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俐：唯有熱愛才能堅守

雕刻時光，總有人可以超越年齡，讓滄桑閱歷成為自己的武器，鞏俐便是其一。

曾經是中戲“五朵金花之一”的鞏俐，如今已是獨一無二的“鞏皇”，溫婉之中透出英氣，回眸一笑仍可傾人傾城。所以，在美女如雲的影視圈，縱有無數新人後浪奔湧，但是“鞏皇”卻是穩立中央，難以超越 。

正在舉行的第十一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鞏俐擔任評委會主席，55歲的她狀態之好，令人讚歎。而在電影節上，除了每天8小時忙於評審影片之外，鞏俐還亮相電影大師班，與婁燁、張頌文、趙又廷分享了“我們和電影”的故事。

曾經為看電影畫假票

鞏俐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主演的電影獲得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最高獎項的女演員，她首度出演電影即一鳴驚人。在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中，她以綻放著原始生命力的九兒，令世界影壇矚目。影片獲得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是首部獲得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最高獎的華語電影。《秋菊打官司》榮獲第4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影片金獅獎，鞏俐成為中國內地首位威尼斯影后。鞏俐從影的三十餘年，恰好是華語電影在世界影壇奮發崛起並獲得長足進步的30年。

鞏俐數次擔任國際電影節的評委會主席和成員，包括第5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評委會主席，第5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評委會主席，第1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評委會主席，第50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委會成員，第1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評委會主席。

在北京國際電影節大師班上，鞏俐講述了自己與電影結緣的故事。

鞏俐的父母都是大學教師，有5個孩子，鞏俐排行最小，“他們都比我大十幾歲，也沒有人帶我玩兒，因為歲數隔得太多，玩兒不到一起，我自己跟院裡的一堆小朋友玩。”鞏俐小時候住在學校大院裡，大院裡有個大禮堂，每週都會放電影，每次印製的電影票顏色還不一樣，“這個星期是粉色的，下個星期就變成綠色的，再下個星期就成黃色的了，我把那些電影票都找來，就很仔細地觀察，然後找和電影票一樣的紙，自制電影票。有一天我哥哥對我說，院裡有電影放，但是咱沒有電影票，我說我有。他說你怎麼會有呢？我說你幫我把作業寫完了，我就給你電影票，我哥哥說行，我幫你寫，我就給了他我畫的票。”

鞏俐笑說自己畫得特別像，完全可以以假亂真，“而且影廳門口很黑，檢票的時候也看不清是你畫的。家裡沒有錢讓我們這些孩子成天去看電影，我自己畫了好多。”

就這樣，鞏俐受到了電影啟蒙，但是，她從沒想過自己會當電影演員，“因為我媽媽一直說，你看這些電影演員都是這麼大的眼睛，面板白白的，很漂亮。我媽說，你以後就當一個老師吧，你當演員可能不行，因為你眼睛不夠大，也不夠白。”

差點錯過《紅高粱》選角

鞏俐後來報考了曲阜師範學院和山東師範學院，“都沒考上，說唱歌應該是女高音，我是女中音，聲音不行。”幸好，鞏俐認識了尹大為老師，他建議鞏俐報考中央戲劇學院學表演，“我當時是一張白紙，沒有任何表演知識，但是我很喜歡模仿。我沒有想考電影學院，我覺得我拍不了電影，我考戲劇學院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可以演演話劇，我會唱歌會跳舞，可能我會成為一個話劇演員，我沒有想到我會成為一個電影演員。”

1985年，鞏俐被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錄取，“我們這個班是第一期影視班，要招形象比較好的，就是不僅僅在話劇舞臺上可以看到你的形象，可能也會出現在熒幕上。對於我沒當老師，去報考表演專業，我爸爸媽媽鼓勵我說，喜歡就去做吧，做一個話劇舞臺演員也很好。”

沒想成為電影演員的鞏俐，卻成為影壇的傳奇，鞏俐不禁感慨命運使然。她回憶說剛進中戲時，自己完全不懂得表演，演小品演片段，都是用自己的真實感受，“我沒有任何負擔，就覺得我就用我真實的感受去把這個人物觀察好，模仿就可以了。”

大二時，學校允許學生們去實習，只要老師批准就可以在放假的時候去拍戲，鞏俐說：“那時就想著找機會去拍電視劇，拍電影想都沒想過。有位學姐跟我說，有部電視劇我可以去試下，導演在成都。我和老師說了之後，就和學姐自費買了火車票，坐了一晚上火車到了成都。我記得那個導演當時戴了一個鴨舌帽，四五十歲。見了之後，導演瞭解了一下，知道我還在上學，他沒有讓我試戲，也沒有讓我念臺詞，只說可以了，你就先回去等訊息吧，我就回去了。”

