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衡》百年｜汪榮祖：另一種新文化運動

北京大學跟東南大學是南北的兩個重鎮，發動新文化運動的重鎮是北京大學，以《新青年》雜誌為核心。挑戰它們的是吳宓、梅光迪，他們其實原來也在北方執教，不滿意北方激進的氣氛而南下，跑到南京的東南大學，以梅光迪、吳宓、柳詒徵等人為中堅，創辦了《學衡》雜誌，所以就變成了南北對峙的形式。

我們必須知道，在南京東南大學的這些人文學者並不是反對新文化運動，而是反對北方所主張的新文化運動。但是他們因為反對北方的新文化運動，被視為維護舊文化、拒絕外來文化、反對新文化的頑固派、守舊派。其實，他們明言“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也就是說他們要保持國粹，也要接受新知，不是像胡適他們那一派就是要放棄舊的來迎接新的。而且這些人的態度是不要“拿來”，而要“融化”。全盤西化論等於是拿來主義，凡是西方的都好，都拿來，而把舊的放棄。所以學衡派實際上代表著另外一種新文化。我一直強調，他們不是守舊派，他們不同意北方以北大為中心的所謂新文化運動。因而我們必須要認識到這是兩種新文化運動的交鋒。

百年是一個比較長的時間，長時間可以檢驗真理。在當時所謂“南北戰爭”的時候，都認為北方是進步的、現代的，而南方是保守的。其實在這場所謂的新舊之爭中，真正的守舊派根本沒有參與這場論爭。事實上，南北兩派都是留學生，學衡派像梅光迪、吳宓等人都是從哈佛留學回來的。所以新文化運動的“南北戰爭”是兩種不同新文化的論爭。百餘年後回頭來看，當時學衡派雖然在論辯上是失敗的，可是從實踐來檢驗，它講的很多東西都是非常正確的。而且我們可以說，假如他們那些意見在當時能夠被接受的話，今天有很多不好的後果就不會發生。所以我們說回頭來看，更能理解學衡當時那些主張的價值。

江蘇南京，東南大學校園

第一個議題，當然是文言與白話。北方要用白話來取代文言。胡適說文言是死文字，白話才是活文字，這個就是他要取代文言的原因。文言是死的你還要它幹嘛，白話才是活的，所以要用白話來取代文言。南方當然要維護文言，梅光迪認為新舊文體應該承前啟後，可以並存。換言之，學衡派並不是反對白話。當然我們覺得白話是很有用的，我們大家到現在看到白話是很成功的，所以不成問題，問題就是說該不該用白話來取代文言。因為白話跟文言不是兩種語言，是一種語言，所以學衡派說是可以並存的，“豈可盡棄他種體裁，而獨尊白話乎？”（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學衡》第1期）對學衡派來講，問題就是“獨尊”。現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文言跟白話不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在形象上，胡適成為識時務者的英雄，而梅光迪則成為反對白話文的不識時務者。其實他們沒有一個人是反對白話文，而且梅光迪他自己也經常用白話文，比如他給兒子寫信就用白話。梅光迪跟胡適原來是好朋友，亦是同鄉，都在美國留學。梅光迪只比胡適大一歲，他考取清華公費留美，先是到西北大學，後來到哈佛大學，專攻西洋文學，他並不反對白話文。他反對的是“廢文言而用白話”，他不認為文學的演變是新文學取代舊文學，而認為是“若古文白話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變遷，尤非革命也”。（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學衡》第1期）什麼叫革命？就是白話革掉文言的命——等一下我會講到後果——等於把文言文廢掉。廢掉的謬誤在哪裡？剛剛我也講到，胡適說文言是死的，為什麼？他用的詞是“dead language”。我覺得胡適英文還不錯，我不知道他是故意誤解呢，還是確實有一定的誤解。因為在英文裡頭，“dead language”是指“已廢文字”（language no longer in use），就是說這個語言已經不用了，已經廢了。像很多古文字，已經沒有人在用了，才叫“dead language”，可是當時用文言的人很多啊，而且到現在還是有人在用——當然很少，而且越來越少了。最著名的就是錢鍾書1979年出版的《管錐編》，用典雅的古文寫成。所以文言根本不是“dead language”。

