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富裕只不過是一種虛假的繁榮！

現如今一提起宋朝的經濟，普遍的印象肯定是富裕。實則不然，這種論點的提出者，想必是沒有認真看過當時的原始記錄，當時的富裕其實不過是一種虛假的繁榮。

為何會如此說道？接著往下看。

北宋當時的普通百姓，每天的收入其實不會超過100文。在末期的宋徽宗年間，汴京城內的小吃只賣幾文錢一個，諸如武大郎之類的小販，就算他們從早到晚也不可能賣出超過100多文的炊餅，扣除成本，實際收入也就在幾十文左右。

宋朝的城市商販 活的並不如很多人想的

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李昭玘曾指出，當時的街頭小販無論颳風還是下雨都要每日工作，累得半死，最後的報酬也僅夠一天的開支所用。所以一到天寒地凍，街上沒啥人的時候，這些小販就要為生計開始犯愁了。如果遇上連日雨雪天，那汴京城內就必然會出現大量的餓殍。

所以北宋自開國起，每到大雪就會給災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每人每天20文。

這是因為汴京城內吃不上飯的人實在太多了，絕對是個不穩定的因素。

能在宋朝獲得城市入場券 已經算是幸運

當時能在汴京城內居住的人絕對是幸運兒。

1080年，為了推行保馬法（王安石變法之一，朝廷鼓勵西北邊疆人民代養官馬。凡是願意養馬的，由朝廷供給馬匹，或朝廷出錢讓人民購買，每戶一匹，富戶兩匹。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負責賠償），朝廷在北方各地搞了一次財產調查，結果發現北方各地區40%的富戶都集中居住在汴京城內。

所以當某些人吹噓宋朝的汴京如何如何發達時，請不要忘記這只是汴京城內，代表不了整個大宋王朝人民的生活全貌。

那麼除了首都汴京城外，北宋王朝其他地區的經濟又是怎樣的呢？八個字，人口稀少，鄉村凋敝。

《續資治通鑑長篇》就曾有過這樣的記載，公元966年的汴京周圍23州，幅員千里，可土地耕種者卻只有20-30%。要知道，在當時的農業社會中，還沒有超級雜交水稻這種無敵的存在，土地的開墾面積直接就決定了糧食的產量，而糧食的產量又直接決定了人口的數量以及經濟的發展水平。

繁華的汴京城

當時的的汴京城內確實繁華，人口密度可達每平方公里萬人，和現在的國際大都市想比都毫不遜色。可出了汴京城之後呢？人口密度立馬急速下降。

河南中部的東部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50-70人，和現在的甘肅差不多；河南的西部，尤其是在唐州和鄧州等地，北宋建國初期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3-5人，到了末期也不過才9-17人，和現在的青藏高原差不多。

宋昌言，當時的一位官員，從濟源到河陰（今天的滎陽市）去上任，一路上看到不少的屍體，上面的肉都已經被剮走。到了河陰之後，他很快就破獲了一起大案，由6人組成的一個犯罪團伙專門殺害過路旅客，並開了家人肉包子店，且經營了十幾年之久。

由此可見，離開了汴京之後的很多地方，其實是蠻荒一片。

北宋北方地區財產調查

當時的汴京城內，糧食主要來自江淮地區，而非附件的農村。

當地的汴京周圍有四條水路運輸線路（汴河、黃河、惠民河、廣濟河），從汴京可直接南下到江淮甚至是廣東，僅汴河這一條運輸路線每年就能為汴京帶來700萬石的糧食。這個數字按照當時的人均消費來說，能養活120萬人口。

而且鉅額的糧食供應量和水運低成本，也造就了汴京糧食價格相對的低廉，同時也造成了“米賤傷農”的結果，因此在汴京周圍務農種植糧食便無利可圖，農民寧可進城做點小買賣也不願再種糧。當時甚至有人記載，住在汴京城外幾十裡的鄉民，寧可到山裡撿些木柴，走幾小時的路到汴京城賣掉，賺的幾十文錢也足以維持一家人的一日開支了。

北宋農民 發現種田根本無利可圖

除此之外，造成中原農業凋敝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朝廷對農民的壓榨。

當時的稅收除了實物稅收和貨幣稅收之外，還有人身差役稅。

當時的農村居民按照財產和人口數量被分為了上戶、中戶和下戶。地方官府的很多職能，比如治安、倉管、賦稅徵收等，會被強行壓在中小地主和自耕農身上，同時由於缺乏監督，地方官府肆意妄為，往往導致這些中小地主和自耕農因為差役而破產。

於是乎，很多宋朝的農民寧可進城打工謀生，也不願意留在農村靠種田發家。這些人的不斷湧入，也造就了汴京城一時風光無比的繁華。所以當時的社會同樣存在著三大差距，即“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地區差距”，其程度遠超今天。

表面上看，宋朝的經濟資料很是客觀，可巨大的分配不公，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內耗。

宋朝富而不強，其根源就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