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知識型”男青年，社會流動下擇偶更具自主性

農村“知識型”流動男青年的擇偶困境似乎已經形成了惡性迴圈：他們寒窗苦讀終於透過高等教育流動出了農村來到城市，畢業後他們利用其文化資本找到工作如願地留在城市生活，但卻在擇偶問題上頻繁受挫。在適當的年紀不能結婚生子，這必然會引起父母長輩的極度擔憂，所以才出現了“逼婚”現象，在家庭的強壓下，他們只能回到農村的婚姻市場中，在親代的安排下參與相親，很明顯這種“本地擇偶”的方式違背了他們自身的意願，致使最終的效果並不佳。總而言之，事實證明農村“知識型”流動男青年的各個擇偶階段確實都存著一些問題，遇到了不小的困難，如果這種現象長期持續下去，這類青年男性找不到心儀的配偶，那將會對社會的和諧穩定產生極大的威脅。

婚姻匹配的研究者借用布勞和鄧肯巧在分析個人的地位獲得影響因素時所採用的先賦和自致兩分法也將擇偶配對區分為“先賦性”和“自致性”兩種婚姻配對化。前者注重的是家庭背景的“門當戶對”，後者則是當事人之間的“匹配”。根據實際情況，進一步擴充套件“先賦性”和“自致性”的內涵；“先賦性”婚姻配對可以理解為建立在先天賦予、不可改變的條件上的婚姻，如對方的家庭背景、血緣關係、地域關係等；“自致性”婚姻配對也可被稱為“後致性”婚姻配對，即建立在可通過後天努力、自己賦予自己的條件上的婚姻，如對方的社會地位、業緣、友緣等。前者的代表群體選定為上一輩流動人口，後者則為農村“知識型”流動男青年。接下來將依據兩種婚姻配對不同的側重點，對比它們彼此代表群體的擇偶行為，從而論述後者受其特殊流動經歷的影響使得擇偶行為更具自主性。

“門當戶對”是對農村婚姻產生極大影響的傳統理念，在上一輩流動人口的觀念裡依舊根深蒂固。它注重的是婚姻雙方的家庭背景，包括經濟地位、社會地位等，但很明顯這些條件都是婚姻雙方先天賦有的，是沒辦法改變的，以這樣的標準去尋找婚配物件，那範圍一定是有限的，甚至是特定的，這類群體並不能自由地去選擇自己的婚配物件抑或是隻能被動接受。然而對於農村“知識型”流動男青年而言卻不是如此，他們並不注重對方的家庭背景與經濟背景，注重的是雙方在性格、教育、情感方面的匹配，這些因素均可透過個人後天努力獲得。所以從這一點來看農村“知識型”流動男青年相對於上一輩流動人來說擇偶更具自主性。

在上一代流動人的婚姻中，血緣關係也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最好的例證。他們的通婚圈基本上鎖定為雙方共同生活的區域，婚配物件都是先由親戚朋友和共同認識的熟人介紹認識，再由家裡的長輩選定。

受這種先賦性因素的影響，所以對於他們而言很少有擇偶方面的壓力，基本上都能夠在適當的婚配時間（進城務工之前）締結婚姻、組建家庭。農村“知識型”流動男青年與其不同的是：他們在進入城市讀書之前都是未婚的身份，畢業之後並不與父母長期生活在一起，也就逐漸脫離了父母的管制。再加上這類“知識型”的男青年在接受了新式教育之後本身就有了獨立的思想，他們與父輩的觀念有時是截然相反的，在擇偶方面的表徵就是他們崇尚自由戀愛，並不希望父母過多地干涉或參與到他們的感情生活中。

據觀察地緣關係在上一代流動人口的通婚圈中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們的配偶或是鄰居、或是同村、或是同鄉、或是同縣，基本上不會脫離他們共同的生活圈，因為擁有同樣的生活習慣、風俗傳統。但是農村“知識型”流動男青年在進入城市之後能夠結識到更多的同齡青年，甚至利用網路超越地域限制認識新朋友，隨著社會交往圈的擴大，他們在擇偶時依靠“友緣”自然有了更多的選擇，體現出更強的自主性。

總之，農村“知識型”流動男青年在社會流動經歷的影響下更多地傾向於“自致性”婚姻配對，自由、自主選擇物件，他們不希望父母或者他人干涉其感情生活。然而他們的實際擇偶狀況卻表明，他們理想中的自由戀愛常常難以實現，要麼因為他們並沒有足夠的精力去交友，要麼是因為他們沒有廣泛的社交圈。試想如果他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方向去擇偶，還不願意接受“介紹性”婚姻，那麼除了等待愛情他們沒有別的選擇，這樣尋找到另一半的機會就更加渺茫了。社會流動使其擇偶更具自主性，這對於青年人來說的確是積極的影響，讓其有關婚姻家庭的理念走向現代化，然而農村“知識型”男青年目前的生存狀況及擇偶模式來看，這種自主性的傾向反而無形中增加了他們的擇偶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