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生意起源地“商丘”，原來是在河南濮陽

商丘是一座商業城市，傳說中，大禹在治理洪水中立下汗馬功勞，被封為商，遷移到了別處，後世將這座荒蕪的商都稱為商丘。《左傳》中有這樣的說法：“陶唐氏（堯）的火正（商契）居住在商丘，祭祀一場火災。

一般來說，河南商丘是商契的遺址。商丘官方網站上寫著這樣一句話：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心，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商部落的始祖、商文明的發源地，有著“殷商之源”的美稱。

但“商丘”並不一定在商丘市，據《水經注》等古籍中所述，“帝后之墓，名商丘，亦稱帝丘，陶唐氏之火，亦稱夷陵。”這說明“帝丘”和“商丘”，應該是同一處。帝丘，是河南北方的一個國家，曾經是周王朝的王城，現在在河南的濮陽，現在的商丘在河南的東南，這兩個國家的地理位置完全不一樣。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商丘”在歷史上究竟屬於今天的商丘呢，還是在河南濮陽呢？

首先，我們來看看，商丘現在叫商丘是什麼樣子的？

《世本》中有這樣的說法：“宋時為睢陽。”宋都城睢陽，位於淮南，名為睢陽。宋國的首都名為睢陽縣，在魏國滅了宋國後，改為大宋。秦始皇年間，將大宋改名為磁縣，睢陽縣設於淮陽縣。換句話說，宋國的首都不叫亳，更不叫商丘，叫“睢陽”。

《漢書·地理志》中有這樣的說法：“周為宋時，即今睢陽城，陶唐氏為火正，為史。”“閼伯之墟”指的是商丘，而《漢書》則把宋國睢陽城稱為商丘。這為後來建立商丘縣奠定了基礎。

睢陽地區自漢至明，雖曾出現許多地名，卻從未被稱作“商丘”。直至明代嘉靖24年，“將（歸德）郡提升為商丘郡”，清代沿用明代，後改稱商丘。

事實上，從陶唐氏的“火正閼伯之墟”來看，並不能確定睢陽城是否就是商丘，但周封微子在宋朝時就已經開始了，《漢書》上的記載，就是“以續商祀”，因此，睢陽就是閼伯之墟，也就是商丘。

但是，相對於商丘的“商”遺址，其斷定更為牽強，“濮陽”這一論斷，既有史料支援，又有考古學遺址佐證。

《左傳》中清楚地記錄著：“為顓頊所為，為帝。”

《竹書紀年》中有這樣的記錄：“王公（中康之子，為商丘之君）。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中有這樣一段話：魏國迫於狄戎要挾，不得不從朝歌城遷都到了帝丘，推算出遷居到了帝丘，可以享受300年的王位。但衛成叔遷都時，夢見先祖康叔說：“你的供物被夏侯搶走了”，衛成叔決定獻祭，但甯武子覺得沒必要，畢竟夏侯不是衛國的神靈，而夏王失去了王陵，也不能怪他。《竹書記年》中所述的“商丘”是“帝丘”，是指商丘。

《水經注》中說：“大河之東，乃濮陽城之東，故為之。帝皇之墓。相傳，他是從窮桑遷來的，名為商丘，也就是帝丘，是陶唐氏的火正，也是夏伯昆我的首都，殷相土也是如此。”

從這裡可以看出，“商丘”在先秦時代其實是指的是衛國王陵。現在，商丘在豫東南部，遠離了帝丘（下圖）。

《論語》中說，孔子在周遊列國時，與衛靈公的妻子南子相遇，兩個人之間產生了難以言喻的關係，引起了“子路不悅”，於是孔子向上天起了誓。

“子見南子”的來歷十分隱秘，而且衛國都城向來是個謎，河南宋國都城、虢國都城、蔡國都城，卻始終沒有被人發現。直到上個世紀初期，在河南濮陽高城的考古發掘中，發掘出一座佔地9160，000平米的古城，它原本很難被人找到，原因是它被黃河洪水淹沒，並根據出土的考古資料，證明它就是帝丘。

尤其是高成古城是龍山時代（約4500~4000年）、商、西周、春秋戰國、漢時期的一處古城，它覆蓋了顓頊時代、商周時代、夏商周時期。綜合歷史記載，高城址毫無疑問是顓頊、商契之都。

實際上，從商朝的淵源來判斷，殷商的首都設在濮陽更加合理，這是由於各種證據顯示，商朝的發源地是在5000年以前氣候轉涼以後逐漸向南方遷徙的。

首先，古代北京地區被稱作“幽燕之地”，甲骨語的“幽”即“山”和“么”，“么”是“玄”的兒子，“燕”是“燕人”，而“燕人”則是“燕人”。所以，幽燕地區，很有可能是最早期的貿易發祥地。

其次，河北石家莊已發掘出大量的先商遺蹟，其中大型的平山西門外城和鹿泉北胡莊的先商遺蹟都有3600年以上的歷史，每一座遺蹟的佔地都在十萬平米以上。而在這一時期，在石家莊的趙郡，也出現了“子宋於宋”這一說法。

“宋”之所以被稱為“商”，是因為在“宋”的古“宋”中，“木”是“桑”，“桑”和“商”是同音的。《列子·仲尼》說，“商（宋）宰相拜謁孔子，是由殷商遺民微子齊建立的。這不禁令人猜想，當年武丁封宋子宋，實際上是為了將子宋遷至“子宋於商”的一塊祖先地。

所以，根據商代的發源地，商賈最初是從北邊的燕國逐漸向南方遷徙，先是在石家莊一帶遷徙，之後因為氣候轉涼，才向濮陽方向遷徙，而不是遠至商丘市。

美國哈佛學院的人類學系主任張光直於1988與中國考古所聯合啟動了一項“商丘計劃”，以探討中國商丘地區的早期和早期商業文化。

然而，一支由“發掘中國商丘一帶的早商與先商文化”組成的考古隊伍，經過十多年的艱辛發掘（上圖），儘管找到了大量的周、宋時期遺址，但始終未能找到足夠數量的先商遺址，最後也是遺憾而回。

他們之所以遺憾的離開，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找到先商遺蹟，而是因為商丘並不屬於商業社會，最多也就是商朝滅亡後的一個過渡時期，而“商丘”就在濮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