今天看來，用白話取代文言是相當成功的。1920年教育部就通令全國用白話教學，一直持續到今天。大家知道在從前，在前清時代，所謂的啟蒙教育就是學方塊字，學完方塊字就學對聯，學完對聯就學作詩，慢慢進入文言的世界。1920年以後進入學校體制者與古文漸行漸遠，當然愈來愈少有人能寫古文、讀古文。這樣一來，也許真的有一天文言會變成“dead language”。這個後果非常嚴重，因為大家知道，自先秦至晚清，古文乃中國文化之寶筏；無此寶筏，安能登彼岸，以窺中華文化之堂奧？

要廢除文言的另外一個原因，胡適講得很清楚，他說白話容易，文言難。可是我們怎麼能用難易繁簡來決定文字的存廢？文言與白話都是漢文，白話主要是spoken language，文言是written language。我們知道，在英文裡頭spoken language跟written language也是有距離的，當然中國的古文跟白話的距離比較大一點。你寫英文，如果你把講出來的白話直接寫出來，沒有人會接受的。所以假如文言不被取代的話，對白話和文言雙向都有好處，白話可以使古文除去陳腔濫調而更具彈性，白話可以使文學作品得到普及——這當然是最大的功用，但是沒有必要廢除所謂的貴族的、美學的、精英的古文。原來照學衡派的看法，可以雙軌並行，而且相互都有好的影響。所以用白話取代文言，是不幸的。

第三點，我們到今天也可以知道，白話文被證明是可以成為精緻的白話文的，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寫得非常好的白話文。但是我覺得，白話文寫得好不好，跟有沒有古文的根底很有關係。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白話寫得好的，都有古文的根底，能夠把白話寫得簡潔明暢。今天我在書店看到很多翻譯自西方的作品，開啟來看，很多都看不懂。英文原本能看得懂，反而翻譯的看不懂，為什麼？因為這些譯本就是完全用白話，然後根據西方的語法進行拼湊，缺少語言的功底，其實很多可以用大家都知道的well-established language表達出來。所以把古文廢掉，不僅枯竭了白話文的泉源，而且涉及到漢文化的寶筏，正如學衡大將吳宓所言，文言乃“民族特性與生命之所寄”。（Mi Wu， “Old and New in China”， in Chinese Students’ Monthy， vol。 16， no。 3， June 1921。）

白話有別的功能，沒有人會反對，學衡派也沒有反對，但是學衡派特別反對獨尊白話文。因為他們反對獨尊白話文，被認為是反對白話文，這是很不公平的，這一點我們是必須要澄清的。剛剛我也講到，真正的保守派、頑固派根本沒有參與，他們的心態很值得研究，到底他們是不屑討論呢，還是覺得很無聊等等。真正的所謂新舊之爭就是《新青年》跟《學衡》兩派的爭論。幸虧當時沒有把漢字給廢掉，因為在新文化運動的時候，錢玄同就主張要拼音化，就認為拼音文字是現代的、進步的，世界上大部分用拼音文字，中國的方塊字太古老，不適合現代。後來證明，電腦完全可以解決漢字的輸入問題，跟是不是現代沒有關係。漢字的功用在哪裡？有的象形文字被消滅，可是中國這個方塊字綿延那麼久，而且它的功用我覺得非常重要。大家有沒有想過，假如真的把漢字除掉，變成拼音文字，我可以告訴大家，中國就像歐洲一樣。歐洲怎麼樣，原來羅馬帝國是統一的，羅馬帝國的文字是拉丁，拉丁是拼音文字。蠻族入侵以後，德國人用他們的母語來拼，法國人用他們的母語來拼，英國人用他們的母語來拼，就變成法文、德文、英文，所以羅馬帝國崩潰以後，經過一千年演變成為西方的帝國。我在美國教書的同事他們覺得很奇怪，中國漢帝國跟羅馬帝國差不多時候，漢帝國崩潰以後，中間大概經過五百年之後，隋唐又統一了，而且比以前更統一，他們說這是一個奇蹟。可是我說這不是奇蹟，這就是中國漢字的功用。我個人越來越覺得，我們的漢字非常好。現在在應用上毫無問題，電腦打字沒有問題，像我個人打中文跟打英文根本沒有區別，而且這是把中國人凝聚在一起的潛在的力量。大家知道，假如是拼音的話，不但是蒙古人、滿人，請問福建人用福建話來拼，廣東人用廣東話來拼，你看得懂嗎？所以每個省都可能像歐洲一樣變成一個國。除此之外，漢字還有藝術性。你能用ABC來講書法嗎？書法是藝術品，其他國家一般沒有這種藝術。所以我在這裡講這些，希望大家珍視我們中國的漢字，我覺得這非常了不起。

