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窯 驢”

“窯 驢”

作者：孫繼鋼

一次和女兒在小店吃驢肉火燒，看著牆上張貼的有關驢的畫作，我無意間想起了“窯驢”這個詞。我對舉著火燒吃得正香的女兒說：“你知道窯驢嗎？” 她一臉迷惑。

其實我清楚，她肯定不知道什麼是“窯驢”。不僅她不知道，世上知道的人也應該是寥寥無幾。“窯驢”這個詞是我在1969年到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十五團副業連，幹上制磚這個行當才知道的。那裡的人就把在磚窯背磚的人叫做“窯驢”。

我是北京第九十六中學的六九屆初中畢業生。說是初中畢業生，實際的學歷只有高小。在中學僅有的一年半時間裡，除了隔三差五的到大街上慶祝最新、最高指示的釋出，就是到郊區參加勞動。去了郊區大興縣數次，每次少則半個月，多則一個多月。拔麥子、挖渠、摘棉花、薅地，農村的活計大都幹到了，體驗了，知道了農村的苦和農活的累，可以說對以後上山下鄉的艱苦，有了一定的思想準備。哪想到，這點思想準備遠遠不夠。真正的苦和累，是從我當“窯驢”開始的。

1969年8月29日，我們學校的八十多名同學，踏上去內蒙古兵團的列車，來到二師十五團副業連。到連隊時大約是次日晚上十一點多了。還沒下車，就看見前方有一個窯洞樣的門，裡面燃燒著熊熊的火焰，在黑暗中分外耀眼。我很好奇，下車後就問接待我們的戰友，他們告訴我那是磚窯。

一覺醒來，天已大亮。走出住房，就看見了三排土坯房和兩個龐然大物（這是相對周邊的建築而言）。走近一看，是兩個佔地面積各有兩個籃球場大小，高十米以上，上小下大的圓柱體。沿圓柱體邊緣有窄窄的坡道一直延至頂端，中間高低錯落著兩三個通向柱內的門洞。

一位老知青告訴我們，這就是磚窯。因為形狀有點像馬蹄，所以又叫“馬蹄窯”。西邊這個大窯可以裝十三萬塊磚，東邊那個是連體窯，兩個建在一起，一個可以裝七萬塊磚，一個可以裝五萬塊磚。他指著右前方几百米處正在興建的幾排青磚牆的房屋告訴我們，那些房是咱們連新蓋的食堂、禮堂和宿舍，用的青磚就是這三個磚窯燒出來的。

十五團地處內蒙古河套地區，這裡溝渠縱橫，農田澆灌很是便利。但由於地下水位高，常年日照，“水走鹽留”，導致地表含鹽鹼量很大。紅磚不耐鹽鹼，三五年就被腐蝕酥了，只有用青磚蓋的房子，使用時間能長久。

制紅磚與制青磚的工藝不同。我們在包頭學習制磚時，該廠用的是“輪窯”。輪窯是一個很大的長圓形，首尾相通。裝窯、燒製、冷卻、出窯這幾道工序可以同時進行，迴圈往復，常年不停，製出的是紅磚。製造青磚則要增加了一道“洇窯”的工序。就是在磚的燒製過程完成後，將窯頂封死，用土在窯頂上培一個蓄水池，將水注入池中，讓水趁熱慢慢滲入窯內。經過數天洇制，窯內發生化學反應，紅磚就變成了青磚。

這兩種制磚工藝，工人的勞動強度和效率有很大區別。輪窯的面積大，窯門與地面基本齊平，工人裝窯、出窯用小推車，勞動強度相對較小且效率較高；馬蹄窯佔地面積較小，為了多裝磚，建得較高，窯門沿圓柱體分佈在不同的高度上，坡道很陡，小車上不去，裝出窯只能用人背，勞動強度大且效率低。“窯驢”指的就是這些用身體負重揹著磚坯裝出窯的人。我到連隊幾天後，就當上了“窯驢”。那時我只有十六歲半。那時的“窯驢”大部分是知青，年齡比我大的也大不了幾歲，甚至還有比我小的。

