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思享｜藍江：元宇宙時代的赫耳墨斯：論被媒介化的靈魂

摘要：作為信使的赫耳墨斯最初是溝通無限的諸神和有限的凡俗之人之間的橋樑，他一方面向人們傳遞諸神的旨意，另一方面也按照自己的解釋方式塑造著人類。海德格爾對打字機進行了分析，認為技術成為了現代社會的赫耳墨斯，它橫亙在人與世界之間，讓人類喪失了自己的特性，最終導致存在的隱退。麥克盧漢、基特勒、斯蒂格勒等人認為，技術的媒介作用只是將身體媒介化，實現了人的代具性進化，讓媒介成為人的延伸。但在數字時代，人不再是僅僅將技術作為代具，而是變得失魂落魄，因為元宇宙時代的赫耳墨斯收割了人的靈魂，讓人的靈魂嵌入到數字、演算法和程式碼的無盡的實體之夜之中，在這一刻，技術不再是人的媒介，被媒介化的不只是人的身體，還有人的靈魂。

關鍵詞：元宇宙時代；赫耳墨斯；媒介化靈魂

2021年10月，扎克伯格正式將自己的公司改名為Meta，並宣佈開始進入到元宇宙的元年。一時間，在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一場關於元宇宙研究的熱潮，大家都暢想著在那個可穿戴的VR（虛擬現實）和AR（增強現實）裝置下面，我們將面臨著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在經歷了最初的狂熱之後，今天的元宇宙研究已經進入了一個相對的平靜期，我們在擺脫了最初的技術拜物教的熱忱之後，需要看到的是，在元宇宙技術及其話語架構背後的文化動因。meta，不僅僅是元宇宙（metaverse）的簡稱，更重要的是這個詞語的文化含義。如果從其古希臘語的詞源來看，它對應的詞語是

其意思是“尺度”。在古希臘的語境中，一個用於世界範圍內所有事物的尺度，是奧林匹亞諸神的無限世界與人類的有限世界之間的橋樑，那就是作為宙斯信使的赫耳墨斯。不可否認，在古希臘，赫耳墨斯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或許可以從古希臘的赫耳墨斯秘教的禱歌中聆聽到古人對信使赫耳墨斯的崇拜：

聽說我吧，赫耳墨斯，宙斯之使，邁亞之子！

你有慷慨的心，紛爭的判官，死者的主人，

你不吝妙見，懂得征服阿爾戈斯，

你是飛鞋的信使，凡人的朋友與和先知，

你喜愛運動、計謀和裝假，精力多麼充沛，

你解說萬物，庇護商客，除卻憂愁，

手握無懈可擊的和平之杖。

一、作為媒介的赫耳墨斯

題頭的那首禱歌，是古希臘赫耳墨斯秘教的禱歌，所歌詠的就是被稱為信使的赫耳墨斯。在古希臘神話中，赫耳墨斯是無法取代的古希臘神祗之一。而在當代西方技術發展史中，赫耳墨斯也是最重要的象徵之一。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回到其誕生的古希臘源頭。

在赫西俄德的《神譜》中，關於赫耳墨斯的描述只有兩行字：

“

阿特拉斯之女邁亞在宙斯的聖床上，孕育了光榮的赫耳墨斯，永生者的信使。

”此外，在具有秘教傳統的俄耳甫斯教的禱歌中，有一首專門獻給信使赫耳墨斯的禱歌，即禱歌二十八，在這首禱歌中，赫耳墨斯不僅是宙斯與邁亞之子，還是奧林匹亞眾神的信使，被稱為傳播之神。它傳遞的不僅僅是諸神的口信，也有對萬物解讀的知識，因此在禱歌中才留下了“你解說萬物，庇護商客，除卻憂愁，手握無懈可擊的和平之杖”的詩句，藉此來歌頌這位傳播之神的榮耀。不過，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位僅僅傳遞諸神旨意的信使，似乎不應該獲得如此尊崇的地位，因為在力量上他不能與戰神阿瑞斯相提並論，在智慧上又遜於雅典娜，他沒有赫淮斯托斯的工匠技藝，沒有阿芙洛狄忒的優美身材，更沒有波塞冬和哈迪斯那樣掌管七海和冥界的無上權威。一個僅僅傳遞資訊的信使，憑什麼在奧林匹亞的神殿裡與諸神同列呢？