漢字的優勢，剛剛我也講過了，現在談談學衡派維護文言失敗的後果。1920年教育部正式宣佈白話取代文言教學，文言日漸凋零。我覺得這個後果已經看得到了。我記得1981年見錢鍾書先生，他說現在60歲以下的人已經沒有辦法寫古文。這也許言過其實，但如今確實不免衰退。所以白話沒有了文言的根底之後，很容易受到外文的汙染，等於是破壞了中文的語言結構，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很多白話文寫得囉裡囉唆，有時候不知所云。此種後果下，不得不令人感念當年東南大學人文學者反對廢棄古文、獨尊白話的遠見。

《新青年》

第二個議題是尊孔與反孔。北方的《新青年》猛烈地攻擊儒家，儒家被視為專制集權的淵藪，經書被視為無用的渣滓。學衡派拒絕反孔，主張中西文化會通，反對各種激烈主張。大家知道，新文化運動有個響亮的口號“打倒孔家店”。但是我覺得“孔家店”既然稱為“店”，店裡頭有各種各樣的東西，有好的也有壞的，你要把孔家店打倒，就是好壞通通打倒，所以算是比較極端的。學衡派對此非常反對。當然反孔有它的時代背景，因為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的核心，而且從晚清以來中國一直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侮蔑、挫敗，歸罪於中國的舊文化，而舊文化最主要的就是儒家。大家攻擊孔子，戴上封建愚昧的大帽子，儒家被視為專制集權的淵藪，經書被視為無用的渣滓，所以有“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在當時，反孔好像變成一種潮流。其實我覺得孔子是替罪羔羊。老實講中國兩千年來的專制主要不是儒家，而主要基於講求嚴刑峻法的法家，而儒家思想多少起了“軟化”冷酷專制政體的作用。朱熹曾說，“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答陳同甫書》）所以，說孔子是專制的罪魁禍首，其實並不很公平的。另一方面，儒家道德規範與倫常關係也多少起了穩定國家與社會的作用。南方文史學者深感難以坐實孔子贊同獨裁之罪，更憂慮維持社會的禮法因反孔而毀滅，因此“深臏太息，以為此非孔孟之厄，實中國文化之厄也”。（王煥鑣：《梅迪生先生文錄序》，《梅光迪文錄》，臺北聯合出版中心，1968年）也就是說，這個不是儒家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文化的災難。

在這個氣氛之下，學衡派力言儒家經典的重要性，儒家的經典經過千年的涵化，就好像基督教之於歐美，成為中國人所尊奉的行為準則。人有行為準則才能異於禽獸，排脫叢林法則，使禮法制度與民生日用隨時日進。南雍學衡諸公認為，反孔不只是破壞倫理，而且摧毀社會秩序，因而導致動亂不斷，尊孔或反孔更關係到人心之邪正與國家的治亂。現在我們看當時他們這個見解還是很正確的。學衡派認為，儒家經典要在致用。所謂“儒教”，乃儒者的教化，並不是西方所謂的宗教。當然現在有些西方人認為Confucianism也有宗教的色彩，比如孔廟、祭祀等等，可是我們主要講它的本質應該是teaching而不是religion，所以它提倡治國、平天下、修身、齊家等等，在當時都被認為是一種封建。這是第二個大議題。