十五團是在原勞改農場的基礎上組建的。我們住的土坯房和兩座磚窯都是原場的遺存。剛到連隊時，在押的犯人還沒來得及全部遣散，他們大都在磚窯勞作。知青到連隊後，每天與勞改犯從事一樣的勞動，在一起揹著磚坯裝窯出窯。住的是他們騰出來的三排土坯房。之後，勞改犯人陸續轉走，“窯驢”全部由知青擔當。

背磚是個“技術”活。說背磚是技術活，是說背磚要有一定的技巧。技巧沒掌握，不但背上的磚坯會掉下來砸著自己，還浪費磚坯不出活兒。背磚用的是牛皮條製作的“皮袢”。它上面掛在人的雙肩上，下邊掛住磚跺的兩角，磚跺貼在人的後背上，在尾骨上方和肩背的支撐下，人才能將磚背起。那時，我們把這樣碼好的磚跺叫做“磚背”。一個磚背按標準是二十七塊磚或坯，每塊磚坯是六斤左右重（燒製好的青磚比磚坯輕一些），這樣一“磚背”就是一百六十多斤。

從勞改犯那裡學習來的碼“背”方法，凹凸有致、相互交叉，雖磚坯之間沒有任何連線固定措施，磚背能很好地貼合在身上，走起路來不會輕易散架。當然，背磚人一定要掌握好技巧，背起磚後要挺胸、塌腰、撅腚，哪一項不達標，磚背也不在你身上老實待著。背磚走路也很有講究，不能像正常人走路，那樣磚背會因身體的扭曲而“稀里嘩啦”。背磚走路一定要“順拐”著走，讓身體總是保持在“平移”的狀態，這樣磚背才不會散架。

說背磚是“技術”活，只是說背磚需要有一定的技巧，其實背磚實實在在是個力氣活。沒有一定的力氣，沒有經過一段時間的鍛鍊，這些技巧是難以掌握的。那時規定每人每天要背二千塊磚坯進出窯，二十七塊磚一趟，每天就是七十多趟。坯場離磚窯近處的有十幾米，遠處的有二三百米，這樣平均往返一趟至少是一百五十米，一天就是近三十里。不要說揹負著一百六十多斤重的磚坯一步步爬上狹窄陡峭的窯道，就是空身，一天走三十里的平坦大道，人也會很累的。

年輕人天性使然。儘管背磚又苦又累，大家時常還會比一比賽一賽，在磚背上多碼幾塊磚，看誰背得多。那時背磚塊數最多的要數劉淦、高洪、曹殿滿幾個，他們都是連裡的大力士。我記得不很準確，好像他們最多背過六十多塊磚坯，摺合將近四百斤。蔡振新、張立民、郭開元等人也都很厲害，背上四五十塊磚坯不在話下。

磚窯除了下面燒窯的那個門洞以外，從下到上共有三個窯門，底下兩個窯門是有頂的，只有最上層的窯門是“露天”的。四五十塊、五六十塊磚坯，碼背的方法自然也與二十七塊磚坯不同，碼得又高又寬（那時人們管它叫“雞窩”，現在想想倒是挺像上海世博會的標誌性建築），下面的窯門根本進不去，只能走最上面的窯門才行。所以，磚背得越多，就得爬得越高，也就更累。

那時我也有過類似於他們那樣的驕人戰績。坯場的磚坯是一行一行碼放的，每一行磚坯大致在六千多塊。排裡規定三人一組，每天要把這一行磚坯背進窯。那時我和建寶、小東經常在一組，三人配合還比較默契，兩個人背磚，一個人碼“背”。背磚較累，碼“背”較輕鬆，三個人輪換著幹。因為小東的身體比我稍壯，建寶的身體還不如我，所以大部分時間是建寶碼“背”，我和小東背。

那時年輕氣盛，幹活不服輸，我和小東經常“較勁”。最多時，我們都背過三十九塊磚坯，而且是上最高的窯門。那時我的體重是九十多斤，三十九塊坯是二百三十多斤，相當於我體重的兩倍半。每次背磚上坡時，我的雙腿都會打顫，喘氣聲呼哧呼哧地像拉風箱。這個時候可以看出，人還真是比驢能幹。