真正的奧秘在於，諸神是否有可能直接向萬民傳遞旨意。儘管古希臘神話中沒有巴別塔的故事，但是，神的語言和人的語言之間仍有一道巨大的鴻溝。在《神譜》中，赫耳墨斯被稱為“永生者的信使”，最重要的是，“永生者”的語言是一種真正普遍和無限的語言。1796年8月，黑格爾曾經有一首獻給他景仰的荷爾德林的詩歌，他在其中寫道：

“您的慶典不曾留下記號，亦沒有蹤跡可尋，對於後世的凡夫俗子，高貴的信條過於圓滿，神聖蘊含於玄妙莫測的深邃之中，人們無法將其記之以乾癟的符號。”

黑格爾的用意十分清楚，神的信條並非凡夫俗子能夠用乾癟的符號來言說的，它“過於圓滿”，並“蘊含於玄妙莫測的深邃之中”，作為終有一死的有限存在者，人不可能透過自己的能力來參透諸神的奧妙。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信使赫耳墨斯出場了，為了讓向死而生的存在者能夠理解圓滿而玄妙莫測的奧秘，必須透過赫耳墨斯之口，將神的信條和旨意翻譯過來，在這個意義上，赫耳墨斯是無限圓滿和絕對的奧林匹亞諸神與有限的終有一死者的凡俗世界之間溝通的唯一橋樑，而凡夫俗子若想跟隨神的旨意，唯一的方式就是依賴於赫耳墨斯的解說。因為這種解說，凡人才能得到神靈的庇佑。這樣，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說赫耳墨斯“解說萬物”，同時也能“庇佑商客，除卻憂愁”，因為真正除卻憂愁的根源在於諸神，而赫耳墨斯將無限對有限、神靈對終有一死者的關照，透過赫耳墨斯的解說傳遞出來，從而讓人們成為萬神的子民，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赫耳墨斯“手握無懈可擊的和平之杖”。

從俄耳甫斯教的禱歌二十八中，我們似乎讀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終有一死的有限存在者，並不能直接與圓滿的絕對的諸神接觸，因此，終有一死者無法真正理解這個世界的奧秘，包括萬物的奧秘以及城邦的奧秘。諸神與有限存在者之間需要一個媒介，這個媒介不僅傳遞了神靈的旨意，更重要的是，他向萬民解說和闡釋了萬物的原理，從而讓萬物與世界、終有一死者與諸神之間保持和平，換言之，正是赫耳墨斯的解說，保持了天與地之間的平衡，只有透過赫耳墨斯的媒介，諸神才能成為萬民之神，有限的終有一死者也才能成為崇拜諸神的子民。也就是說，赫耳墨斯在諸神和萬民、有限與無限之間充當媒介的作用，在宇宙洪荒之中的地位一點也不亞於那些掌管武力、智慧、技藝、美麗的諸神，他完全有資格與駕駛著金光閃閃的戰車的阿波羅、巡航七海的波塞冬、掌管著冥界生死的哈迪斯一樣位於諸神之列。

赫耳墨斯的形象不僅構成了古希臘世界的諸神與凡俗世界之間的關係的基本架構，也構成之後整個西方思想史的基本架構。阿甘本（G。 Agamben）曾經對此有一個十分巧妙的說法：

“事實上，一旦感性確定性試圖超出自身，指向它所意指東西的時候，就必然會意識到，需要用一種表現的模式來把握它所相信的東西，事實上，這就是媒介化的過程。”