第三個議題是全盤西化。胡適主張“全盤西化”，後來改成“充分世界化”、“充分西化”。名詞之異並未改變他一貫主張西化的實質內容。為什麼呢？因為他把西化等同於現代化，現代文化和文明都是普及的，並無國界與種界，這是一種“文化一元論”的觀點。我們知道，中國傳統的保守派排斥西方文化，獨尊中國文化，其實與西方派一樣是“文化一元論”者，因為他們都具排斥性。康有為追尋放諸四海皆準的大同文化，也是一種“文化一元論”。他說文化是人類的公共的道路，中國為什麼現在落後呢，因為在這共同的道路上落後了。中國文化是舊文化，西方文化是新文化，新舊不能並存，這是他們的思維。即使是中西文化折中論也是變相地保持這種觀點。胡適去世之前在菲律賓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包括中國文明在內的東方文明，都不能發展出科學。當時這個觀點受到了批評，這是他過世前不久的事情。這可以說是他的一個終身的信念。我覺得他是把自然科學跟人文學科混為一體了。其實早在17世紀，義大利歷史哲學家維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對此就有詳論。維柯將自然科學視為“天界”（world of nature）或“外知識”（outer knowledge），而將人文社會科學視為“心界”（world of mind）或“內知識”（inner knowledge）。他認為“心界”跟“天界”是兩回事情，心界或內知識就是他的“新科學”。換言之，文化有意識、有經驗、有價值判斷，所以不可複製。科技可以照搬，人文不可以。為什麼呢？因為自然界有“客體”可以認知，比如日出東山、夕陽西下，是相當自然的、客觀的，不至於有不同的解釋，因自然科學的“客體”不涉及個人思考，主體性可以排除在外。不過有人也說，即使是自然科學也不能百分百沒有主體性，不過一般講起來，自然科學是可以排除掉主體的。研究自然現象的自然科學如聲、光、電，是可以“普遍的”（universal），不因為地區或文化差別而有不同。而文史哲在維柯看來，是心智之學，屬於“列國的世界”（world of nations），亦稱之為“人間世界”。他顯然想要平衡自十七世紀以來專注自然科學與自然法則的趨勢，所以所謂“新科學”也就是包括思想、制度、宗教等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這兩個性質不同，所以不能夠混為一談。人文社會科學雖然也有它的“客體”，像歷史事實，但對此“客體”的認知涉及到個人的價值觀、文化背景，就有了“主體性”（subjectivity）。

Subjectivity這個概念最早從康德開始，後來被所有西方學者承認。有個很有名的史學學者伊格爾斯（Georg G。 Iggers），他在《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後現代的挑戰》這本書裡說，主體性是所有學術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因素。對此我想大家也都同意的。西方人都承認這個主體性，可能是因為他們文化發達、學術進步，所以他們從主體性所發展出來的理論，我們要接受，他當然不反對。而且我發現美國的主流歷史學家——我所謂的主流歷史學家，是指搞歐美歷史、西方史學的這些人，在美國研究中國、日本、第三世界的不是主流，也因為他們對第三世界的認知不足，他們非常地藐視除了西方以外的史學，他們當然知道中國歷史悠久、材料很多，但是他們說你們沒有史學，沒有historical conscious。有個很有名的學者，他說寫印度、寫日本、寫中國的歷史寫得最好的是西洋人。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站在我們的主體性來立論，其結果是喪失了話語權。我現在有點擔心，我看到美國寫的關於中國的歷史，大家就拼命地翻譯，不管好壞都翻譯，我怕有一天中國歷史的話語權會落到歐美人的手上，當然我不希望這件事情發生。人文學科對外界的關切而形成的主體性，牽涉到同情心、同理心、憎惡心，均不必見之自然科學。英國很有名的哲學家懷特（Alfred North Whitehead）說，近代科學雖然在歐洲發現，但可以傳播到任何一個有理性的國家或者理性世界，可是人文學科就不行。我們只要稍微想想，拿史學來講，我們能夠超越過西方嗎？絕對不可能。可是我們自然科學可以，我們看到我們造飛彈、造航空母艦，都追上來了，可是我們現在看看人文社會科學講到史學理論、文學理論，還是遠遠跟不上西方，我覺得是無法超越的。這是主體性和話語權的關係。