當天，鞏俐就坐著火車回來了，第二天看到老師，老師還奇怪：“你不是去面試去了嗎？”聽鞏俐說導演讓她回來等訊息，老師就說：“是不是人家把你退回來了？”天真的鞏俐還和老師說：“不可能，導演還沒有讓我試戲，可能我還會去試戲的。”老師就對鞏俐說：“你就在家好好練臺詞吧。”當時的鞏俐說話還有山東味，所以，老師讓她好好練臺詞，把山東腔改了，“那時我在家練臺詞，心裡還一直記著試戲這件事呢。”

被退回來的感覺，至今讓鞏俐都記憶深刻，但是讓她慶幸的是，如果沒被退，她被選進那個電視劇劇組，就趕不上張藝謀導演選角，拍不了《紅高粱》了。

喜歡錶演時的“自由”

鞏俐喜歡錶演時的“自由”，因此，她說拍《秋菊打官司》時的那種自由讓她突然對電影“開竅”，而她第一次拍電影，演《紅高粱》的過程則完全是懵懂的。“我拍《紅高粱》第一場戲就是已經有孩子了，然後就是在橋上追人的那場戲，我問為什麼是從中間開始拍，導演解釋說是因為場景的關係，所以要從中間開始拍。我那時才上大二，拍電影應該是什麼狀態都不太明白。”

拍《秋菊打官司》時，劇組大部分是在偷拍，“它是一個偽紀實的感覺，攝影機在哪裡，我們演員都不知道。我們有一個路線，是從這走到那，攝影機在什麼地方？不知道。我有一個耳麥，頭上包了一個圍巾，80%的戲都是這樣拍的，你願意怎麼演就怎麼演，導演也不給你具體提示什麼，所以在表演過程中，你如果真正進入那個角色的時候，就可以像話劇演員在舞臺上表演一樣，自由度很高。在《秋菊打官司》拍完了之後，我覺得我對電影影像的感覺，對於自己與攝影機之間的關係，都改變了。”

而這次和婁燁導演合作《蘭心大劇院》，鞏俐又找到了這種自由，“也是這種拍攝方式，導演不管我們在場景怎樣，我們隨便走、隨便演，他也不說停。可能第一條、第二條的時候還比較拘謹，肯定是導演不要的，等你拍累了，他還‘再來一遍、再來一遍’，他知道我們累了，可是也放鬆了，他就要那個感覺。其實第一條、第二條是給我們鍛鍊，讓你練習練習走位，所以，我拍《蘭心大劇院》的時候，覺得自己作為演員有很大自由度，導演給了我們最大的發揮空間。”

《蘭心大劇院》被選為第十一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閉幕影片，並將於10月15日上映。鞏俐稱讚：“這一定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創作不是那麼簡單的，用了4個月的時間，婁燁導演給予我們充足的、自由的空間去發揮。拍攝過程中有很多困難，但是我們身臨其境之後覺得這是應該做的。裡面很多場景都是廢墟，還有自己搭的景，在廢墟的一個樓裡面搭了大劇院。這個廢墟已經很久沒有用了，環境不是很好，但是在那個環境下，我們拍了這樣一個電影，很不容易，而且我們是非常投入的，特別感謝導演能夠選我做女主角。”

塑造人物不要用“技”，而是要用“心”

人們常常稱讚一個演員貢獻了“教科書般的演技”，鞏俐也是被贊者之一，不過她卻直言“演技”這個詞不太對，“演技特別好，就變成一個技巧了。其實我覺得演員是不需要什麼技巧的，就是說，你用技巧去表現你塑造的人物的時候，就會很生硬，所以那個‘技’就不要，就是用你的‘心’去表現這個人物就好了。”

鞏俐雖然不喜歡“技巧”，但是卻強調演員要會“技能”，尤其是所塑造的角色是有特殊技能的時候。

鞏俐在拍《藝伎回憶錄》時苦練扇子功，她能輕鬆扔兩把摺扇，苦練了5個月，每天要扔扇子2000下。“因為導演就說這個動作是藝伎們經常會做的，但是現在時間比較短，誰能來做？鞏俐你可以做嗎？我說重要嗎？他說很重要，我說那我就試試吧。導演說很重要的話，我覺得應該在戲裡面有5分鐘、10分鐘的時間，對吧？我就開始練，每天幾千下，練完終於成功了，結果在電影裡面就一秒鐘，我還以為會給我很長時間的鏡頭，結果一秒鐘就結束了。”

拍《蘭心大劇院》也是這樣，婁燁導演跟鞏俐說要練拆槍，“我說‘好，咱們電影裡有這個環節嗎？’他說‘有，你們要撤退的時候，你正好在那個房間裡面，你要去拿槍，你要往裡放子彈，但是天已經黑了，你是在黑天裡裝子彈’。我說：‘好，肯定這也是很重要的。’”

於是鞏俐開始努力練，“我每天在暗的地方練習拆槍，槍是真的，已經生鏽了，拆完以後裝不進去，彈簧已經不好用了，手都破了。”練完之後也拍了，可是看電影的時候，鞏俐發現她拆槍的鏡頭被刪掉了，“我理解，我覺得沒關係，以前可能還會在意這些，但是現在覺得不重要了，只要導演讓你做的事情肯定是有原因的。導演讓我練的意思，就是說你扮演這個角色，這個技能一定要有，不一定在電影上會呈現，但是你這個技能一定要長在你的身上，所以我就覺得這些東西就是一個技巧，它跟演技沒有關係。”