感性確定性是有限的感覺，一旦超出自己所不能把握的範圍，勢必需要一種媒介，來走向這種確定性之外的範圍，阿甘本認為這就是解釋學（hermeneutics）形而上學的根源，因為，有限的感性確定性無法通向所信仰的無限存在，這就需要一個赫耳墨斯，一個媒介之神，來幫助有限的感性確定性穿透濃密的黑雲，看到那無限的榮光。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解釋學就是赫耳墨斯之學（Hermes－neutics）。中世紀的上帝需要“赫耳墨斯”將拯救的真相轉化為聖經上可以理解的語言，傳遞給信眾。而近代科學的崛起，也是在我們和無限的世界之間用科學的“赫耳墨斯”架起了一座橋樑，讓我們可以透過科學語言的架構透視一個之前根本無法理解的世界，例如繪畫中的透視法的應用，以及望遠鏡和顯微鏡等光學儀器的應用，讓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更宏大也更微觀的世界。在赫耳墨斯的媒介化的作用下，人的感性確定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延伸。

二、上手與集置：身體的媒體化

如果說現代社會是在一種技術的赫耳墨斯之學下鋪就的，那麼，在所有現代發明中，有一個發明被諸多現代思想家視為最典型的赫耳墨斯的代表，那就是打字機。在海德格爾（M。 Heidegger）的《巴門尼德》講稿中，他用了很長的篇幅來專門討論手寫和打字機的應用帶來的變化：

現代人並非偶然地“用”打字機並“口授”（diktiert）（同“寫詩”（Dichten）是同一個詞）“進”打字機。書寫方式的這個“歷史”同樣是詞語日漸毀壞的首要原因。詞語的來和去不再透過書寫的以及真正行為的手，而是透過它的機械擊打。打字機將書寫從手的本質領域撕裂開，從而也從詞語的本質領域撕裂開。它自己變成了某種“打字者”。而相反，當打字的檔案僅僅是副本，幫助儲存書寫或者謄寫已有的手稿時，打出的檔案就有其適當的並且有限的意義。在打字機剛剛興起的時代，一封打字的信件還被認為是破壞禮節。而今天，一封手寫的信是妨礙閱讀的東西，從而是過時的和不受歡迎的。機器書寫剝奪了手在被書寫的詞語領域的地位，將詞語降格為一種聯絡工具。另外，機打稿件提供了這樣的優勢：它將手稿以及性格遮蔽起來。在機打稿件中，所有人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海德格爾這段比較手寫和打字機的文字非常有名，因為海德格爾十分強調的德語“行為”（handlun-gen）一詞實際上包含了一個“手”（Hand），這意味著，人們總是透過自己的手與世界萬物接觸而建立起屬於此在的周圍世界（Umwelt），而這個周圍世界進一步被海德格爾定義為“上手狀態”（Zuhandenheit）。在海德格爾那裡，手與世界的觸控築造了屬於不同性情和品行的上手世界，這個上手世界就是我們與世界的直接關聯。手寫體不僅僅是作為符號的文字，還承載著我們的心態和性情。例如顏真卿的《祭侄文稿》不僅可以讓我們讀到“天不悔禍，誰為荼毒。念爾遘殘，百身何贖”這樣心撕肺痛的文字，從其筆端的遊走痕跡，也可以看出顏真卿在侄兒顏季明以身殉國時的悲痛和顫抖。這是一種直接的接觸，不需要假借任何外在的手段來解釋，手寫書法的價值在於，它用上手的直接性建立起書寫者和世界的關聯，也讓閱讀者可以從這種手寫狀態中閱讀到書寫者的心靈。不需要詞語意義的解釋，不需要任何翻譯和傳達，即便在今天，我們看到顏真卿親筆書寫的《祭侄文稿》，仍然可以深深體會到作者當時的悲憤之情。

