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尼眼中的布羅茨基：他帶給朋友一種額外的甜蜜和劇痛

兩位諾獎得主：約瑟夫·布羅茨基與謝默

近期，《希尼三十年文選（修訂版）》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爾蘭當代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以及著名的詩學專家謝默斯·希尼親自編輯和精選的文集，原名《發現者，保管者》，意思是“誰先找到（發現）就歸誰保管”。希尼在文中對眾多歐美現當代傑出詩人做了非常深入透徹的分析。他們是葉芝、彭斯、華茲華斯、菲利普·拉金、伊麗莎白·畢曉普、奧登、米沃什、布羅茨基等等。這部文集不僅是瞭解希尼詩歌的一把鑰匙，而且是瞭解英語詩歌和世界詩歌的一把鑰匙。

作為與約瑟夫·布羅茨基並駕齊驅的詩人批評家，希尼與布羅茨基生前頗多交集。在與愛爾蘭作家丹尼斯·奧德里斯科爾的對談中，希尼談到兩人的最後一次見面。他說“我確實在約瑟夫去世前三週在美國見過他。瑪麗和我去參加布里安·弗里爾導演的話劇《莫莉·斯韋尼》的紐約開幕式。這期間正好趕上一場多年不遇的大暴雪。那天夜裡曼哈頓完全陷入停頓狀態，大街上滿是雪堆，交通斷絕，甚至不見出一輛租車。第二天，情況稍微好一點，約瑟夫就從布魯克林跋涉到協和廣場咖啡館，我們在那裡和羅吉·斯特勞斯，喬納森·加拉西一起共進午餐。他看起來很糟糕，佝僂著身子，臉色蒼白，喘不過氣來，但仍在吸菸。我們當然知道他有嚴重的心臟病。他沒法在桌子邊安坐，而是不停地出去吸菸，這樣進來出去。這是他身上典型的英勇舉動，一定要來見面表示對我們的歡迎。”

［愛爾蘭］謝默斯·希尼 / 著，黃燦然 / 譯

浙江文藝出版社

希尼還談到對布羅茨基的第一印象。那是1972年的倫敦國際詩歌節。他見到一個單薄的，有點神經質的，大約和自己同齡的小夥子，投射出半試探、半懷疑的目光，正如任何一個年輕詩人在一個大型朗讀會上那樣——也許他自己投射的也是這種目光。“我們都注意到了對方，因為在那個時候，一個貝爾法斯特人的講話對任何一個旅行者來說都肯定是一種激進的新潮。然後，第二年春天，我們在馬薩諸塞的一個詩歌活動上正式見面了，一起談得非常熱烈。約瑟夫身上融合了隱晦、精確和幽默，非常典型的阿爾斯特風格，所以我們一下子就很融洽了。那之後不久，我們又在安阿伯見過好幾次，彼此的喜愛轉化成了友情，這種友誼強化了詩歌對我的作用，也強化了我對詩歌的作用。”

而在收入文集的這篇《約瑟夫·布羅茨基（1940—1996）》裡，希尼深切緬懷布羅茨基，並對他的作品做了中肯的評價。

選讀｜約瑟夫·布羅茨基

青年布羅茨基

認識約瑟夫·布羅茨基的人都深知他心臟病嚴重，並可能導致他死亡，但由於他總是不僅作為一個人而且作為某種不可摧毀性的原則而存在於朋友們心中，因此要他們承認他有危險是很困難的。他的天才的強度和膽量，加上與他在一起時那種純粹的興奮，使你不會去想到他的健康所受的威脅；他擁有如此勇氣和風格，而其生命又是如此刻意地遠離自憐和個人抱怨，使得你傾向於忘記他跟大家一樣是會死的凡人。因此，他的逝世也就更令人震驚和令人悲痛。不得不用過去式來談論他，令人覺得會冒犯語法本身。

約瑟夫有一種奇妙的無可置疑的特質，一種智力上的準備就緒狀態，幾乎像動物恢復野生習慣的狀態。談話總是立即獲得一種垂直起飛，並且減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他在生活中樹立了他在詩歌中最珍惜的東西的榜樣——語言有能力走得比預期中更遠和更快，從而提供一種逃離自我之侷限和成見的途徑。在言辭上，他的沉悶門檻比我認識的任何人都要低，因為他的文字總是充滿雙關語、押韻，突然轉向再鎖定目標，意想不到地增加難度或變換軌道。對他來說，詞語是某種具有高辛烷值的東西，而他喜歡被它們推進，不管它們把他帶到哪裡。他還喜歡把別人的話改頭換面，不管是以靈機一動的錯誤引語還是以極盡鋪張的反駁。例如當他在都柏林抱怨我們那裡一次罕見的酷熱時，我笑稱他應飛去冰島，他立即以他那糅合高貴與無賴的典型方式回答說：“但我無法忍受意義的缺席。”

詩人布羅茨基

他本人的缺席則更令人難以忍受。我在1972年他途經倫敦時認識了他，倫敦是他因其異見而從俄羅斯流亡到美國的旅程的第二站。打從認識他開始，他就是一種可靠的存在。他混合了卓絕與甜蜜、最高標準與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常識，永遠使人增強力量和惹人喜愛。每次與他見面都使你恢復對詩歌諸多可能性的信心。他有些喜惡是非常令人矚目的，例如他總是無法理解那些二流作家的自欺，總是對很多著名詩人作品中明顯地完全忽略技術要求感到憤怒；而他在做他所謂的“開細目清單”時可謂令人精神爽利，所謂“開細目清單”是指對或老或少的當代人品頭評足，每次都維護他最敬重的那些人。這就像是與秘密分享者會面。

