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金兆鈞：一篇投稿與工作調動

秦詠誠老師

上篇文章發表後，有朋友提醒我，為什麼沒提《我和我的祖國》？

確實，後來大火特火的《我和我的祖國》（張藜詞，秦詠誠曲）也在1984年問世。雖然深得業內人士讚許，卻並沒有廣為流行。我認識張藜先生以後，有一次說起秦詠誠先生，說起小時候極喜歡的《我為祖國獻石油》，並且提到同樣喜歡他們合作的《我和我的祖國》。張藜先生一次特地在一場音樂會後把我介紹給秦詠誠先生認識。可惜秦先生當時是北京瀋陽兩地往來，我一直沒有機會去好好採訪他。不過很多作品的流行都經歷過類似的情況，倒是值得藝術傳播學者好好研究一下的課題。

我那時忙著想調回北京城區工作，先是領導根本不搭理：好不容易分來幾個大學生，沒幹幾年就想走？後來主任乾脆明說：老金啊，這種調動的事上頭沒人根本不行，別指望縣裡放人。你們家在北京住了這麼多年，就不認識幾個頭頭腦腦的？我氣得不行，關鍵是我們家確實住了三百多年，眼下卻真沒認識幾個“頭頭腦腦”的。不管怎樣，最終還是批准了我的調動，也談好了去同系統的崇文業大。

1986年初，同學蔣力來找我，他早些時調去了當時極具權威性的《文藝研究》雜誌，那時文化界、文藝界熱熱鬧鬧，他也就認識了大批業界人士。

蔣力對我說：“你看過《人民音樂》吧？”

我說：“學校閱覽室有，還真看過，批這批那的。”

蔣力笑道：“是這樣，《人民音樂》是中國音樂家協會的機關刊物，當然得指點江山了。中國音協去年換了屆，《人民音樂》新聘的主編叫李西安，約我幫他做改版設計，我建議了一個‘文化縱橫’欄目，就是談談音樂與其他姊妹藝術的關係。我想你也算是個雜家，就寫一篇唄，發表有把握了，然後咱們再談別的。反正成不成的崇文業大已經答應要你了嘛。”

我聽了，就忘了，如是他催我三四回，我忘三四回。

沒過幾天，李欣等老同學到我家來喝酒，到了晚上十點來鍾，大家問我：“你這工作調動到底怎麼著了？”

我猛然想起蔣力的約稿：“哦，對不起了，我們大學約我寫個稿，我忘了好幾回，快過期不候了。咱們散了吧，我得把稿子趕出來。”

半醉半醒之間，我想了想，寫下個題目《哲學與音樂》。略作盤算，下筆開寫。寫完兩千來字，粗看一遍，覺得尚可，一頭栽倒睡去。

第二天起來看看，大致不差，調整了兩段，重抄了一遍，騎上車直奔離家不過一站地的東四八條52號。那時音協的幾家刊物和劇協、美協的幾個部門在那兒共同辦公。編輯部在三樓，我上去怯生生地說明來意。一個女同志笑笑：“蔣力約的稿？那就放這兒吧。”

幾天後的晚上，我正在炒菜，蔣力帶了兩個人進來：“兆鈞，《人民音樂》主編李西安先生、副主編舒澤池先生，看了你的稿子想跟你聊聊。”

我放下菜鏟，連忙請他們進了我的蝸居。

李西安先生似是不經意間問了問我的履歷，然後問我聽過譚盾、瞿小松等人的作品沒有。

這之前蔣力送我一盤磁帶，正是譚盾、瞿小松等作曲家的早期作品，我還真的特別欣賞《Mongdong》，且按習慣寫了一些筆記，就找出來給他們念。

聊著聊著，李先生突然問我：“看來你還是從小就喜歡音樂，也自學了不少？”

我說：“就是因為我們家都是搞美術的，我沒有受過專業音樂訓練。我考過中央音樂學院，就是沒考上。”

李先生說：“那你如果有機會重新回到音樂界工作，你會考慮嗎？”

我心裡一動：“那，那當然求之不得了。”

一說說到十點來鍾，我也忘了問問人家吃飯沒有。

第二天一早李先生就來敲門，進門就嚴肅地對我說：“我確實想要你來《人民音樂》，你雖然沒上過音樂學院，基本的東西還是可以的，大學又是中文專業，正好適合做音樂刊物的編輯。”