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沒有經過“脫胎換骨”的改造是不可能的。那時的我，可以說是骨瘦如柴。有一年，團醫院搶救一個戰友，需要AB型血。當時團裡大喇叭廣播，號召團部周邊幾個連隊血型是AB型的戰友報名獻血。副業連裡就我和蔡振新是這種血型，我們都報了名，結果蔡振新去獻了血。事後我問王俊俏大夫為什麼沒讓我去獻血，王大夫說：你不夠“份量”。這時我才知道，國家規定男性獻血，體重要達到一百斤。那時我也就九十多斤，而且在那樣的生存環境下，我這個記錄一直“保持”了好多年。

記得剛背磚時，磚一上肩，我就打晃。經常是沒走幾步，磚背就散架了，磚坯順著脖子往下掉，幾次險些砸在腳上。一天下來腰痠腿痛，躺在炕上骨頭像散了架。每天早上和午睡後，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又該上工了。即使雙手託著疼痛的雙腿勉強挪下了地，也很難邁動幾步。背起一天中的第一背磚時，雙腿最是痠痛難忍。只有咬住牙，忍住痛，晃晃悠悠地背過幾背磚之後，腿上的痠痛才會稍稍有些緩解。

除了腿上的痠痛，後背的傷處也鑽心地疼。數日的摩擦，我後背的尾骨上方和脊柱的凸出部位，這些每天和磚坯“親密接觸”的地方，都已經“皮開肉綻”了。讓同屋的戰友幫著塗上紅藥水，遠處一看，像人後背上插著一串糖葫蘆。

那時的“勞保”就是一個麻袋做得“坎肩”，坎肩後背上用鐵絲掛了三個舊鞋底子，一個在肩的位置，兩個在尾骨的位置。尾骨上方是支撐磚背的重要部位，一二百斤的份量差不多全壓在那兒，走一步磨一下，這個“勞保”基本上不起什麼作用，所以尾骨上方被磨破的面積最大。破了好，好了又破，磨得時間長了，那裡長出了一個似繭又不像繭子的凸起的硬硬的肉疙瘩。

我小時候養過蠶，蠶的一生要蛻兩三次皮才能長大。蠶蛻皮是個痛苦的過程，不吃不喝，還要經常用力扭動身軀，以使老皮儘快脫落。老皮蛻下後，蠶明顯地長大了許多。但也有一些蠶，因為沒能把舊皮蛻下而夭折。其實人也一樣，在受到磨難後也會蛻變，多數會變得堅強和成熟。

我在一排的時候，有過兩任排長。一個叫王永勝，一個叫王士春。他們都是復員兵，人也都很實在，很能幹。近三十歲的人了，每天也不比知青們少幹。

有一件事，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剛背磚那會兒，我經常把磚背搞散架，磚坯掉在地上有些就摔壞了。一天，在我前面背磚走著的王永勝，回頭看到我掉在地上被摔壞的磚坯，很是心疼，對我吼道：“你不能小心點？！”我也知道他那是對工作負責，但我還是很委屈地回了一句：“你以為我是故意的？！”他當時看了我一眼，什麼話也沒說扭頭就走了。他看我的眼神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那目光中充滿了歉意和同情。

這年的秋天，我被調到了二排六班，並和我的老班長宋元欣、後來的搭檔劉秉讓等人一起，被派到包頭制磚廠學習機制磚坯。在以後的一兩年裡，雖然以製坯為主，但期間也沒斷了背磚。

1971年，因為一排的人手不夠，向連裡要求調我們六班到一排。那時六班是比較能幹的一個班，經常獨立完成一些較艱鉅的任務。像烏梁素海打葦子，我們是先遣；安裝向陽渠團部附近兩米粗的大涵管，我們班八九個人給搞定；團部蓋房我們夯地基等等。這些又苦又累的活，都是在沒有人監督的情況下獨立完成的。於是，我們六班被調到一排，我又當起了“專職”的窯驢。

