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軍衰弱，綠營兵肩負重任：立國即有的生計問題，是一重要原因

福州駐防八旗怎麼消失的

大清王朝建立以後，為了確保政權的穩固，統治者就讓曾經浴血奮戰的大多數八旗兵，分別駐防在全國的各大城市。

可是，幾乎隨著大清政權的確立，八旗軍隊就開始腐化墮落，戰鬥力隨之下降。到了大清王朝末期，八旗軍隊已經難以保家衛國，抵抗外來侵略，國防重任隨之轉移到了漢人的綠營兵的肩頭上。

談到其中的原因，八旗兵丁的“生計問題”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當面。

一、“生計問題”的產生：立國體制。

北京是大清王朝的都城，留駐的八旗兵自然多一些，佔了八旗兵總數的一半。有了戰爭時，駐守北京的八旗兵也會外出作戰，但戰爭結束後仍迴歸京城，靠政府發給的糧餉過日子。

戰場上的八旗軍隊（劇照）

承平日久，八旗的人口不斷衍生。但是，兵員數量有定數，軍餉也有定額，為此有些旗人當不了兵，隨之成為了閒散的八旗軍的候補人員。

為了確保八旗兵的來源，清政府規定，不能入伍的旗人也都要服從八旗軍隊的管理。於是，這些旗人就既不能隨便離開規定的居住地，也不能去自主謀生。這樣一來，數十萬的旗人就閒置在北京。

他們不務農桑，不事商貿，整天東遊西逛，出茶館入戲園、進賭場逛妓院，鬥蟋蟀耍鵪鶉，悠哉樂哉，吃喝玩樂。一切經濟來源都靠朝廷供給，完全寄生存活。

一味玩樂的旗人（圖景）

如此一來，他們就逐漸習慣於養尊處優，不勞而獲，奢靡享樂。隨著揮霍享用的增多，政府給的費用越來越不夠開支，只得靠借債典當或預支餉糧度日，時日一長，他們就負債累累了。

於是，自大清王朝建立伊始，就出現了“八旗生計”問題。

到了乾、嘉時期，旗人數量猛增，約為清朝初年的七、八倍，而清政府提供給他們的土地、房產未增加，用於他們的經費又是一定的，結果導致一分產業需要養活多人，隨之“八旗生計”問題愈加嚴重了。

由此可見，“生計問題”的出現，緣於大清王朝的立國體制。

二、“生計問題”的解決：幾無效果。

“八旗軍隊”是大清立國的的根本，如果不及時解決，將會影響大清的兵源，危及大清的政權。於是，清政府就著手解決這一問題。

1、予以資金補助。

康熙、雍正年間，清政府曾多次體恤、補助八旗兵丁。其中，康熙間的主要做法是：其一，替八旗兵丁償還債務。此一項，清政府動用了國庫的五百四十萬兩白銀。

其二，為八旗兵丁提供貸款。清政府為此從國庫中撥付了六百五十五萬兩白銀，目的是讓他們作為生產生活的基礎經費。

但是，絕大部分兵丁不僅沒有拿這些錢來生息，連本錢也花光了，而且無力償還，清政府只好予以豁免。

只知揮霍的八旗兵丁（圖景）

乾隆年間，八旗兵丁享有以下待遇：其一，每年額外賞給一個月的錢糧；其二，家有婚、喪等紅白之事給予定額的補助；其三，據相關情況酌情予以賞賜；其四，典給漢族人的土地，由政府出錢代為贖回。

上述系列做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滿族內部的矛盾，但也只是一時的應急措施。另外，這些做法加大了滿、漢之間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隱伏了階級矛盾。

2、增加騰挪兵額。

為了緩解閒散的八旗兵丁的生計問題，清政府增設了養育兵。雍正年間的員額是四千八百人；乾隆年間增加到了二萬五千人，每人每月的餉銀是一兩五錢。

乾隆年間，清政府將駐防福州的漢軍改建為綠旗營兵，讓駐防廣州的漢軍出旗為民，裁去駐防杭州的漢軍和駐防福州的水師的一半，騰挪出兵丁員額，以安排閒散的八旗和蒙古兵丁。

正式成為軍人的閒散兵丁（圖景）

但是，八旗增長的人數遠比出旗的人數多得多，可謂杯水車薪，幾無作用。

3、勸其從事農耕。

雍正初年，清政府在直隸的固安、新安的戶部和內務府官地區域設立了“井田”，安排了一百戶旗民去從事農耕，以解決生計問題。

但是，十年之中，強烈要求回北京的有九十多戶，這一做法失敗了。

乾隆年間，清政府在拉林開墾荒地，建造房屋，安置旗人去那裡種地。原計劃安排三千戶，結果只去了兩千戶。而且，很多人去了之後，又陸續逃回了北京。

從事農耕的八旗兵丁（圖景）

後來，清政府又欲在雙城堡安置三千戶旗人，結果只去了六百九十八戶。

這些旗人子弟，由於長期地恣情享樂，既沒有從事農耕的習慣，又沒有生產勞動的技能，甚至連坐收租息都不想辦理。這種情況下，勸其從事農耕，以解決生計，顯然難以做到。

三、“生計問題”的影響：動搖根基。

隨著生計問題的日趨嚴重，八旗兵丁要求解決溫飽、改善生活待遇的反抗鬥爭不斷出現。其主要方式是逃亡，或者直接衝擊政府。

康熙、雍正年間，旗人兵丁逃亡的事件已經頻發。到乾隆、嘉慶年間，情況更加嚴重。嘉慶時代，山海關等八處，一年之內發生了近三百起八旗兵丁逃亡事件。

清政府為了控制八旗兵丁的逃亡，制定了“逃旗法”，既懲治擅自脫逃的兵丁，也處罰監管不力的官員。但是，仍無法有效阻止。

將官、官吏在計劃阻止逃亡兵丁（劇照）

這樣一來，逐漸成為痼疾的八旗兵丁的“生計問題”，不斷削弱著八旗軍隊的戰鬥力，不斷地衝擊著八旗制度。

綜上所述可知，清政府不從源頭上著眼，不從制度上變革，只是透過“賞賜”、“勸其農耕”、“騰挪兵額”等方式、途徑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且範圍、作用都有限，故不能真正化解“八旗生計”的危機，從而使其動搖了滿清貴族的統治基礎。

主要參考文獻 ：《紀旗人生計》（王雲慶）、《清仁宗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