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除士農工商外的不同社團，文人有文社，唱戲的有梨園

中國傳統社會的身份分層主要有士、農、工、商四個等級，此外即為賤民（惰民、奴僕、田僕）和四民以外的遊民。傳統的結社，往往也以身份的不同而劃分層次。 士為四民之首，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在具有這些社會身份的家庭，為表彰並維繫相似的社會身份——此社會身份也可能給他們以相類似的社會興趣——他們就結合成所謂紳衿階層的社會團體。這種社團在上述四種類型的會社中均有存在。如在政治型會社中，朋黨問題的存在，最明顯地體現於這一社會階層中，而一些政治性的結社，更是士紳階層的專利。

在經濟型會社中，宋代計程車子也有經濟互助的合會，明代文人的文社中同樣風行經濟上的互助合作。善會本為民間賑助，但也與士紳階層的倡導不無關係，並在組織、倡導過程中，控制這些民間組織。即使如會館這樣的商人社團，也同樣能找到士紳階層的影子，至於同鄉會館，更是為考試士子和候選官紳提供方便的組織。在軍事型會社中，多為民間百姓的團結互保，但也不能排除士紳在這些團體中的領導作用。在文化生活型會社中，士紳的活動頗為頻繁。

詩文社的出現，無非是一種文人群體的集合；講學會者，也是士大夫群體的不同組合；至於怡老會，仍然不過是士紳群體的消閒團體。 在中國傳統社會，農為立國之本。農民的構成，包括自耕農、半自耕農與佃農，由於本身所帶有的分散性以及力量的單薄，更需要藉助於群體的力量。傳統結社中的合會與義助會，大多是以農民為主體的社團組織，甚至在明末清初出現了專門維護農民自身利益的團體——農民會館。清末，更是相繼成立了農會。

在傳統觀念中，工商被視作末流。他們的社團生活也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早在唐代，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了按行結社的現象。在房山石經題記中，儲存了大彩帛行社、布絹行社、生鐵行邑、屠行邑、油行邑等40多個行業性結社的材料。宋代民間的“社會”，市井團行也以行業的不同分別參與。明代的負販之徒，也結成了“孝和會”，趕墟集的小商小販，則更是結成“墟集會”。至清末，又相繼成立了商會。 四民之外的遊民，也以職業的不同，結成各自不同的團體。如訟師一類，宋有“業觜社”，明有“躲雨會”；無賴遊民，在明代有“保生社”。

又如乞丐，早在南宋時就已經出現了名為“團”的行幫組織。至清代，各地丐幫組織漸趨完備，甚至在許多地方出現了名為“窮家行”的丐幫團體。至於說書、演劇的藝人，自宋以來也有各自的行業性團體，迄清不衰。宋臨安城中的戲劇和各種說唱伎藝都有行會的組織，如雜劇有“緋綠社”，影戲有“繪革社”，唱賺有“遏雲社”，耍詞有“同文社”，清樂有“清音社”，說話則有“雄辯社”。

雄辯社與書會不同，書會是文人們編撰劇本和話本的組織，有些是業餘的或半職業性的藝術團體，也有些是職業性的組織；雄辯社則是說話人自己磨礪唇舌訓練技術的組織，純粹是一種職業性的團體。清代蘇州的戲班也有自己的行會組織，嘉慶年間就有如意等19個會。各會有自己的制度，設有司事等職，訂有行規。在這種行業性的團體之上，又有同行業的組織，即梨園公所，以梨園公所的老郎廟作為各會的活動場所。 在傳統社會中，婦女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但她們也有自己的團體。婦女結社，早在隋唐時期就已經很風行，這與唐代婦女在社會生活中比較活躍的時代特徵是歸趨一致的。

在敦煌文書中，可以見及“女人社”一類的婦女結社組織。（注：如敦煌文書《顯德六年（959）敦煌女人社約》，已經道出當時所結“女人社”的目的，就是“遇朋相扶，難則相救”，及“用友交言，如信結交”。可見，此社除了帶有喪葬互助合社性質外，社內女子尚有香火姊妹的性質。在此社社約之末，有15名結社女人之具名，且各人在自己名下畫有押記。究其原因，顯然是因為這些女人不會寫字，只好以畫押表示對社約的虔心。

參見斯坦因所獲敦煌遺書527號，今藏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轉引自李正宇《敦煌古代的標點符號》一文之原件影印，載《尋根》，2010（3），91頁。）在《教坊記》等唐人筆記雜史中，尚可看到長安婦女結社金蘭的記載。元代的婦女，結有“鞦韆會”。明代南京秦淮的教坊女子，時常周旋於文社名士之間，並結有“盒子會”，甚至在拜謁時，公開自稱“女弟”。（注：如明末名妓柳如是在歸於錢謙益之前，曾屬意於陳子龍。柳氏在謁見子龍時，其所上名刺，自稱“女弟”。此即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