第四個議題是浪漫與古典。這一點以前人沒有講過的，是我特別注意到的，我覺得這點很重要。北大領導的新文化運動被稱為啟蒙運動，但它其實是一場浪漫主義風潮。大家都以為是啟蒙，可是啟蒙是理性的、古典的。革命要革文學的命，講國族主義等等，這些都是浪漫的思潮，不是古典的。這種強烈的文化批判並不是基於理性，而是基於激情，諸如“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等，都是非理性的、激情的革命口號。

大家知道，18世紀是啟蒙時代，到了19世紀就進入到浪漫期。假如最簡單地講，啟蒙就是講理性（reason），浪漫就是講意志（will）。新文化運動，甚至於科學和民主都不是理性的。科學當然很理性，可是他們當時所談的科學是科學主義。夏威夷大學有個教授叫郭穎頤（D。 W。 Kwok），她寫的博士論文就專門討論scientism，科學（science）是理性的，可是科學主義（scientism）就不是理性的，崇拜科學、科學萬能，這個不是理性思維，而是一種浪漫主義。民主也是一種理性的東西，可是在當時的社會中，所謂的民主基本上還是浪漫風潮下的東西，而不是啟蒙的。在思想上則是對啟蒙時代理性主義的反動，拒斥學院派而傾向公眾，趨向於意志、情緒、民主、權力，迴歸原始的浪漫風潮。法國哲學家盧梭追求感性，他認為文明汙染人性，成為浪漫運動的先知。浪漫風潮開啟了以感性為主的文化，與理性文化針鋒相對。所以我們看到，南北的針鋒相對從某一個層面來看就是浪漫與理性、浪漫與古典的針鋒相對。講到浪漫主義，誠如西班牙藝術家戈雅（Francisco de Goyay Lucientes）所說，浪漫乃“理性沉睡後生出來一個怪獸”。（Tim Blanning， The Romanic Revolution： A Histor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11， pp。73-77。）戈雅所謂的“怪獸”即藝術上的幻想與想像，但亦可泛指整個反理性的文化氛圍。所以毫無疑問，新青年在北方是激昂的、浪漫的風潮，文學革命，主張批評主義，要用俗話代替雅文，許許多多新青年的口號反映的全是浪漫主義風潮，所以新文化運動在北方，它所反映的是當時世界上所流行的浪漫主義。但是在南方，學衡派他們是古典的，他們所提倡的是新人文主義。新人文主義就是古典的人文主義，這個也是有來源的。因為學衡派的主要人物梅光迪、吳宓，他們先後到哈佛大學留學，他們的老師就是歐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白璧德是一個人文主義者，他當時是哈佛教授，但不是當時的主流，所以他的名氣遠遠沒有其他人大。為什麼？因為當時整個的氛圍就是浪漫主義風潮。白璧德寫過一本很有名的書，就叫《盧梭與浪漫主義》（Rousseau and Romanticism），他對浪漫主義批判得非常厲害。所以吳宓、梅光迪他們到哈佛，跟了白璧德，思想上溝通得非常好，而且過從非常密切，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很多他們來往的書信。而且白璧德也對中國很感興趣，他認為儒家（Confucianism）是人文主義的，所以他後來跟他的學生創造了一個儒家人文主義（Confucian humanism）。可是這個人文主義沒有被髮揚出來。白璧德極力反對浪漫主義，他的人文主義就透過梅光迪、吳宓他們這些人的講述傳入中國。學衡派毫無疑問是非常欣賞白璧德的人文主義的，剛剛我們講到的這本書《盧梭與浪漫主義》，它譴責浪漫主義為西方文明頹廢之源，因其拋棄準則、逾越界線、嘲諷習俗。面對現代物質文明的興起、中下層社會的質魯無文，白璧德要以教育為手段、文學為工具，挽浪漫主義的頹風，以提升行為規範與社會融洽。白璧德這一思想背景很容易使他欣賞儒家的君子之風、道德規範與重視教育，自然引孔子為知己，笑與會。而白氏的中國門生亦因此人文主義，與儒教最為相契而醉心，益增對儒學的信心，深信中華古典與西方古典有可以相通之處，視打倒孔家店者為“魯莽滅裂”，欲融儒家於新人文主義之中而成為“儒家人文主義”。