沒過些天，李先生又找我來了：“這樣，我安排了一下，反正你現在也不用再去大興上班了，你家又離編輯部這麼近，先來見習一下吧。工作手續一步一步來。”

4月，也就是我的《哲學和音樂》發表的這個月，我去了《人民音樂》編輯部見習。

我去了也沒有什麼任務，就是了解一下大致的工作流程，常務副主編張弦也拿一些稿子讓我看看。

那一年是央視青歌賽的第二屆，很受關注。與第一屆最大的不同是分設了三種唱法：美聲、民族和通俗。這一年專業組的獲獎者有：彭麗媛、巴哈爾古麗、閻維文、蘇紅、韋唯、王虹、毛阿敏等人。

同時，中國音協也舉辦了“孔雀杯”民歌、通俗歌曲大獎賽。獲獎者有張暴默、鞠敬偉、遠征、孫志寬、成方圓、牟玄甫、劉欣茹等。

一天，李西安先生把我叫到音協的辦公地——朝內大街203號簡陋的抗震棚內，時任中國音協黨組書記的原戰友文工團團長、作曲家晨耕，秘書長、原戰友文工團副團長張非兩位和我親切地打了招呼。但很快，他們表情都有點嚴肅了。

李西安先生問我：“聽說‘孔雀杯’巡演團‘罷演’的事了嗎？”

我說：“不是前兩天中央電視臺播的，巡演團到了杭州因為演員要錢罷演？”

李先生說：“你怎麼看？”

我已經聽同學們說了很多剛剛興起的“走穴”的故事，回答說：“我不清楚具體情況，但我想這種演出一定會有合同，發生問題也應該在經營者雙方，演員再大膽也不可能自己決定罷演吧。”

李西安先生說：“關鍵是對咱們協會的聲譽影響太大。這麼大的事，文化部也非常重視，要求組成聯合調查組去杭州一趟。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派你去一下。”

七月二日，我和文化部派出的調查組成員，《中國文化報》記者、詩人馬高明一起飛往杭州。

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還是剛剛進入民航序列的波音707客機。

開了聯席調查會，我們用了兩個鐘頭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第二天早上不到八點，我奔西湖而去。看《儒林外史》裡馬二先生窮逛西湖，已經有了準備，我先看三潭印月，從湖上奔南岸，走到南屏山下，一山翠綠，滿眼山花，心中油然出現了《南屏晚鐘》的優美旋律，自覺“樂隨情出、情由景來”的道理不錯。

回北京向文化部領導彙報之後，召開了新聞釋出會，時任市場司司長焦勇夫宣佈調查結果為：杭州停演事件杭州方面負有直接責任，巡演團方面負有重要責任，演員沒有責任。有趣的是，晚上的新聞只播出了前兩條，沒有播第三條。可見當時社會情緒對於文藝圈剛剛“富起來”的演員們是何等的憤懣。

李西安先生告訴我，馬上要在遼寧興城召開一個規模很大的全國中青年理論家研討會，要我去。文化部的事情交代完，我匆匆趕在大會頭一天前夜趕到了興城，按照李先生的指示找了一輛“蹦的”去了海邊的賓館。李先生給我安排了一次發言，我念了我新寫的《音樂思維斷想》。發過言，有一些年輕人過來和我搭話，知道我不過是可能調入《人民音樂》的一箇中文系畢業生，大多又頗有點茫然。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音樂界的大會，確實是“群賢畢至，少長鹹集”。與會代表大多是改革開放以來畢業的學士和碩士生。除了專題發言之外，會上大多是自由討論，彼此唇槍舌劍，互不相讓。連我這樣的門外漢也敢時時插嘴，會後知道各位代表來歷與資歷，不免自慚形穢！

回到北京，李西安先生告訴我：“你的調動終於可以了，找辦公室的人問問怎麼辦手續吧。”

沒想到回到大興，領導又來一句：“你怎麼又變到中國音協了呢？第一齣北京市了，那是中央單位，第二又出教育口了！”

我可沒有好氣了：“主任，在這四年多我挺感謝您的。好不容易到了這地步您就不能行行好，把我當個×放了？”

1986年9月，我的人事檔案調入了中國音樂家協會。這一年，我28歲。

2022-09-30

文/金兆鈞（樂評人）

編輯/韓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