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麗　的　破　碎

我對路遙的記憶是一部叫《人生》的電影，當時對他有點膜拜，主要是他寫的東西與我生活沒有距離，讓我懂得進取和放棄。後來讀了《平凡的世界》，始終有一種半開半醉的狀態，如朝霞，令人讀後有一種渴望；如雪霽，令人有一種懷念。

讀一本書，紀念一個人，為的是更好地審視自己的腳印。我們紀念的就是我們要弘揚的。對路遙的紀念我想也應如此。

既然是審視自己就得有審視的標準。那紀念路遙審視自己的標準是什麼呢？解鈴還需繫鈴人，還是用路遙先生的話來做‘標準’吧！

路遙先生在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發言時說：“我們的責任不是為自己或少數人寫作，而是應該全心全意全力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需要。人民是我們的母親，生活是藝術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樹萬古常青，我們棲息於它的枝頭就會情不自禁地為此而歌唱。只有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我們才有可能把握社會歷史程序的主流，才有可能創造出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品。”

這樣的‘標準’你是否認同？是一個文人必須直面的問題。

‘路遙的創作是在商品經濟、消費文化全面到來之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最後的深情一瞥。但這一瞥卻是一種美麗的破碎。’這種美麗源於人民生活、源於歷史的程序的主流、源於勞動者的感覺，一旦破碎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便有了一份松的風格、梅的傲骨，令人刻骨銘心。

‘一些當代作品令他感覺相當無聊。在許多德國讀者眼中，中國小說屬於庸俗文學，一般只有沒有什麼文學水準的人才會看。’在紀念路遙的時候，我們用不著為顧彬這句話生氣，還是去看看我們有沒有生氣的理由。

《平凡的世界》為什麼能在市場化的天空夷平了代溝，讓一代代人叫好！這正是國人骨子裡‘閃光’的呼應，還有一個文人的骨節和作品所蘊含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完美體現。現在講‘三觀’可能有些可笑，恰恰是這個可笑的東西，鑄造了‘路遙效應’，講述著‘三觀’決定人生的宿命。

對路遙的作品討論，一些大家幾乎作了‘高屋建瓴’的評述，無非是諸如勵志、平民化、個性化、個人體驗、文化特質、硬漢精神等‘從概念到概念’，缺乏站得高看得遠的言論。讓我想到了張愛玲的作品裡有句話“一個人出名到某一個程度，就有權利胡說八道。”作家許建軍說了句直切當下中國文壇時弊的話，值得研討：“當下文學寫作有一個很明顯的傾向，那就是個人主義和自私自利的自戀傾向，這類作品也許一時會製造非常有影響的話題，甚至可以獲得具有市場號召力的外在成功，但是這樣的作品往往是短暫的，是沒有價值的。”

人們忘不了路遙，那是因為路遙自身是強大的健康的純潔執著的人民本色和一個文人的骨節。他以‘身歷那種可怕孤寂的人的戰慄意識有時會由世界的邊緣，觀察到冷酷無生命的無底深淵’，所以他寫出來的作品沒有‘淡季’。即便真的像有人說的那樣‘以寫作技巧論“才華”難免顯得有點隔靴搔癢，弱不禁風’也無障大礙。

有人寫了‘等身的作品’卻不能與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相提並論。當然路遙也不得不承認對這些‘市場快槍手’的經濟效益只能望塵莫及。朱文公的《政訓》中有這樣一節文字‘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事過去為事。捱得過時且過。一切刻方為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風俗如此，可畏可畏！’一個文人寫些不痛不癢遠離現實生活的東西，一味去迎取世俗的品味，你寫得再好，即便你拿到了大把的銀子，也如港澳流行的三級片一樣，有了很好的票房，但永遠登不了大雅之堂一樣。文學必須有具鮮明的思想和導向性，這是路遙把握脈最準的地方，他將農民那種勤勞、堅韌、純樸、聰慧、自強不息的血脈展示到淋漓盡致，如一個民族的骨節滄桑而不失青春。這正流淌著路遙‘寧守渾噩黯聰明，留些正氣還天地；寧謝紛華而淡泊，遺個清白在人間’的節氣。

