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群慧：推動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改革有效協同

面向新發展格局，推動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協同，是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需求側和供給側兩端要綜合發力，加快形成一種供給與需求動態平衡、國內迴圈與國際迴圈相互促進、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有效結合的經濟執行機制。

□ 需求側管理要緊扣結構性問題做到更加精準有效，圍繞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做到更加積極有為，扭住擴大內需戰略做到中性適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要圍繞暢通國內大迴圈實現供給和需求的高水平動態平衡，圍繞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實現內需與外需的高水平協調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十四五”時期，要不斷提高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能力和水平，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根本保證。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於經濟迴圈的暢通無阻，最本質的特徵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要求和本質特徵，我國經濟治理與宏觀調控體系需要沿著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協同的方向不斷完善，需要形成加強需求側管理政策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相互支撐、有效協同的組合體系。總體上看，在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國內大迴圈為主體、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等前提下，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加快形成一種供給與需求動態平衡、國內迴圈與國際迴圈相互促進、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有效結合的經濟執行機制。

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

面向新發展格局，推動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協同，無論是從經濟治理實踐看，還是從經濟學理論發展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創新意義。

從經濟治理實踐角度看，作為一個擁有超大規模人口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年來我國不斷協調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平衡供給和需求的矛盾，取得了較好的成效。沿著歷史脈絡梳理，在1992年明確提出“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我國逐步建立以需求管理為重點的宏觀調控體系。進入21世紀以後，總體上我國宏觀政策導向和工具主要是以需求管理為主，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推進，投資和出口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拉動因素。2015年，中央基於對經濟新常態的判斷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國推動經濟增長開始轉向更多依賴改善供給的技術進步和創新驅動的長期視角，經濟政策導向被概括表述為“三去一降一補”“破、立、降”和“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等方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經濟工作的主線。面對新形勢，構建新發展格局則要求在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下協同強化需求側管理，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和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從而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在宏觀政策導向上，需要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充分考慮到短期擴大需求總量的要求，在加強需求側管理時則要著眼長期發展更好化解供給側結構性矛盾。這不僅是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方向，也意味著對宏觀經濟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從經濟學理論發展看，這是一個相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和需求管理理論內涵、帶有突破性的綜合理論框架。這個框架具有內在協同性，是一個系統性理論框架，體現了堅持系統觀念的內在要求。

總的來看，推動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協同，是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需要從需求側和供給側兩端發力，不斷探索有效協同的政策體系和內在機制。

有效發揮需求對供給的牽引作用

從需求側看，需求側管理要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協同，需要在以下三方面持續發力。

一是需求側管理要緊扣結構性問題做到更加精準有效。當前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是多方面的，既有高階消費需求旺盛與高階服務和產品供給不足之類的需求與供給之間錯配的問題，也有投資和消費內部結構不協調等問題。新發展格局下加強需求側管理，絕不是大規模需求刺激、簡單進行總量管理，其真正的要義是緊扣上述結構性問題，有效發揮需求對供給的牽引作用，因題施策，做到更加精準有效。比如，在投資方面，並不是說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經濟增長從投資驅動導向轉向消費驅動導向就不再注重投資，而是要看如何投資。新發展格局下，應該更加註重“補短板”和“促升級”的有效投資。所謂“補短板”型投資，是指標對發展中不平衡的領域進行的投資，主要包括基礎設施、民生事業、生態保護等領域，這類投資有助於提高國民經濟執行的協調性、疏通國民經濟迴圈的堵點，從而暢通經濟迴圈。所謂“促升級”型投資，是指標對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方向進行的投資，重點包括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投資等，旨在從國民經濟迴圈角度培育經濟新增長點。也就是說，需求側管理應該要主動觸及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在深度和力度上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保持協調。

二是需求側管理要圍繞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做到更加積極有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暢通國內大迴圈需要加快培育包括現代市場體系、現代產業體系、收入分配體系和新型消費體系等在內的完整內需體系，進一步釋放內需潛力。而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除了要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外，還要求需求側管理的配套支援。具體而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圍繞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四大目標綜合施策，還應該充分體現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建設的要求，積極促進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發展，尤其是要堅持就業優先，切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建立和完善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保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另外，需求側管理要在挖掘國內消費潛力、加快消費轉型升級、培育壯大新型消費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特別是要積極推動新型城鎮化，合理增加公共消費，依託公共消費更好帶動居民消費增長，加快新型消費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大力促進消費數字化轉型。

三是需求側管理要扭住擴大內需戰略做到中性適度。需求側管理必須要緊緊扭住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要看到，建設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形成旺盛內需已經不僅僅是短期的政策目標，而是一個長期的要求。這不僅要透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解決長期的結構性問題，還要加強需求側管理，促進消費升級、完善投資結構，透過需求升級牽引供應鏈和產業鏈創新發展。為了同時滿足長期、多目標的要求，需求側管理就不可短期過於激進，應比以往更加中性和適度，在運用當期政策解決迫切性問題、保持經濟執行總體穩定的同時，還要前瞻性地考慮到對中長期經濟發展的影響。需求側管理必須要把握政策力度，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和節奏緊密結合起來，更好實現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協同。

提升供給體系對需求的適配性

從供給側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與需求側管理有效協同，需要從兩方面入手。

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圍繞暢通國內大迴圈實現供給和需求的高水平動態平衡。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針，即“鞏固、增強、提升、暢通”，要求暢通國民經濟迴圈，形成國內市場和生產主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金融和實體經濟良性迴圈。新發展格局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更加著眼暢通國內大迴圈，針對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各環節的卡點、堵點，破除相關制度障礙，推動生產要素迴圈流轉和各環節有機銜接，加快培育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提高供給質量以更好滿足市場需求轉型升級的需要，提升供給體系對需求的適配性。在這一過程中，要抓住重點，積極推進製造強國建設，不斷提升產業基礎高階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促進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培育先導性和支柱性產業，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叢集化發展，強化基礎設施支撐引領作用，提升服務業效率和質量，從而形成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實現以高質量供給適應引領和創造新需求，最終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另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圍繞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實現內需與外需的高水平協調發展。一般而言，宏觀經濟管理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實現國際收支平衡，這進一步要求實現內需與外需、進口與出口、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等各方面的協調發展。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以要素低成本、出口導向型戰略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這種低成本、出口導向的高速增長模式已愈來愈不可持續，核心技術缺失、產業基礎薄弱、產業鏈現代化水平低、國內市場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等問題日益突出，嚴重製約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推動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這意味著我國需要透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協同推進強大國內市場和貿易強國建設，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實現內需和外需的高水平協調發展。在這一過程中，特別要透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和創新生態，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提高整體創新能力，提升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塑造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