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饒曉志，“我跟電影名字一樣，我也是無名之輩” ｜ 100 個有想法的人

在《無名之輩》把他推到公眾視野裡之前，饒曉志是以一名戲劇導演的身份為圈內人熟知的。

因為平易近人和幽默的作品風格，饒曉志的戲深受高校學生的青睞，他的“你好”系列（《你好，打劫！》《你好，瘋子！》）和孟京輝的《戀愛的犀牛》以及賴聲川的《暗戀桃花源》都屬於被大學生選擇排演最多的一批作品。

“主要是我的劇也沒有特別複雜，複雜到他們完全吃不透。我有好多話劇也 20 多歲、還沒到 30 歲的時候排的。我那個時候的想法確實就很年輕，當然我不是說它稚嫩，它就是那個時期我的想法，所以它應該也就是那個時期年輕人應該有的想法。”38 歲的饒曉志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表示。

在前期沒有什麼宣傳的情況下，《無名之輩》靠著口碑發酵成為市場寵兒的同時讓饒曉志“出圈”了。上映第三天，《無名之輩》單日票房超過了同一天上映的好萊塢大片《神奇動物 2》，第五天票房過億。11 月 21 日，也就是上映的第六天，《無名之輩》超過了湯姆·哈迪主演的《毒液》，成為了單日票房冠軍。陳建斌、任素汐和章宇等人塑造出的渴望得到尊嚴的小人物——一心想要當上協警的落魄保安、落得殘疾只能與輪椅為伴的女人和心比天高的毛賊——也得到了好評。豆瓣上《無名之輩》的評分達到了 8。3。

目前，《無名之輩》的總票房已經達到 3。5 億元。

雖然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但饒曉志與電影的聯絡同樣深厚：他童年的記憶大多與電影相關，看過的一兩場地方劇團的戲劇反而留下了破壞性的體驗印象。他夢想成為一名演員，即使入學中央戲劇學院也仍然有電影的念想。

饒曉志 2007 年嘗試做過一年電影，不過最終失敗了。直到一個製片人在看過《你好，瘋子！》的話劇找到饒曉志向他提出改編電影的想法後，饒曉志才拿起導筒。這次的《無名之輩》也是英皇電影方面向他丟擲的橄欖枝，因為對方看了饒曉志的另外一部戲《蠢蛋》。

“我其實一直想說的是，我的作品，不管是電影還是戲劇，都是我當下的想法，我當下的認知。我也不是什麼大師。像《無名之輩》，我也給不出什麼答案。我跟電影名字一樣，我也是無名之輩，在這種漩渦裡面，也轉不出來。”饒曉志說。

《你好，瘋子！》舞臺劇的主意源自於饒曉志看到的一則義大利社會新聞，這讓他開始思考瘋與不瘋的界限。《你好，瘋子！》的故事發生在精神病院的空間裡，七個陌生人被關進了一家精神病院，為了能讓自己走出這個精神病院，人性最醜陋的地方全都袒露無遺。

成都女司機被打事件的多次反轉則是話劇《蠢蛋》的緣起之一。饒曉志希望呈現對集體無意識的反省。故事設定在未來的《蠢蛋》拿了一部叫做“凱文法案”的法律說事，該法律規定：如果你造成了他人犯罪，無論是直接或者間接，那麼你也有罪。假設你給某人指了路，而他到達目的地後殺人，那你也要連帶承擔法律責任。

“戲劇之所以稱為戲劇，它在劇場裡一定要有哲學思辨。我們都知道劇場是一個交流的空間，沒有哲學思辨的東西，其實在我這兒它不算是戲劇。”饒曉志曾在一次採訪中說，他想在劇場裡提出問題，引發觀眾的思考。

2016 年，由話劇改編的《你好，瘋子》在銀幕上沒有掀起太大的波瀾，票房只有 1500 多萬。雖然饒曉志說自己有意抹去舞臺劇的痕跡，但觀眾還是認為話劇味太濃了。

“我覺得第一可能真的有話劇的味兒，第二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概念，第三《你好，瘋子》密閉空間的設定會讓人覺得有舞臺劇的感覺。”饒曉志談到電影改編時說。

《無名之輩》的定位是一部荒誕戲劇。它仍然是導演當下想法的體現，饒曉志對現實中發生的荒誕事件格外留意——西班牙一名女子為了避免社交裝瞎 28 年的新聞讓他和陳建斌樂呵了大半年。

“可能就是關切的點的問題吧。我平時看生活也覺得挺好玩的，看人也覺得挺好玩的。”饒曉志說。“因為對我來說，中國還是一個世俗的細化社會。人多嘛，它不太孤立，它不像西方社會割裂感特別強。（在西方）你想要待著你還真能待著。可是在中國你想要一個人待著，特別是在小地方有點難。大城市我們現在越來越獨立了。就像馬先勇這樣的人，他出那麼大的事，過不了多久也會被拽出去打麻將。他傷口是自己深夜舔的，但是世俗的事他也要過，還有人給他介紹物件。他還會去賒賬，他還有生活要往下走。這是我們覺得有意思的地方。”