當然我們也沒有必要把路遙‘神化’，若無意‘高山仰止’的因，結下‘景行行止’的果，那對紀念路遙來說將是適得其反。

今夜，重翻《平凡的世界》時，我莫名其妙地想到了《桃花扇》中那位秦淮名妓李香君，身份低賤而品格高潔，演了一出‘桃花扇底送南朝’的千古絕唱。如今太平盛世，文人卻留戀的眼裡聚集在市場、效益、金錢，不惜站在荒誕怪異、戲說歷史、江湖恩怨的高地，獵豔窺私、追騷弄葷，風流到齷齪汙穢，公開在自己的精神屬地自己強姦自己。把文人的社會責任意識、文人的操守、文人的抗爭、文人的吶喊、文人的骨節都讓一個叫路遙的扛了，他瘦弱的身軀能把文人的大旗扛多久，扛多遠便可想而知了。他死了，在世俗的眼裡他能在死得偉大，死得光榮，死成了一座豐碑。文人在文人高貴的名片下，依然過著風風火火闖市場的文人生活。不願關注當下，不知道怎樣關注當下，只願在歷史的故紙堆裡，戲說一個個文人風花雪月的殘夢，再加上有些電影藝人‘有錢就能出效果’的思維，許多文人整天在‘如來佛’的掌心‘代寫劇本’。這可能是我說得悲觀些。即便真是這樣，正如老舍所說‘悲觀有一樣好處，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輕了一些。’改革以來，中國的文人要是‘悲觀點’可能還要好些，事實上卻是帶著很濃厚的頹廢色彩的自戀，書一本接一本地出，卻多是市場潮頭的浪花一晃而逝。即便是荒誕怪異到風靡一時的暢銷作品也莫不是如此。除了用商業運作成功來衡量，值得一談，其它就不足張揚了，‘點選率黑幕’製造了點選率左右市場的怪圈，這正是‘商人重利輕道義’的智慧，誰欺騙了誰心照不宣。而且有些作品將大特寫的“性生活體驗”渲染得如罌粟一樣美麗成為麻醉人們心靈尤其是青少年心靈的毒品，實質也是對一個民族精神走向的一種誤導、一種漫滅。‘自戀’往往是一個人，一個民族劫難的開始，日本天皇、德國的希特勒都是因為過度自戀才給自己和民族製造了千古災難。也正是這樣的背景，決定了路遙這位現實主義‘苦行僧’式的作家燦燃的命運。在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文人不應是紀曉嵐、和坤的吹須拍馬，也不是張岱那樣的酒色書蟲，更不是沒有獨立人格的陳圓圓、韋小寶。文人不必懷疑當金錢支配著善惡、美醜、是非，一個民族的劫難應該為時不遠。話到如此，對那個叫顧彬的人，我想我們沒有多大理由生氣。

‘立業不思種德，如眼前花。’這個與文化同化有沒有關係，還不要過早地下結論。但文人沒有必要以國際大獎作為評判一箇中國文人成就的標準，而應是更多的關注一個文人‘種德’的因子。

季羨林也說過‘不完滿才是人生。’ 文學也許只能是這樣，星星不可能與日月一樣耀眼。就像高雅永遠是高雅，民俗永遠是民俗，文人沒有必要總在試圖把‘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放在同一個平臺。

孟夫子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無知者無畏，“寡廉鮮恥”那都沒關係，如果文人和‘笑貧不笑娼’的無恥之人‘排排坐’在一起紀念路遙，那就屈辱了文學，屈辱了路遙，也屈辱了文人自己。

有人說‘只有破碎的東西才是美麗。’但破碎的美麗往往都是警示性的悲劇。而‘美麗的破碎’更多的卻是涅槃的境界，有點禪意或神韻，有一種混沌之美，如蓮之皎潔，如梅的傲然，這可能是我們悼念路遙的初衷和歸宿。至此文人應該有個清醒的認識，紀念路遙，真正能拿得出手的應該是一個文人氣節的迴歸，否則都是形式上物質上的紀念了。

池莉的散文《話語是一個美麗的陷阱》裡有這樣一句話‘但凡與你有緣的人，你的存在就能驚醒他所有的感覺。’ 我想路遙就是那個能驚醒你所有感覺的人。“天雨雖廣，不潤無根之草；佛門雖大，不渡無緣之人。”當然這還決定你是不是有緣像路遙先生一樣‘美麗的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