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讖”：對事件吉凶的預言——在宋齊易代中在此興起

在宋齊時期，讖語雖然走下了神壇，失去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但在輿論領域影響力仍存，在朝代嬗變之際仍是首選的輿論製造工具。宋齊之際的讖語在流傳上具有流傳脈絡清晰、數量較多、形式豐富、傳播者與受眾較明確等特點，使得從讖語流傳的角度探析宋末齊初政治歷史演變成為了可能。

政治背景：青徐豪族的崛起

一、建康政權的文弱化

雖然在由次等士族憑武力建立的劉宋王朝中，皇權政治替代了門閥政治，士族逐漸衰弱，但士族的在文化上、社會上的特殊地位還是存在，影響力仍未消減。正因為此，即便是囊括了政治、軍事權力的劉裕也不得不主動“士人化”，以進入士族的文化世界中，完成了從“不經涉學”到“頗慕風流，時或言論”的轉變。

同樣地，進入建康的軍事將領也在進行著同樣的轉變。不過他們的“士人化”轉變卻是出於被動，由於士族對武事、武人的輕視態度而不得不進行轉變。為了獲得士族階層的認可與接受，獲得劉宋上層社會的“入場券”，他們紛紛棄武從文。

初北伐將領到彥之，其後人到沆“善屬文”，“其文甚美”，到溉、到洽亦為當時頗具盛名的文人，完成了從將門到文臣的轉變。這樣的趨勢已成當時主流，逐漸導致宋時建康將領日益減少，如元嘉三十年時，便已有此隱患，至宋晚期則愈加嚴重。加之建康禁軍的主要來源，吳會地區的社會風氣逐漸轉為“忘戰日久，士不習兵”，加劇了建康社會逐步文弱化的狀況。

建康社會在不斷文弱化的同時，也在不斷封閉著自己。一方面，注重門第的選官制度阻斷建康外區域的寒人、豪族入仕建康的道路。另一方面，由於士族不理世務，懈怠政事，加之寒人勢力的上升，不少寒人掌握了政治權利。

但在揚州地區之外的大量的寒人及武人均渴望著獲得更多政治權利，但建康社會的封閉性無疑是給他們的上升渠道上的隱形天花板。

而與建康社會日益文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軍鎮地區的豪族勢力則不斷增長，成長為能夠左右軍鎮的主宰力量，因而進一步導致其對政治的渴求日益迫切，在建康社會日趨封閉的情形下，最終往往會選擇以暴力形式獲取政治地位與權利，因而他們多是宋時歷次動亂的策劃者或擁簇者。

二、豪族勢力的壯大

而在建康以外的北邊軍鎮地區，豪族勢力正在不斷地壯大。地方豪族勢力已遠不同於東晉末的流民武裝勢力，他們作為南遷的北邊豪族，往往攜宗族而來，一脈相承了北方重宗族與鄉黨關係的風氣。因而他們以血緣、地緣關係為紐帶，與其鄉黨間結成了既自由又依附的關係。

豪族透過賑恤鄉黨獲得極高的人望，如青州地區的平原劉氏，“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劉）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這種信用與聲望關係賦予了豪族強大的宗族勢力與鄉黨力量，使得他們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組織出一支數量巨大的私人武裝。

豪族生活與活動的地區往往地處邊境地帶，多是南北方政權的對峙地帶，倍受戰爭威脅，因此生活在該地區的豪族與其鄉黨，出於生存自保等原因，往往崇尚武力，形成了與建康地區完全相反的社會風氣。這種崇勇尚武之風同數量龐大的鄉黨宗族相加，使得豪族的軍事實力進一步壯大。

此外，各豪族間還透過締結婚姻關係，構成了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同明氏長期相互聯姻的豪族多為以青齊地區作為主要活動區域，且出仕於該地區，他們彼此間的宦、婚關係使得他們在邊境地區建立了錯綜複雜又根深蒂固的基層勢力。

但與此截然相反的是士族在基層的勢力消減和軍事實力的衰弱。在廣大的軍鎮區域，則形成了由邊境豪族為主宰，部曲私兵眾多的“武區”，而在以士族及“士人化”武將為構成主體的建康，則成為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文區”。同時，邊境豪族遭受多重歧視與排擠，入仕建康之路愈加困難，進而導致其與建康地區間隔閡日漸深重。

三、矛盾的集中爆發——義嘉之亂

種種矛盾在劉宋時期引發了不少或大或小的動亂與傾軋，至劉宋晚期更是激化為一場禍及全國的內亂。泰始元年，前廢帝被殺，孝武帝弟劉彧即位，由於當時在軍鎮的多為孝武帝子，因而宋明帝的即位引發了軍鎮中的大混亂。而各方勢力在這場大混戰中各有異圖，因此這場動亂很快便席捲了劉宋全境。

在這場明帝同孝武帝派系的宋末內戰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豪族人士的身影參與其中，試圖藉助動亂的時局獲得上升的機會。其中，有不少豪族人士站在了明帝的對立陣營。如豫州地區的豪族。同樣渴望在這場動亂中獲取政治利益的還有薛安都及部分青徐豪族人士。

而同青徐豪族動輒召集數千人響應建康政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此時建康武力的弱化。吳喜在參與平亂之前並無任何軍事經驗，因得三百精兵而被兵力嚴重匱乏的建康政權所啟用。