雖然整體是荒誕喜劇的定位，不過饒曉志在拍攝過程中並沒有用拍攝喜劇的方法來操作。《無名之輩》中的“大頭”、曾經出演了《煎餅俠》《妖鈴鈴》等喜劇電影的潘斌龍在拍攝過程中提出了許多喜劇包袱的建議，不過饒曉志拒絕了。

“我沒有把它當喜劇片拍，但我的定義仍然是荒誕喜劇。”饒曉志說。“從演員的角度上來說，我們沒有想刻意加一些喜劇的戲，我們都是在人物上找一些可能出現的喜劇點，它是符合人物邏輯的，是情境當中產生的東西。”

在饒曉志眼裡，電影《無名之輩》和話劇《蠢蛋》則完全是兩回事，談不上改編。《無名之輩》只是拎出了《蠢蛋》中由任素汐扮演的殘疾人與兩個賊的關係並借用了賊闖進房間的開頭，電影其餘的部分與舞臺劇就沒關係了。

戲劇對《無名之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演員上。憑藉《一個勺子》獲得金馬獎影帝的陳建斌是饒曉志在中央戲劇學院的師兄，用饒曉志的話說，由戲劇塑造了世界觀、都喜歡塞繆爾·貝克特和契訶夫的他們是一類人（饒曉志的胳膊上有一個《等待戈多》作者貝克特的文身），對於社會乃至其中的小人物有著相同的感受。

另外，馬嘉祺本身就是從任素汐在《蠢蛋》中的角色發展出來的。而在憑藉話題電影《我不是藥神》以及金馬最佳電影《大象席地而坐》獲得關注之前，章宇就參與過《你好，打劫！》和《蠢蛋》的舞臺劇演出。

愛丁堡戲劇節回北京的飛機上，饒曉志的耳機裡傳來了民謠歌手堯十三《瞎子》的歌聲。饒曉志一度以為自己是沒有鄉愁情節的——他把走出貴州到北京中央戲劇學院看做是一種突破，不過堯十三這首用貴州方言演唱、歌詞來自宋朝詩人柳永《雨鈴霖》的作品還是讓他想到了家鄉。

饒曉志想到了貴州老家一位過世的遠房親戚，卻想不起對方生前的任何細節，接著他又想到了老家的人們。這些記憶最終促成了《無名之輩》。（堯十三後來也在《無名之輩》中出鏡，客串了路邊歌手彈唱的鏡頭。）

《無名之輩》的這個緣起決定了電影西南官話的表達。“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西南的一座城市裡，如果讓他們說普通話，我自己覺得不生動。我會覺得怪怪的。我會覺得這些人物也沒有靈魂。”饒曉志談到這部在貴州都勻取景拍攝的電影時說。

距離最近一部話劇《蠢蛋》已經過去了五年，饒曉志正在籌劃下一步戲劇作品，新的電影劇本也在開發中。饒曉志稱今後的電影重點會放在原創性質的作品上：“其實如果不是因為我是做戲劇的，他們找我的第一個電影是《你好，瘋子》的話，我並沒有想著要改話劇……所以實際上我之後不會去改話劇，當然合適的（還是有可能改），因為我的話劇作品也沒有那麼多。”

不過無論是電影還是戲劇，饒曉志對自己有一個相同的定位——“講故事的人”：“我比較幸運的是，擁有了一個權力，就是用作品說話的權力。實際上我是一個比較喜歡講故事的人，這也是為什麼我最後會成為一個導演。我覺得我還是繼續做好這樣的角色吧。我也可能會用話劇去講，也可能會用電影去講。”

我們還與他聊了更多

Q=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A=饒曉志

Q：戲劇對你在操作電影時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A：我覺得戲劇影響我最大的方式，或者我們這批人——我們這種戲劇學院出來的——影響最大的就是你對生活的關切和社會的關切，都是有戲劇範的。因為你被滋養的是那些劇作家和那些著名的劇作。所以它不光是在去導電影的時候會影響你，在生活當中都會影響。

Q：那從對演員講戲的角度來看，演電影的時候是怎麼樣一個調教的過程？

A：像這些成熟的演員，基本上就不需要調教了，只是說跟他溝通，我作為導演只要把握方向，就是我們究竟要帶給觀眾的感受是什麼東西。只要不超出那個東西，我覺得他們在裡頭就是很好的演員。

