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與鴉片無關！受害者心理何時休？

你有沒有想過，

不平等條約萬一是平等的呢？

在我們的固有思維裡，19世紀爆發的兩場鴉片戰爭，西方列強是為了鴉片而來，而鴉片是毒害身體的，這套“常識”很符合

民族主義的受害者心理

。

但是，如果深究歷史細節，就會發現，鴉片戰爭與鴉片本身沒有多大關係。

鴉片既不是戰爭的原因，也不是戰爭的目的。

1

第一次鴉片戰爭

第一次鴉片戰爭不是隻有一場戰爭，而是持續了兩年，1840-1842年，大小戰爭十餘場。

1840年6月，英國遠征軍已經到達廣東沿海，但直到1841年2月才進攻虎門，這半年多的時間，英國軍隊在幹嘛呢？

當然不是來旅遊了，

而是忙著給清政府遞交國書

。

但是無人接收！

英國遠征軍帶來的不僅有軍艦，還有一封首相巴麥尊的信函，信函的核心內容與後來的《南京條約》基本一致，

唯一的鴉片條款就是虎門銷煙的賠款

。

但是，英國在遞交國書的過程中，碰了一鼻子灰。

1840年7月2日，英軍北上到達廈門，

向廈門長官遞交國書

，直接被退回。7月3日，英軍打算登陸，爆發一場小戰爭，當天英軍離開廈門。

7月7日到達舟山，11日向浙江巡撫烏爾恭遞交國書，又被退回。期間佔領舟山和定海。

英軍繼續北上，8月29日到達天津，在英軍的炮艦威脅下，直隸總督琦善終於收下國書，進呈朝廷。

英國人始終不明白，一個常規操作的遞國書，怎麼就這麼難？

清朝奉行天朝體制，

各國遞交國書只能在規定的時間在北京遞交

，地方政府只能負責接待，無權收受國書“人臣無外交”；而且，轉呈皇帝的國書，必須言辭謙卑，低天朝一等，不得有不合體制的不敬字樣，否則會有官員受到嚴厲的處罰。

英國的國書恰好犯了這兩個大忌：讓地方官員遞交國書，國書在稱呼上把女皇與道光皇帝並列，把英國與清朝平等對待。天朝體制的等級制度森嚴，沒有平等外交的理念，還是朝貢體系，皇帝高高在上，其他國家的最高代表都是低一等。

何況英國女皇還是一位女人。

所以琦善收下國書後，趕緊在翻譯上動了手腳，使得道光皇帝看到的英國國書，

言辭謙卑，語氣恭順

。

國書的內容主要是平等貿易和平等外交，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些內容很正常，但對於當時的天朝，是不可接受的。

自然談不攏，雙方自說自話，不在一個

頻道

。失去耐心的英國直接兵戎相見。

戰爭結果就是1842年的“城下之盟”《南京條約》，

對鴉片的唯一條款是：600萬為鴉片銷燬的賠款

。廣州硝煙過程中，緝拿英國鴉片時，是強制上繳，而不是收購。

在一個多月的條約談判過程中，雙方的重點都是在貿易和外交領域，

鴉片只是一嘴帶過。而且清政府對鴉片賠款沒有任何討價還價，一開始就同意了。

從整個過程來看，鴉片戰爭與鴉片基本沒有關係，核心訴求始終是貿易。

鴉片僅僅是個導火索而已，鴉片戰爭的爆發，本質是兩國體制衝突的最終體現。雙方的文明衝突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經濟領域，小農經濟與商業貿易的對抗；政治領域，天下宗主的朝貢體制與國家主權的平等觀念的對抗。

這兩種衝突從鴉片戰爭一直貫穿到清朝滅亡。

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在1842年的條約談判過程中，江蘇布政使李星阮對貿易和外交條款不甚感冒，但對“夷婦與大皇帝並書”義憤填膺。

