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魏晉南北朝時期公文用紙中的權力與秩序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書法藝術等大放異彩的時期，為魏晉玄學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之餘，形成了別具一格的魏晉風度，在“一死生，齊彭殤”之餘，留下了瑰麗的歷史遺產。

然則，歷史是相互聯絡的，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當王羲之拿著蠶桑紙，鼠須筆，將千古名篇《蘭亭序》一揮而就時，

蔡侯改進的紙張也進入了統治者的視野，其公文用紙參與進森嚴的等級制度之中，成為權力與秩序的外顯。

魏晉南北朝時期書寫載體的變化

我們知道，西漢時期的西域墓葬出土了作為地圖載體的紙張，但粗糙不堪，其時一般還用簡牘、布帛書寫。到東漢，蔡倫改進紙張，將紙的成本大大下降。那麼，到了漢末，書法藝術迅猛發展，相配合的就是紙張技藝的改進和廣泛應用。

——當然，這裡的所謂廣泛應用應當說只限於統治階級內部，是其內部的一次書寫載體的變革，至於普羅大眾能夠廣泛運用紙張，

那就要等到兩宋時期印刷術技術革新，

進而推動中小地主乃至市民階層也能夠大量使用紙張，“科舉社會”正式出現，成為唐宋變革之一端。這些本文且不論，還說魏晉的用紙。

促使公文書寫載體發生變化的首先是造紙術的發展。

東漢時期，人們已經意識到，“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但是，紙張的廣泛應用這一歷史程序仍然是緩慢的，

從出土實物看，漢代的文書書寫載體仍然是簡牘，紙仍然是珍貴的物品。

《東宮舊事》記載，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敕紙各一百張。可見當時的造紙技術還有待提升，而紙張也十分稀少珍貴。

三國兩晉南北朝三四百年間，紙張終於取代簡牘成為社會上書寫和公文書寫的主要載體。西晉時主要用青紙，東晉時出現多種顏色的公文用紙。

當時紙張還有地域的區別，不少文教昌盛的地區同時也是著名紙張的出產地。

當然，伴隨技術改進、廣泛應用而來的，就是將紙張納入等級體系，所以“明上下、別親疏”。

前引《東宮舊事》提到的皇太子受紙，這種紙不僅作為珍寶被賜予，而且象徵了皇帝將釋出政令的權力部分移交給繼承者，這時的紙就成為皇權、權威的象徵。

其次，公文書寫載體的變化，還源於社會變革的大背景。我們不應當忘記，魏晉時期終究是大動盪、大變革、大發展的時期。

時代的影響落在公文書寫上，也就是社會經濟文化高速發展，公共事務活動也日益頻繁，各類公務文書大量產生。

因此，簡牘的弊端日益顯現，倒逼人們探索真正將紙納入公文書寫載體之中。與這一現象相似的是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自發進行的文字的簡化和部分趨同，直接原因也是社會發展，各國交往頻繁，書寫交流的機會大幅上漲。

最後是書寫工具的進步。這一時期出現了楷書及草書、行書兩種輔助性字型，都比用於漢代公文書寫的隸書更為方便。

同時，毛筆製造業迅速發展，制墨工藝持續進步，這些都為公文書寫載體的變革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魏晉南北朝時期公文用紙製度的表現

紙張儘管已經成為等級的外顯，但公文用紙製度是歷代逐漸形成的，其表現也在不同時期有所差異。自古以來，人們有重正色、輕間色的傳統。

其中青、赤、黃、白、黑等五種顏色被視為正色其他如紅、綠、紫等被視為間色，正色紙就常用於官府公文，間色紙則為文人騷客所青睞。歷代主要的公文用紙顏色也不同，當然，由於墨水的存在，沒有一個朝代使用了黑色的紙張。

官方的公文用紙，首先是權威，其次是精美。

特殊的公文用紙成為皇權和權柄的象徵，前面已經提及，同時，另有不少記載說明了統治者為公文用紙製度化作出的努力。

《太平御覽》引，《桓玄偽事》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又曰：玄令平準作青赤縹綠桃花紙，使總精令速作之。桓玄的相關記載說明了統治者很看重公文用紙的精美和制度化。

應當說，東晉時等級制度開始普遍在公文用紙中得到體現。在用紙顏色方面，西晉重青紙，東晉後用黃、白兩色紙。

《晉書》中記載：“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陳書·陳寶應傳》中也記載皇帝詔書用青紙紫泥：“由是紫泥青紙，遠賁恩澤。”

這一時期，“青紙”用來書寫皇帝詔書，而其他人等，甚至王公大臣都禁止使用。

至於其後分為黃白兩色，君用黃紙臣用白紙，這裡嘗試從技術難度層面予以解釋。

白紙即白麻紙，黃紙則是在白紙的基礎上經過染潢的工藝，呈現黃色而得名。

所謂染潢、入潢，就是將麻紙放到黃孽汁中浸一下，立即取出晾乾，就得到黃麻紙。

相比之下，兩者都輕便易得，造價低廉，資訊儲存量大，而白紙正面潔白光滑，背面粗糙，黃紙呈淡黃色，比白紙略厚，相對能夠防蟲蛀。技術層面來講，黃紙更加精美繁複。

此外，黃紙的顏色逐漸與“皇”相聯絡，越發不是臣工能夠僭越的，黃色彰顯了莊重、權威之意，

恰可與普通的官府公文有所區分。

在用紙圖案方面，當時的統治者們也盡力構建一種以皇權為中心的秩序。

桓玄使用桃花紙，無獨有偶，十六國之一的君主石虎創造了“鄴殿鳳銜”這樣一種當時被奉為四大名紙的詔書專用紙張，也就是“詔書以五色紙著鳳雛口中”，在紙張邊緣刻畫鳳凰圖案。