然而，打字機似乎改變了這一切。它在我們的手與世界中硬生生地插入了一臺機器，成為我的手與紙張之間的中介物，我不再直接觸控紙張，而是透過一個轉化器，將我們的情緒和秉性轉化為彼此無差別的文字。也就是說，當我用打字機的同一字號、同一字型打出“念爾遘殘，百身何贖”時，在紙張上呈現的與其他人並無絲毫分別。在機器這邊，我們的情緒性和身體性的反應被翦除了，剩下的只有那個統一字型的文字，在另一邊，一切差別都消失了，我們已經不能從行走的文字中領略到其中的區別。這個中介物儘管也能傳遞出來文字資訊，但是，在傳遞的同時，也抹除了書寫者和行為者的一切個性，讓“所有人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這裡的關鍵在於，打字機所造成的影響，不僅僅是在我們的手與外在的世界之間生生地切入進去，而是一旦它成為我們與世界之間的中介，我們的手的感受上的複雜性與差異性，都在機械的敲打中變得一樣。在手寫時代，我寫的“泰”與另一個人寫的“泰”字雖然形體近似，但字跡上卻存在著千差萬別。打字機徹底抹除了這個差別的痕跡，我的“泰”字和另一個人的“泰”字已經沒有了任何分別。那麼，海德格爾的“所有人看起來都是一樣的”就具有了一種存在論式的含義，因為被打字機所中介，感性的差別在這個媒介面前已經變得不重要。事實上，赫耳墨斯也讓具體的人付出了代價，赫耳墨斯傳遞資訊的代價就是，將每一個人的感性複雜性在敲打鍵盤的瞬間還原為簡單性的符號，形意的表達讓位於符號的表達，在那一刻，作為媒介的赫耳墨斯和冥河的擺渡者卡戎做了同樣的事情，他收割了人的靈魂，讓在機器另一端的人變得差不多。在顏真卿的《祭侄文稿》中，我們仍然可以讀出顏公那血淚俱下的控訴，但在我們今天的機打文字中，只有被媒體介化的靈魂，因為機器呈現出來的只是看起來都整齊劃一的字跡，人們與世界的聯絡已被赫耳墨斯徹底接管，這種接管的結果是，我們都變成了看起來差不多的軀體，一群按照新技術集置起來的軀體。在之後的《技術的追問》一文中，海德格爾給出了更深入的描寫：

“技術的本質在於集置中。集置的支配作用歸於命運，因為這種命運一向為人指點一條解蔽的道路，所以，人往往走向（即在途中）一種可能性的邊緣，即一味地去追逐，推動那種在訂造（bes-tellen）中被解蔽的東西。”

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爾認為，作為赫耳墨斯的技術，已經形成了一個基本架構，即集置，所有的人實際上都處於這個集置的裝置中，成為它的產品，我們只能按照集置所提供的方式去行動，去書寫，去思考，這就是最後的產品，一種被訂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在手的世界不再是我們身體與萬物直接接觸的世界，世界和我們自己都已經被赫耳墨斯媒體化了，那裡只有統一而標準的印刷符號的表達，也只有倚靠固定的編碼的鍵盤才能讓我們自己展現出所思、所見、所聞、所想。

儘管海德格爾看到了打字機或者現代技術導致的人的抽象化，但他唱響的是一首輓歌，一首以手來觸控和築造周圍世界的悲歌。海德格爾說：“在輪轉中，機器的勝利顯露出來。的確，首先活字印刷術繼而打字帶來了好處和輕鬆，然而這二者不知不覺地就將需求轉向了這種形式的書寫媒介。打字機遮蓋了寫字和手稿的本質。它們把手的本質等級從人那裡抽走，而人卻對這種抽走沒有恰當的經驗，沒有認識到，在這裡已經發生了對人的本質的關係轉變。”海德格爾在哀嘆一個時代的逝去，也意味著近代以來設想的理性和完整的人的形象的衰落，這是一種新的人學，那種狂狷不羈，將自己凌駕於萬物之上的理性的人在技術的媒介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海德格爾看來，從打字機介入到我們手與書寫之間的時候，存在已經在我們身上退隱了，剩下的只是一個高度依附於機器媒介的軀殼，這副軀殼已經不是完整的人，而是被機器所媒介化的人，啟蒙的人文主義也逐漸讓位於技術中介下的新人文主義。