《盧梭與浪漫主義》

毫無疑問，儒家的東西非常理性，所以梅光迪希望在中國形成以白璧德和摩爾（Paul Elmer More）為主導的人文主義運動，成為一個正面而有建設性的新文化運動。他們也提了新文化運動，可是他們的版本不被接受，被接受的是北方的浪漫主義的版本。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總結南北主張的差異在哪。第一點，北方倡言文學革命，南方主張文化改良；北方提倡“平民文學”，南方則認為不應將精英文學降格為平民文學，而應經過教育來提升平民文學。第二點，北方要摒棄傳統，而南方要繼承而後改造傳統；北方喜新好奇，而南方強調溫故知新；北方以普及為能事，而南方則認為學術思想非凡民所能，文化不能依賴群眾維持。第三點，北方以“順應世界潮流”自命，而南方斥之以盲從趨時；北方亟言學以致用，而南方堅持學術乃萬世之業，積久而彌彰。很明顯，南北間的差異非常大，結果是學衡派無力迴天。這場新文化運動的南北之爭在抗戰前已決勝負，北全勝而南慘敗。

俞頌華說，“孔子教義，自有其不可誣者”（《新青年》第3卷第1號），一百多年後來看，這句話是沒錯的。我們注意到現在大陸國學興起了，孔子學院林立，證明當年轟轟烈烈的反孔言論與行動至少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但是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廢棄，要從頭來是相當困難的。當年在南京東南大學的人文學者逆勢而為，貌似頑固保守，實則擇善固執，預知文言之不可廢、儒教之不可棄、浪漫之不可久。

百餘年後回看，新文化運動以北大教授與《新青年》雜誌作者群為主角，影響深遠。然而以《學衡》為論壇的南雍諸公，卻被認定為反新文化的守舊派，幾被遺忘。所謂“新文化”主要來自西方，然西方文化內容豐富，種類不一，固不能以某一西方文化為新文化，而以另一西方文化批評或反對此一新文化為反對新文化。

白璧德從1912年開始就在哈佛大學任教，他與文評家摩爾共同創立“新人文主義運動”（neo-humanistic movement），以“古典主義”（classicism）來針砭奇特的、強烈的、誇張的浪漫主義。白璧德將浪漫主義的始作俑者盧梭視為狂徒，抨擊尤厲。梅光迪、劉伯明、吳宓等就學於哈佛文學系，接觸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獲得另類新文化的認知，他們不是簡單的守舊，而是立足於西方古典主義的高度，批判充滿浪漫精神的新文化運動。他們並不是盲目的，就如他們尊奉的老師所知道的那樣，中國的傳統當然有它的缺點，但是，“毋將盆中小兒隨浴水而傾棄”，主張“中國舊學中根本之正義，則務宜儲存而勿失也”。（白璧德撰、胡先驌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學衡》第3期）白璧德認可孔子的人文主義，而且直言較西方更優，更規勸中國新文化運動不可忽略道德、不應信從西方功利主義過深，應閤中西智慧使新人文主義的內容更加豐富。南雍諸公尊奉白璧德，堅信新人文主義才是中國應有的新文化。

新文化運動已經過去一百多年，重估新文化運動的遺產，應該仔細辨析、嚴肅批判，認知到北方新文化運動遺產的負面後果：舊學的臍帶不絕如縷；古文對一般讀書人而言幾乎猶如天書；一味追慕西風而乏自主性；重功利而輕人文。當年新文化運動曾在南方花開別枝，卻無端被視為反新文化、泥古守舊而棄之，豈無遺憾？今日回顧學衡的主張，或許有助於重構21世紀中國思想文化之圖譜。

（本文系節選，原載《新學衡》第4卷《新文化運動的異途》，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