與鞏俐合作《蘭心大劇院》的張頌文講述說：“給劇組做武指的香港老師，幫我訓練槍擊，一次我跟他說，你怎麼那麼難約啊？他說這兩天都在陪鞏俐老師開槍，他說鞏俐老師前兩天開槍的時候，發現槍一開，火藥一出來的時候，她會不自覺閉一下眼睛，她想練到自己的眼睛對子彈沒有恐懼。我聽完以後很感動，這就是職業演員對自己職業的規劃，這些東西在我們職業體系裡是非常重要的。”

做過表演老師的張頌文認為表演有教育學這門學科，這門課很重要。“我們說某某人演技好，這是觀眾對演員的褒獎。”張頌文笑說鞏俐不愛聽這個詞，是因為她已經到了現在很高的這個位置，不喜歡別人以“技巧”來評價他們的表演，但是對於年輕演員來說，張頌文認為演技還是很重要的，“這是一個過程。”

張頌文記得20年前有位老演員跟他說，演員拼到最後拼的是人生閱歷，“當時，我是不喜歡這句話的，我認為他沒有教我什麼，但是我現在對別人講，其實也是這句話，演員拼的就是你的人生閱歷，你對藝術的見解，你的三觀，這些是一個演員素養的核心部分。”

既然熱愛電影，就要做到極致

鞏俐近日在接受某雜誌採訪中，表示並不習慣“藝人”這樣的稱呼，“以前的尊稱是演員、文藝家或藝術家。”

鞏俐願意人們稱其為演員，而非明星、藝人，而對於演員的職業素養，張頌文在大師班上講了一個故事：“2002年，我在北京電影製片廠租了一個小房子，是劉佩琦老師以很低的價錢把房子給了我住。屋裡有個櫃子，櫃子裡面裝滿了他在軍藝上學的軍大衣、棉被還有一些他用過的生活用品，他跟我說這個屋裡的東西隨便拿去用，但是櫃子裡的東西千萬別扔，那不是垃圾，那是我以前上學的東西，裡面有軍大衣，冬天你不夠衣服你就拿來穿。”

有一年冬天沒有來暖氣的時候，張頌文衣服不夠，就去拿軍大衣，從軍大衣裡掉了一個紅色筆記本出來，上面寫著《秋菊打官司》拍攝日記。“我想既然寫的是拍攝日記，我應該是可以看的。我記得特別清楚，我是蹲在地上看的，看了三個小時，我站起來時暈得一頭栽在地上，頭都撞腫了。”

張頌文說，劉佩琦在日記裡寫了每一天他在《秋菊打官司》劇組裡的生活，“第一篇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劉佩琦寫他幾月幾號坐火車到了臨沂，劇組的同志們來接他，接完以後大家在站臺上談天說地。坐在大巴車上時，他突然發現接他的人裡有鞏俐，他寫道：‘我居然在車上才發現有她，小俐已經變成了一個本地的農村婦女了，我一點都沒認出這個人是誰。後來一問劇組的同志們，說小俐提前一個月在農村一個人家裡住，跟他們一起生活，一起勞動。’”張頌文說，那時候自己剛剛畢業，看完這本工作日記後，覺得功力大增。

聽張頌文講起這段往事，鞏俐很感動，“那時真的像一家人，我見到劉佩琦的時候，他已經提前在學陝西話了。他見到我的時候用陝西話和我問好，我覺得特別親切。我們都非常喜歡他的表演，非常樸實，沒有痕跡。我們那時就住在一個很簡陋的招待所，不能每天洗澡，他寫的日記太珍貴了。”之後鞏俐和劉佩琦又合作了《歸來》，“當時特別高興，像見了親人一樣。”

日前在北京電影節上，聽田華、謝芳和王曉棠等老藝術家講述自己對於電影的“心裡話”時，鞏俐感動落淚。說及此，鞏俐說這些老藝術家對他們影響很大，“小的時候不明白，只是看了他們的電影，但是當你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你再看他們的電影，再看到他們本人的時候，你真的就覺得，他們這一代人一直在堅守電影的陣地，就會覺得既然電影是自己最熱愛的一個行業，就要做到極致。”

鞏俐曾說：“我不覺得一個女孩子有了美貌之後，就可以擁有一切，這個是很幼稚的想法，你自己沒有工作，或者沒有能力的話，我覺得這個人很快會枯萎。”對於那些有著演員夢的年輕人，鞏俐也給出了忠告，她說演員這個職業很特殊，有非常多的誘惑，所以她建議年輕人在進入這個圈子之前能夠真正想好，“你是不是熱愛這份工作，你熱愛才能堅守，這是我的建議。”作為演員，鞏俐用她30年的職業生涯告訴大家：“不斷探索、創新、努力的演員會得到全世界觀眾的尊重。”

文/本報記者 張嘉 供圖/大竹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