三、人的延伸：代具性身體及其可能

儘管海德格爾看到了機器和技術將人類媒介化的趨勢，但是他對以往用手築造出來的世界的鄉愁，讓他無法看到這種媒介化可能擁有的巨大潛能。與海德格爾相反，加拿大媒介理論家麥克盧漢（M。 McLuhan）在他的名著《理解媒介》中以另一種口吻描寫了打字機的潛能：

打字機將古登堡技術引入文化和經濟的每一個角落。與此同時，它又產生了上述與古登堡技術相對的口語效果，這就是一種典型的逆轉。如此的形式逆轉，發生在一切極端的先進技術之中，比如今天的輪子就發生了逆轉。

作為一種加速器，打字機促使寫作、說話和出版緊密地聯絡起來。雖說它僅僅是一種機械形態，可是它在有些方面產生著內爆的作用，而不是外爆的作用。

與海德格爾的悲情論調不同，麥克盧漢以樂觀的態度審視著打字機以及古登堡印刷術帶來的巨大變化。在海德格爾看到打字機導致被媒體化的人存在被遮蔽的時候，麥克盧漢看到的是一種“內爆”，這種“內爆”相當於一種技術的推進，導致了整個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打字機不僅僅是一種將手寫文字變成機打文字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在麥克盧漢看來，打字機與印刷媒體的組合，促使寫作、說話和出版緊密地聯絡起來，這創造了一個無以倫比的新時代，而這個時代彷彿一位女巫為灰姑娘將“南瓜變成了馬車”一樣。而另一位媒體理論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 Kittler）乾脆寫道：

“節奏，節奏，加速，加速。男人將他的能量注入機器裡。機器，就是他本人，他的首要能力，他的首要關注點和最後的努力。他本人就是機器，是控制桿，是按鍵，是字型和滑動托架。不要思考，不要反思，敲，敲，快，快，咔噠，咔噠，咔噠咔噠咔噠咔噠咔噠咔噠……”

無論是麥克盧漢，還是基特勒，他們筆下的打字機都不再是海德格爾那裡的存在的悲歌，而是一種新的力量的期望，儘管我們的身體被機器媒體化，但我們的靈魂仍然主導著一切，這樣，打字機並沒有剝奪我們的存在，而是成為了我們擴充套件我們潛能的工具，即麥克盧漢所謂的“人的延伸”。這樣，打字機所代表的媒體化，就不會成為人類沉淪的象徵。雖然我們的手寫習慣已經被打字機和印刷術擺弄得整齊劃一，本雅明（W。 Benjamin）所追求的“靈韻”（Aura）也似乎在機械複製時代消逝，但對於麥克盧漢和基特勒這樣的媒介理論家來說，機械和技術成為我們身體的中介，不是人類的衰落，而是人類步入到了另一個高光時刻，透過打字機，身患嚴重眼疾的尼采才能重新開始寫作，併發明瞭打字機中介之下的特有寫作（即格言體寫作）。而在技術的媒介化作用下，人類更像是擁有了鋼鐵盔甲的史塔克，可以遨遊於更廣闊的空間。

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 Stiegler）為這種媒介化的身體起了一個特殊的名字——代具性（prothéticité）。斯蒂格勒指出：

“工具——即技術——發明了人，而非相反，人發明了工具。換言之，人在發明工具的同時在技術中自我發明——自我實現技術的‘外在化’。”

斯蒂格勒的重點在於，諸如打字機之類的器具，它並不是一個外在於我們自身的器物，而是一種自我發明，意思是，它是我們器官的外在化，我們透過這種器具來實現了自己的延伸。在這個意義上，打字機之類的新發明，不再是工具，而是我們的器官，並且是我們的外在器官。法語的prothéticité就包含了外在器官的含義，斯蒂格勒認為，在海德格爾談打字機將我們身體媒介化的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將這些媒介視為自己的新器官，人體不再先於肉身和軀體，而是與這些器官的代具融為一體。顯然，在技術化的工具處於代具性的階段，被媒介化的只有我們身體，我們身體被包裹在新技術的外衣之下，人類在此基礎上開拓前進。斯蒂格勒說：

