保持繁盛的少數小國之一。南唐詞人詞風在沿革花間詞的過程中，脫棄型別化的構象，在閨情詞中寫出深意，形成了情深語摯的特色。李璟、馮延巳，將人生體驗出之以細膩幽微的思婦愁情，閨情的外殼中有了大於其本身的思致，詞的象喻潛能被充分地激發。 故《人間詞話》有云：“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

指出馮詞在詞史上的樞紐之地位。南唐後主李煜（937—978），千古詞帝。李煜詞的內容與其生活經歷有著密切的關係。李煜生於南唐盛世，二十五歲，嗣位於金陵，事強鄰宋國為宗主國，在位十五年，詩酒風流。宋開寶七年（974），宋攻打南唐，975 年冬，後主投降，隨軍北上，宋太祖封其為違命侯，次年，改為隴西郡公，賜第囚居。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聞之死於牽機。歷經帝王和囚徒的命運，詞成為其精神世界變化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