劉宋晚期，建康政權在軍事上對於豪族勢力，尤其是青徐豪族勢力的依賴日漸加深。而這也給劉宋政權增添了一項不穩定因素，在薛安都降魏後、宋失淮北後，青徐豪強政治傾向的轉移開啟了宋齊易代的序幕。

文化影響：輿論影響的加強

一、讖言走向民間

由於魏晉時期對讖緯進行接連的打擊與禁燬，讖緯開始逐漸失去它作為意識形態的特殊地位。曹操“科禁內學”；晉武帝“禁星氣讖緯之學”；劉宋時，“大明中，始禁圖讖”。這一系列的禁絕措施也使得讖緯逐漸失去它的官方地位，讖語開始不再以緯書作為其流傳的最主要載體，其流傳的載體與途徑開始靈活與多樣化。

首先，是新結集的讖語集的出現。如《金雌詩》、《老子河洛讖》、《劉向讖》、《孔老讖》、《孔子閉房記》等。這些集合中的讖語往往無須依附經典，有的甚至並不假託聖人之言，通俗程度更高，更易於進入流傳環節，且同緯書為流傳形式的舊時讖緯一樣具有神秘性質，能夠傳達天命資訊。

其次，讖言開始與“謠”結合在一起。這一時期讖言的流傳途徑產生了明顯的變化，讖與歌謠、童謠、謠諺的融合程度更深，走向了民間社會。除了便於傳播以外，也使得讖言對於社會輿論的影響力進一步增強。

這種文字遊戲般隱晦又謎語式的表達，使得社會上對於其最終指向猜測不定，往往採用各種牽強解釋將其附會到政治事件中去，如宋時的“勝熹”讖言，隨著時間推移，其從指向人物王勝熹再到指向事件“益州始興”。

因為社會對於讖語神秘性質的信奉與敏感心態，因而每次時局變動之際會喚起已有的社會記憶，不斷給尚未有明確對應事件的讖語新的解釋，以賦予事件合理性。宋時這種社會敏感的心態已經發展到有些人需要因為反語讖言而改名的地步，如劉悛，本名忱，因反語“劉忱”為“臨讎”而改名；袁粲本名愍，因袁愍反語為“隕門”而改名。

二、讖與星象、宗教的融合

讖緯的非官方化還導致了天文星讖流傳的興起。雖然在天人感應的內容中，天文星佔本就是讖緯體系的一項重要內容，但更偏重的是其預言占卜性質，較少被作為流傳的讖語看待，但在劉宋時，進入流傳階段的天文讖語數量明顯增多。

另外，該時期由於道教、佛教的興起，宗教開始與讖語相結合。讖緯同道教的結合可以追述到道教的誕生伊始，它作為我國本土宗教，自其誕生起便吸收了包括部分讖緯觀念在內的本土性文化。

隨著道教在宋時的發展，尤其是邊境豪族中有不少人士世代信奉天師道，其許多軍事活動也都與天師道有所關聯，當豪族地區與建康政權間的矛盾加劇，武人與士族的矛盾加劇，不少人便會拿起神秘的輿論武器——讖語作為號召煽動的工具之一。

而同道教結合了的讖語，在其神秘性與宗教性上都要強過一般的讖語讖謠，其簡短的讖語背後往往帶有不少宗教蘊意及對幻想世界的嚮往，對於反叛者的激勵與組織能力也更強。

而讖緯與佛教的結合則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出於僧人弘傳佛教的需要，他們用本土的概念與思想來傳播佛教教義；另一方面是出於謀取利益或求得統治者庇護的需要，該時期僧人同士族的交往較為密切，有部分僧人也對劉宋政治變動有所參與，因而宋時的佛教讖語往往在朝代變易時流傳較多。

三、五德相生論的盛行

劉宋時期，由於前代及劉宋本身都是透過禪讓方式獲取政權的，所以五德相生說在劉宋時期有了更大的發展，這樣的發展體現在《宋書 符瑞志》對於劉歆五德相生說的進一步發揮。《宋書》體例龐大，共一百卷。

《宋書·符瑞志》進一步發展了劉歆的五德相生說，它按五德相生的順序排列了自伏羲至劉裕的完整的歷代帝王德運興替序列，並將其與各自受命的符瑞讖言相對應。將每一位受命帝王自出生起的感生、貌異、讖語、祥瑞，德運轉移時的天象、自然異動等都詳細敘述在五德相生的思想體系之下，彷如一個個受命神話故事。

四、“天子讖”的流行

在宋時流傳的讖謠中，以“某地出天子”型別的讖謠數量最多，該類讖謠比之其他讖謠要更加簡短、通俗，且指向性明確，這類讖語的興起同當時的歷史環境有著重要的關係。

除去前述華願兒用於擊倒政敵戴法興而作的讖謠、張敬兒自作的讖謠及宋末“東城出天子”讖，其餘幾條“出天子”讖語基本上都與宋時帝王有關，且這些讖語在進入流傳階段時，這些帝王往往都還只是一方刺史，還未進入建康。

這是由於宗王出鎮制度下，一旦中央局勢不穩，而地域勢力上升，宗王及其府州僚佐、當地豪族往往會結成一派，以入主建康為目標，因而製造大量的“出天子”讖語。

讖語流傳的特點雖然是宋時社會歷史的產物，但是也延續至宋齊之際的讖語流傳之中，不論是讖與謠的結合、新結集讖語集的流傳、讖語中天文、宗教等因素的注入、五德相生論的盛行還是“天子讖”的流行，都能在宋齊之際的讖語流傳中發現它們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