“這裡提出的問題是，人在本質上作為技術性存在，怎樣的進化……這是一種代具的進化。代具本身沒有生命，但是它決定了生命存在之一的人的特徵並構成人類進化的現實。生命的歷史似乎只有藉助於非生命的形式來確定自己的生命形式。”

在這個階段上，技術是人的媒介，也是人的代具，技術讓人的身體媒介化，也意味著人的代具式進化。在那個代具的媒介背後，仍然是人的靈魂在前進。即便我們的手不再在大地上直接留下書寫的痕跡，但以技術為媒介的代具性進化並沒有讓人喪失人的本質，技術時代的新人文主義仍然是一種人文主義。

四、元宇宙與被媒體化的靈魂

或許，在數字技術和元宇宙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我們面對著完全不同的情形。我們可以從幾個例子來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今天的打字機已經變成了博物館櫥窗裡的展示品，我們仍然敲打文字，卻不再需要調整滑動托架，因為微軟的Word已經讓這一切變得更加自動化。Word之類文字處理軟體還有一個特點，它可以幫我們自動地檢測錯誤。例如如果有語法錯誤，軟體自動會在下面劃上綠色折線，而有單詞拼寫錯誤，則會出現紅色折線。不過，Word還不是文字處理方面最強大的軟體，最新出現的帶有人工智慧檢測的書寫工具Grammarly具備更強大的寫作輔助功能。在Grammarly官網提供的一則廣告中，當主人公書寫一份報告時，他使用了“透過更精準地客戶分類”（through accurate customer segmentation）功能，而Grammarly根據文體的上下文，自動地將其中的形容詞accurate改為了rigorous，即後臺的人工智慧判斷，rigorous能夠比作者自己選用的accurate更好地表達原文的意思。這意味著對於那些不善於寫作的人，藉助Grammarly軟體的輔助，也能寫出非常漂亮的文章。但是，由此也產生了新的問題，在廣告中，Grammarly並不是僅僅處理個別單詞的選用，它也會對不理想的句子排序給予整理，甚至調整整個句子結構。那麼，問題來了，經過Grammarly介入之後，這篇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文章，在多大程度上還是作者自己的文章？在海德格爾對打字機的批判中，他認為打字機的印刷字型會將人變得“看起來都一樣”，印刷字型抹殺了不同人的性格和態度，但數字時代的書寫似乎會面臨更為嚴重的問題，當Grammarly幫我們整理了整個篇章結構、句子表達，甚至詞彙的選用時，我們在多大程度上還能說這篇文章是我寫的，我只是提供了一個粗糙的框架，而Grammarly將這個粗糙的框架變成了一篇辭藻優雅的文章，這篇文章的作者究竟是誰？在打字機時代，儘管字型沒有差別，但我們仍然能底氣十足地宣稱，這篇文章是我寫的。但是，在智慧軟體輔助寫作的時代，我們是否還有這樣的底氣呢？一些更高階的智慧軟體，在蒐集了作者足夠多的寫作習慣和風格之後，甚至可以出現完全在作者不介入的情況下書寫出類似的文風的文章，那麼所謂的人類的“作者”僅僅只是為這篇作品提供了一個“文風”或“思路”，在這種情況下，我究竟參與寫作沒有？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駕駛之中。最初的汽車只是我們的代步工具，在這個階段，我們仍然能夠從斯蒂格勒早期的代具性的概念來理解汽車的出現。我操縱著方向盤，控制著行進路線，最終達到一個步行很難短時間達到的目的地。而在今天，我們在開車時越來越依賴導航軟體，那麼我們的駕駛行為已經被導航中介了，我們不需要自己判斷行進的線路，只需要簡單地按照導航的提示，選擇岔路口，左轉彎或右轉彎，在有測速的地方選擇降下速度，高德地圖和百度地圖甚至可以很人性化地幫助我們避開擁堵路段，而我們所做的就是將手放在方向盤上，聽著導航軟體給出的一步步的指令。在這一刻，我們體會到了一種錯亂，導航軟體本來是作為我們的代具性的器官出現，輔助主體在路線上行駛。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身體完全不是這種感覺，因為我們如同被導航軟體的聲音控制的木偶，完全按照它的指令行駛著，直行、左轉、右轉，選擇前方第二個岔路，注意減速等等。儘管目的地仍然是我們主體設定的，但是在駕駛過程中，我們感受到身體被操控，這是與打字機完全不同的感受。在打字機的時代，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冰冷的鍵盤對我們手指的反作用力，但是，導航軟體的作用力要強大很多，我們如果要想在最快時間裡抵達目的地，必須老老實實地按照導航提供的語音提示駕駛。即便我們偶然錯過了一個路口，導航軟體也會以最快速度調整路線，提供備選方案指揮我們前進。在導航指揮我們行動的那一刻，我們不由得要詢問，我們的靈魂在哪裡？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狀況。智慧手機為我們帶來了更多的自由，我們可以在巴黎聖母院失火的時候，與歐洲人一起看到同步的現場場面。我們也可以有更廣闊的交流空間，麥克盧漢的“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斷言仍然有效。不過，在今天，我們似乎感受到了與麥克盧漢時代不同的意義。試想一下，我們今天最大的焦慮是手機沒有電或沒有網路。斷網會使人們陷入瘋狂的焦慮，彷彿在斷網那一刻，我們都成為了失魂落魄的殭屍，只能面對無奈的世界去嚎叫。德國韓裔思想家韓炳哲曾經說過：“智慧手機給了我們更多的自由，但是從中也產生了一種災難性的強迫，即傳播交流的強迫。如今人們與數碼裝置之間有一種近乎迷戀的、強制性的關係。”今天，數字時代的媒介，新時代的赫耳墨斯，已經不再侷限於讓人們“看起來都一樣”，而是，一旦被數字技術和智慧演算法介入，我們已經感覺到自己不再是純粹的主體，而是內在的靈魂流溢到外部，被一種無形的力量牽制著，逼迫我們做出對應的選擇。