但這是個人交往的獎賞，其重要性最終不能跟也許可稱為他的非個人重要性相比。而這與約瑟夫·布羅茨基對詩歌是一股善的力量的絕對信念有關——與其說是“有利於社會”，不如說是有利於個人心智和靈魂的健康。他堅決反對任何把社會馬車放置在個人馬匹之前的觀念，反對任何把原創反應包裹在共同制服裡的做法。對約瑟夫來說，“群”（herd）與“聽”（heard）是完全對立的，但這並沒有減弱他的一片熱心，也即熱心於恢復詩歌作為美國普通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職能。

這同樣不意味著他希望用體育館來開詩歌朗誦會。如果在蘇聯有任何人碰巧吸引大量觀眾出席這樣的場合，他會立即反駁說：“想想他們要聽什麼樣的垃圾吧。”換句話說，約瑟夫強烈反感把政治（politics）與詩歌（poetry）套在一起的做法（“它們唯一的共同點是都有一個p和o字母”），不是因為他不相信詩歌在本質上具有轉化力量，而是因為政治要求會改變卓越性的標準，並且有可能導致語言降格，從而導致“觀察層面”（他愛用的一個說法）降級，那是人類審視自身和建立他們價值的層面。他對詩人作為看管者這個角色的維護，其信譽當然是無可挑剔的，因為他在20世紀60年代被蘇聯當局逮捕和審訊以及隨後被流放到阿爾漢格爾斯克的一個勞動集中營，是與他對詩歌職業的維護特別有關的——這份詩歌職業，據控方說，乃是社會寄生蟲的職業。這使得他的案件變成某種國際性的轟動事件，確保他在抵達西方時即刻成名；但是布羅茨基非但沒有利用其受害者身份隨波逐流，與激進派為伍，而是立即就開始認真做事，當了密歇根大學的教師。

然而，不久，他聲名遠播，主要是因為他在新家園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他在舊家園做了些什麼。首先，他是他自己的俄語詩的激動人心的朗誦者，而他於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各地很多大學朗誦，則給詩歌朗誦這個行業帶來新的活力和嚴肅性。布羅茨基沒有以普通人的低語的姿態來哄誘聽眾，而是在詩人的高度上為其表演定調。他的聲音強大，他對所朗誦的詩倒背如流，他的音調具有一位祈禱文領唱者的莊嚴和濃度，所以他的表演一向都在所有在場聽眾中喚起巨大的隆重感。因此他逐漸被視為一位具有代表性詩人地位的人物，使人覺得像先知似的，儘管他可能難以認同先知角色這個概念。他還以其對從古典時期到文藝復興時期到包括英語在內的現代歐洲諸語言的詩學傳統的深刻了解而博得學術界好評。

不過，如果說約瑟夫對先知角色感到不安的話，那麼可以說，他對說教絕無此種疑慮。沒有誰像他那樣享受制定法則，結果是他作為教師的名聲開始廣為傳播，他的做法的某些方面被人們模仿。尤其是他堅持學生必須熟悉和背誦某些詩，這點對美國各地的創作課影響頗深；而他對傳統形式的倡導，他對格律和韻律之類事情的重視，以及他對諸如羅伯特·弗羅斯特和托馬斯·哈代這類非現代主義詩人的高度評價，亦對重新喚醒較早的詩歌記憶產生普遍影響。所有這一切的高潮，則是他在1991年擔任國會圖書館桂冠詩人時提出的“冒失的建議”。他問道，既然一首詩“為你提供了……全部人類才智運作的一個樣本”，並要求它的讀者“變得像我”，那為什麼不以數百萬計的份數來印刷詩集呢？此外，由於詩歌運用記憶，因此“它對未來有用，更別說對現在了”。詩歌還可以為無知做點事情，並且是“防止人心之粗俗的僅有保險。因此，詩歌應以廉價方式使全國所有人都可以接觸到”。

這種把赤裸裸的挑戰與充滿激情的信仰糅合起來的方式，是很典型的布羅茨基風格。他總是把戰鬥號角放在唇邊，吹響反對之聲——甚至是他自身內部的反對之聲。無論他做什麼，他都總是充滿激情，從他押韻時那種需要超速駕馭的迫切性，到他與死亡本身對決時那種不可救藥的無禮，每次他總是擰掉濾嘴、齜牙咬住香菸。他不是像沃爾特·佩特所推崇的那樣，以猛烈的、寶石般的火焰燃燒，而是有點像噴火器的帶著嗖嗖聲和範圍廣闊的火焰那樣燃燒，既靈活又難以預測，既華麗又帶有威脅。例如，當他使用“獨裁者”這個詞時，我總是很高興他不是在談論我。

他堅信單打獨鬥。他與愚蠢較量的熱情一點不亞於他與獨裁較量（畢竟，按他的理解，後者只是前者的另一面）；他在談話中的無所顧忌一點不亞於他在印刷文字中。但如今我們就只能在印刷文字中見到他了，而他將活在黑色字行後，活在其詩歌格律或散文論據的步速和巧妙中，如同里爾克的豹在黑色柵欄後的踱步，以從容不迫的姿態，去超越一切限制和結論。他還將活在朋友們的記憶中，但對他們來說，在他們記憶的影象中，將有一種額外的甜蜜和劇痛。就我而言，這些影象將永遠包括第一次見到他，那時他還是一個青年，穿著紅色羊毛衫，用一隻眼睛掃視他的聽眾和他的同行，那隻眼睛焦慮如樹籬小動物之眼，又尖銳如鷹之眼。

（此文初刊於《紐約時報書評》1996年2月，收入《希尼三十年文選（修訂版）》［愛爾蘭］謝默斯·希尼/著，黃燦然/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21年1月版）

◎ 來源：《希尼三十年文選（修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