以現在觀之，所謂黃紙與否，圖案如何，當然十分簡陋，

但在當時造紙及印染工藝並未大範圍普及的情況下，還是彰顯了一個時代的頂級技藝。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其一，東晉南北朝以來公文用紙多雜用黃、白兩色，其二，黃紙用於皇帝詔書，黃紙比白紙更為“高貴”。

那麼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是，如果普通公文全用白紙，則未免難於區分，在具體操作環節中，白紙和黃紙的應用條件是什麼呢？

除皇帝詔書之外，黃紙還有哪些用處呢？

仍然來看《太平御覽》的一則史料。

崔鴻《前燕錄》曰：慕容俊三年，廣義將軍岷山公黃紙上表，俊曰：“吾名號未異於前，何宜便？爾自今但可白紙稱疏。”

慕容俊何許人也？前燕第二位皇帝。所謂“吾名號未異於前”，指的是他即位時名義上仍然是東晉的燕王。

那麼，這句話就是說，我仍然是燕王，所以你們臣子給我上表要用白紙，用黃紙就太明顯啦，野心昭然若揭了。

這樣我們當然可以推匯出，臣子給皇帝上表時也使用黃紙——以彰顯對待皇帝的崇敬莊重。相反，在與王公大臣之間公文“流轉”的環節中，則使用白紙。

相對而言，黃紙不僅在含義上更加莊重，而且更能防蟲蛀，儲存更久，

因此，在各級公文中，白紙一般用於公文流轉的一般環節，中間環節，而黃紙適用於最終環節，更加正式。

魏晉南北朝時期公文用紙製度的影響

第一， 開啟了以後歷代公文用紙製度的形成和發展。

在顏色上，宋代明文規定皇帝詔書用黃色紙，其他文武官員上書則用其他顏色的紙張。與東晉南北朝相比，黃色紙已經成為皇帝詔書、敕令的專用紙，私人避不敢用。

應當說，尤其自趙匡胤黃袍加身以來，黃色與皇帝的聯絡就越加密切，逐步成為了皇權象徵。

到元代，公文用紙製度甚至細化到不同品級的官員，官府追封官員的文書出現以色紙區分等級的現象。如，“一品至五品為宣，色以白；六品至九品為敕，色以赤。”

清代，皇權專制達到頂峰，黃色成為皇帝的專用色。統治者下令皇帝詔書用硬黃紙。同時，黃紙還用於書寫皇家玉碟，黃冊寫宗室子女，紅冊寫覺羅（旁支）子女以別親疏遠近。

在圖案上，一種公文常見圖案是動物，包括龍、鳳、虎等，多用於皇帝詔書，如清代規定只許皇帝用龍紋，也波及到公文用紙方面。

另一種圖案是花卉，多用於頒發給命婦的告身文書，所謂“封妻廕子”是也。

在尺寸上，這種規定自宋始。其時規定皇帝詔書高一尺三寸，其他官、私紙張不得高於一尺三寸。

對於給各級官員的告身、委任狀，他們也將等級與不同尺寸掛鉤，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為此，宋時還出現契丹國書尺寸大於皇帝詔書的事情，也是針對這種規定對宋朝的羞辱。

第二， 豐富了公文制度，促使古代公文制度走向制度化，法律化。

公文用紙，是公文制度的一個方面，書寫載體的變化牽一髮而動全身，引起了公文制度其他方面的改變。

其一，用印方面。

在公文使用紙張之前，對簡牘的封緘多用印泥，這種印泥起初溼潤，等待它風乾後才算封印完成，時間較長，容易出現意外。而在用紙之後，官方迅速彌補了這一弊端。首先是用硃色水印取代印泥，這就是所謂印章。

其次是產生了官印移交制度。

在此之前，官印多由私人掌管，程式上多有可操作之處，而每次官員離任等，官府又要重新制作官印，損耗不菲。

但東晉以來，這種局面發生了改變。通俗的說，就是在此之前一人一印，在此之後變為一官一印，程式上更加嚴謹，損耗也被有效控制。

所以東晉官員瀟灑離任，往往要“掛印而去”，正是這一現象的體現。

其二，騎縫押縫製度。這一制度是東晉首創，具體來講，騎縫即在兩張公文紙的粘連處加蓋印章，押縫則是在兩張公文紙的粘連處或是公文尾端署名，以防止公文作偽。

公文用紙製度的形成和發展，基於社會環境的變化和相關技術的進步，

在公文書寫載體發生變化後，統治者迅速將其納入等級秩序之中，成為維護皇權統治、封建專制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1]《管窺魏晉南北朝時期公文用紙中的權力與秩序》

[2]《等級制對中國古代公文用紙的影響》

[3]《鮑嚴淑. 魏晉南北朝時期公文用紙製度的形成對文書製作制度的影響》

[4]《唐代官府公文用紙製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