或許，在元宇宙的空間裡，這種受制於技術媒體中介的靈魂體現得更加明確。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當使用VR頭罩和眼映象今天使用手機一樣普遍時，我們會感受到更深的不適。在一本介紹元宇宙的書籍裡，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文字介紹：“戴上VR頭盔進入元宇宙的人，人的注意力會只在雲端，或者只在現實。如果有一種能截獲大腦訊號並接管視覺、聽覺、觸覺的技術，將訊號連結到雲端，那麼人類的身體在這段時間內其實是進入休眠的，人不會感受到現實中的一切，除非斷開雲端的連結，意識不會再次連結身體。”這段文字描述最有趣的地方是，元宇宙技術不僅介入了我們身體，而且從我們手中接管了身體，包括身體的神經性感覺，在我們透過元宇宙連結的那一刻，我們的身體的視覺、觸覺和諸多感覺已經被元宇宙技術接管，我們的行為已經被傳輸至雲端，我們已經不能用我們的現實中的身體去感受世界，只能在元宇宙的接管下去體會元宇宙為我們設定的感覺。在打字機時代，只是技術插入到我們的身體與世界之中，我們仍然能夠感覺到自己的無能，但是，在元宇宙世界之中，我們連感覺自己無能的能力都已經喪失。顯然，這已經是一個全新的階段，一個技術將人包裹在媒體化幻象泡沫中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技術的代具不僅造成了感官的錯覺，還會導致對現實世界的逃避。元宇宙的裝置會造成我們失去原始世界，在感覺接管、身體資料上傳到雲空間的那一刻，我們不僅僅喪失了身體，靈魂也變為一個被技術高度中介化的靈魂，一個只能在美好的技術泡沫中體會虛擬的美好夢境的靈魂。魔鬼孟菲斯托復活了，我們卻不能像浮士德一樣經受考驗並最終得到神靈的拯救。因此，在元宇宙空間中，只剩下一種結局，即靈魂與虛幻的夢境一起墮落。