這時的一排長是王士春。經過兩年多的磨練，我的背磚“技藝”有了很大提高，背起磚來已是非常的自如。那時，仨人一行的磚坯，大家都是從遠處開始背起，圖的是越背離磚窯越近，越到累的時候走的距離越短（趙建政為了減少體力消耗，還發明瞭倒著爬坡的背磚方法），而且，磚背進窯門後一步也不想多走，看到哪兒有個空就把磚背塞進去，搞得當時“碼窯”的女生很累。

我那時看到窯門口磚背太多，總是多走幾步把磚背放到靠裡一點的地方，這也只是為了方便碼窯的女生，沒想到還被王士春表揚了一通。

我最不願意乾的就是上夜班。那時為了加快裝窯進度，在旺季多燒出幾窯磚，裝窯時經常分成白班和夜班兩班連軸幹。我比較好睡，白天不論睡多長時間，到夜裡還是睏得不行。再有就是那時坯場的照明不好，不光走路磕磕絆絆，還經常會被倒了的磚坯砸著。

一次我正在碼背，磚跺不穩磚背倒了下來。如果是在白天，這種情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馬上把它扶住，在磚背下面墊些東西就可以了。可是天黑視線不清，人的反應就慢，還沒等我反應過來，整個一背磚倒在我的臉上。好在磚背不高，距離也較近，只是重重的砸了一下，沒有破相。我捂著臉蹲在地上，半天才緩過勁來。

那時最高興、最盼的就是天陰下雨。一旦天要下雨，連裡就要把沒裝完的窯搶裝完，免得大雨把裝進窯的磚坯淋溼、泡爛。窯裝滿，封了頂，燒上火，就任什麼狂風暴雨也不怕，萬事大吉了。我們把下雨前裝窯叫做“搶窯”，一般都是全連總動員，能來的都要來，不分男女、不論老少，背的背，抱的抱，百十口子像螞蟻搬家一樣，在坯場和磚窯間穿梭，場面甚是壯觀。

最高潮的時候，連長站在窯頂上，操著他那濃重的山西腔，向食堂方向大吼一聲：“炊事班的殺豬嘞！”於是，整個坯場一片歡騰，不論是背的、抱的，兩腳邁的速度都更快了。下雨天是我們的“休息天”，大家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覺，還可以吃上一頓連長犒勞我們的豬肉。

1969年，中國和前蘇聯在珍寶島爆發衝突，中蘇關係驟然緊張起來，內蒙兵團在那一年入冬也開始了軍訓。那時，連裡邊生產邊訓練，每天挖戰壕、練射擊、練投彈，忙得熱火朝天。一天下午我和一個呼市的戰友在窯前的空場上練投彈，他在西面把教練彈投給我，由於我面朝著太陽晃眼看不清，躲閃不及，教練彈重重地砸在我的左腿膝蓋上。當時，我身體彈起，呈水平狀摔在了地上。痛得我眼冒金星，差點沒暈過去。

後雖經衛生員嶽志強的治療，疼痛有所減輕，但從那時起，我就落下了膝蓋痛的毛病。尤其是背上磚以後，膝蓋總會時輕時重地作痛。痛的厲害時，晚上我就到衛生室，讓衛生員小嶽給我打一針“封閉”。有一次因打針感染，膝蓋腫了起來，還住進了團醫院，從膝關節腔裡抽出20多毫升膿液，又注進去數次抗生素。

經過治療，膝關節是消了腫，但關節痛的毛病還是沒有治好。那時我們沒有什麼書可看，每天只有“天天讀”。報紙電臺聽到的，都是英雄人物透過學習著作，如何發揚了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不怕死的拼搏精神。別人我不知道，反正我那時是深信不疑。背磚膝蓋疼的時候，就在心裡背誦：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現在想起來哭笑不得，乾的是驢乾的活，腦袋也像被驢踢了一樣。

孫繼鋼，北京第96中學69屆初中畢業生。1969年到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二師十五團副業連。1977年月回京在工廠做維修工。後進入機械工業學校學習，期間參加電視大學課程學習。畢業後調到商業公司工作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