Q：所說把握方向和帶給觀眾的感受具體是指什麼，關於小人物的命運和尊嚴？

A：對我來說，我這個電影主要是立人，我們名字也叫《無名之輩》，所以我也會說功勞都歸演員，演員把我們人物立住了，由人物帶出來的，這些是他們身上的那種命運。他們身上的這些，今天你們在電影裡看到的那些事件，透過他們傳達出來，讓觀眾感到一些共鳴，或者說一些共情，找到自己或者身邊人的影子就夠了。

Q：像“小人物”這樣的標籤是不是能概括你對故事的偏好？

A：我覺得主要是人性，還真不能只說是小人物。莎士比亞寫小人物，他也寫大人。對吧？所以還真不能說，我們喜歡的就一定是底層人。你看我的《無名之輩》也有還可以的老闆，只不過他落魄了，但他畢竟之前很風光，包括馬先勇，他之前也可以說很風光。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上，不能說我們只做小人物。我們在選擇故事的時候，主要是考慮這個故事和裡面的人物，它能不能體現出我們在當下那個時刻想透過故事傳達到我們自己的感受。

Q：大家對角色的理解好像也是不同的，第一稿的時候，結局是讓章宇飾演的角色被亂槍打死，然後他本人也比較喜歡這個結局，但是你後來就是改了一下，改成後面上映的那個版本，你們對它理解不同的點是在哪裡呢？

A：也不能說是第一稿，是其中的一稿，因為我們的結局還挺多的，其中有一個版本是這樣。因為對我來說，馬先勇和眼鏡除了年齡上有差距，實際上是一種人。我覺得那一槍打出去就夠了，打在馬先勇的身上就是打在眼鏡的心上，都中槍了。

Q：那章宇為什麼會更青睞那個版本？

A：可能他覺得對他來說是一種圓滿，就是他演的那個角色。我也沒具體和他聊，還沒時間。他是有一次酒後在那兒發飆（衝我說的）。其實各有各的角度，就像這片子裡這些人物，這些演員，他們好多人連面都沒見過，也不能說他們完全不知道對方的故事，但他至少不知道我們別的都在怎麼拍。把握這條線的當然是我了，我要出於一個全盤的考慮。他可能說的是在他那條線裡面的感受，這樣對他來說是一個比較圓滿的事情。

Q：關於多線敘事也有一些評論，批評的說其中一些人物和線條相比其他更豐滿，還有就是幾條線互動的時候對情節的推動不大，你是怎麼看這些評論的？

A：我也看到了，我沒什麼看法，我覺得挺好的。當然我們因為一些節奏跟時長的原因，確實捨棄了很多東西。比如說王硯輝演的高明那條線，我們確實就減掉很多東西，但是這也是出於全盤的考慮，總要有平衡。畢竟我們這是一個商業片，包括時長，包括節奏，總要有捨棄。

Q：很多人也提到任素汐失去尊嚴那場戲印象深刻，能不能展開講一下這一幕的拍攝和想法？

A：這三個演員（任素汐、章宇、潘斌龍）進組也比較早。他們大概有一個月的時間，除了練語言以外，把自己的人物捋得比較通順。所以我拍的時候就不費勁。他們都是好演員，能夠 get 到那種羞恥感。然後確實現場的設計也都給到了。

Q：電影裡有一些浪漫化的片段元素，比如幫助任素汐實現遺願和最後罪犯趴在地上看煙花，拍攝這些事的想法是怎麼樣的？

A：我覺得有時候這種想法不太能描述出來，它有時候是一種靈感。就好比說我們在棒棒糖（那一段），是我拍的時候突然給他的一個棒棒糖。因為我突然想到在西山大橋（大頭）要給真真送一個棒棒糖。照相的話，我們之前的設計是幾個人出去玩，去遊樂場什麼的。後來因為拍攝週期各方面的原因，再加上我們一塊兒弄劇本的時候，大家覺得其實沒必要。

Q：之前看到其他採訪，你特別提到了西班牙女子避免社交裝瞎子的例子，說的也是“世俗”這個觀察維度麼？

A：是這樣，所以這跟你自己的個人的角度觀察是其實是有很大關聯的。因為其實生活有很多的荒誕性，甚至某種意義上本質就是荒誕。其實有很多事可能放到電影裡，大家覺得好像怎麼有點不可信。對我來說，我覺得它真的在生活裡發生，只不過我們把它集中在電影，或者說把一些荒誕點的事件把它羅列在這。因為我們的時間、我們人生比電影的時間長了。當然好多是在人生這種時間裡，我們好多事可能見怪不怪的。但實際上當它（電影裡）放起來，它就是一個放大的形狀。

Q：你一般判斷事情做得不錯的標準是什麼？

A：就是直覺跟經驗吧，或者就是自己有一個指導自己的標準吧：它是不是能夠打動我。首先是先要打動我，然後再去想說打動觀眾或者別的人的事兒。

題圖來自：豆瓣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