實際上，當從打字機時代走向數字媒體時代，並進一步過渡到元宇宙的時代，基特勒已經感受到了其中的異樣。他曾經說過：“計算機本身變成了主體。如果預先編寫的條件不存在，資料處理可以根據編號指令的慣例照常進行。”基特勒的這句話的重點在於，人是否存在，已經不是數字技術和智慧演算法執行的必要條件，在計算機的背後，形成了大量並不需要面對人類的程式碼，它們以一種自動的方式運作著，如果在今後的萬物互聯和元宇宙背景下，演算法和程式碼在從一臺裝置轉向另一臺裝置中，那麼根本不需要透過人的參與，它們之間已經完成了對應的資料交換，而它們運算的最終結果，最後才被轉譯成人類看得懂的圖形或文字呈現在人的面前。這意味著，人根本沒有能力介入這個過程，因此，在元宇宙時代，“控制的主體不再是人，而是電腦或者與之類似的訊號處理機”。這樣，在元宇宙時代裡，在接管了我們身體的感覺，讓我們停留在虛擬夢境裡，並不斷上傳著我們行為和思考資料的元宇宙技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實體之夜”，它們按照慣例和演算法執行著，根本不需要人的介入，也不需要人的理解，只有在必要時，它們才將某些特定結果翻譯成人類能理解的文字和影象，讓人們繼續沉浸於其中。一切都很美好，所有醜陋和骯髒都被虛擬的夢境隔離在外，彷彿它們徹底不存在一樣。這個形象，彷彿人類蜷縮在只有自己能讀懂的帶著光亮的氣泡之中，而這些或大或小的氣泡則飄蕩在基特勒所謂的數字和演算法下的“實體之夜”之中。

我們再一次遇見了赫耳墨斯。這次的赫耳墨斯並不是站在奧林匹亞眾神和終有一死的人類之間，而是站在人類根本無法理解的海量的程式碼算符與我們能看得懂的結果之間，赫耳墨斯只將需要的結果展現在我們面前，而在這個結果背後，則是無盡的黑夜，那是演算法的黑夜，也是符號的黑夜，更是實體的黑夜。而處於元宇宙的夢境中的我們卻絲毫看不到黑夜的存在。這是因為不僅我們的身體，還有我們的靈魂，都被潛在這個無盡的實體黑夜之中，一旦我們與之連結的臍帶（如WiFi和5G網路）被掐斷，我們就陷入喪失靈魂的焦慮之中。

如果說在打字機時代，海德格爾強調的是我們身體被技術媒介化，但是我們仍然保留著自己的靈魂，那麼在元宇宙時代，在無盡的黑夜中，我們的靈魂也被媒介化了。在勒忒河邊的赫耳墨斯伸出他的手，告誡我們：“你們要幸福嗎？請拿出你的靈魂來交換！”我們在數字空間中任意翱翔的時候，實際上我們的靈魂也被赫耳墨斯鎖在了由數碼編制的巨大的實體當中。在VR頭盔和AR裝置製造出來的介面面前，我們只是被抽乾了靈魂的軀殼，我們手指的動作事實上都被元宇宙介面背後的大資料和雲端的演算法無形地操縱，我們點開介面，點贊，購物，甚至玩遊戲，看影片，似乎一氣呵成的一切，都體現著介面背後靈魂的失落。這不再是一個只有身體被媒介化的時代，而是一個靈魂也被媒介化的時代。我們已經不能控制我們的所思所想，甚至可能每一次觸控、每一次奠基、每一次活動，都不純粹是我們的意圖。當我們的靈魂被媒介化，成為數字時代赫耳墨斯收割的戰利品時，我們剩下的東西真的不多了，或許我們真的變成了赤裸生命，在勒忒河畔不斷地遊蕩，最終被編製成為一個數據程式碼，成為那無盡黑夜中微小的一部分。

作 者 簡 介

藍江，南京大學哲學系、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從事當代資本主義、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文章來源：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

基金專案：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專案“西方影像哲學研究”

編輯：王琦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