如果把1840-1842年的中英戰爭稱為鴉片戰爭，就好比把第一次世界大戰說成是薩拉熱窩戰爭。

“鴉片”二字對鴉片戰爭的性質已經形成了較大的干擾，它用受害者心理定義了這場戰爭，但無形之中忽略了這場戰爭的內在本質：文明衝突

。

如果說第一次鴉片戰爭是因為有禁菸這個導火索，還說得過去，那麼，第二次鴉片戰爭，就與鴉片沒有半毛錢關係了。

2

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始於1856年的

換

約。

《南京條約》規定了5個通商口岸，西方國家認為不夠，還得擴大；《南京條約》提出了建立平等外交，但一直沒有實質進展，西方國家現在要求

公使駐京

，能夠繞開廣州地方政府，直接與北京朝廷聯絡。

事後證明，清政府對新條約的其他條款都同意，

唯獨對公使駐京這一項要求作出了周密而頑強的抵制

。

在今天看來很正常的外交規範，卻遭到了清朝的殊死搏鬥。

因為在皇帝看來，允許外國使節常駐北京，

是朝貢體系的終結和中國天下宗主身份的否認

。自秦朝以來，中國從來沒有這樣的規定，各國使節都是在規定時間來北京，在規定時間離開，通常不會超過40天，不允許常駐。

因此，英法美三國在1856年提出修約，從廣州鬧到福州、上海、天津，連總督都沒有接見他們，更不用說“上達天聽”了。

兩廣總督葉名琛更是拒絕一切談判，不給任何變通的空間。不耐煩的英法，調兵遣將，輕取廣州，開赴天津。於是，才有了1858年的“城下之盟”《天津條約》。

條約沒有關於鴉片的任何規定，而且第一條就是允許公使駐京。

但咸豐皇帝是不服氣的，當英法聯軍離開天津後，他打算

毀約

，甚至建議

免除全部關稅

，來廢除《天津條約》的有關規定。

這是完全的誤國之舉！

清政府在乎的不是條約本身，而是

大清

臉面！

剛簽訂條約就打算毀約，溝通無果後，戰爭再次爆發，聯軍順利攻進北京。於是，這才有了1860年的“城下之盟”《北京條約》。

條約沒有關於鴉片的任何規定，而且第一條就是承認《天津條約》的有效性。

雖然允許公使駐京，但咸豐皇帝逃到了熱河，久滯不歸。這並非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害怕公使

親

遞國書，以此避免與公使見面。皇帝用這種逃避的方式，來維護皇帝的面子問題。

雖然你

人

來北京了，但你還是見不著我。

實際上，

直到1873年，外國公使才得以第一次覲見清朝皇帝

。

說這麼多，是想告訴大家：

1、第二次鴉片戰爭，與鴉片沒有任何關係；

2、整個戰爭過程中，

清政府並沒有在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上進行斤斤計較的爭取，反而在當時的西方今天的世界視為正常慣例的平等貿易和公使駐京，進行了殊死抵抗。

那麼，在歷史事實面前，僅僅用

受害者

心理來看待第二次鴉片戰爭，是不是有失偏頗？

細觀兩次鴉片戰爭，你還覺得跟鴉片有關嗎？如果不從文明衝突和體制觀念衝突來看待這些戰事，你就是盲人摸象，根本看不到重點。

3

近代史的開端

一般來說，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1840年鴉片戰爭，大炮轟開國門。但如果從文明衝突的角度來看，

近代史的開端可以往前推近50年

。

要看懂鴉片戰爭，必須看懂1793

年

的一件大事。

18世紀，清朝儘管實行閉關鎖國，但還是有一個

“經濟特區”廣州

，作為對外貿易的唯一口岸。

但廣州的貿易是封建體制，由當地官吏操縱，每一次的交易和納稅都充滿了腐敗的灰色交易，沒有固定的交易制度，既增加了歐洲商人的不安全感，也限制了貿易的發展。

因此，隨著東西方貿易規模的擴大、以及廣州單口貿易體系的逐漸不合時宜，英國打算跟清政府進行協商和改變。

1792年9月，為了解決中英貿易的限制，英國政府決定派遣84名成員的龐大使團，從倫敦出發，1793年6月到達廣州。這就是有名的歷史事件“1793年馬嘎爾尼訪華”，是第一個到達中國本土的歐洲官方外交“天團”。

馬嘎爾尼的使命，主要就是四項：擴大通商口岸、改變行商制度、協定關稅、建立平等外交，

但隻字未提鴉片

。

這些內容就是1842年《南京條約》的核心

。

甚至割地一項，馬嘎爾尼當年也提出來了，當然當時說的不是割地，而是希望清政府指定廣州附近的一塊地方供英國人居住和存放貨物。

這場外交使命，就是《南京條約》的雛形。

但是，83歲的乾隆皇帝說出了那句千古名言：“

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對於公使駐京這樣的平等外交，以體制不合而拒絕。

馬嘎爾尼在中國待了半年，被責令離京，他的外交行動失敗了。

廣州貿易繼續進行，但一些貿易衝突不斷出現，英國繼續派遣使團來協商。

1816年，英國政府派駐印度前總督阿美士德訪華，

使命與馬嘎爾尼幾乎一致

。1834年，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督律勞卑訪華。但是由於外交禮儀衝突，他們都被逐出中國，連皇帝的面都沒見著。

在這三次官方互動中，雙方都無意開啟戰端，一直到1834年英國政府都還在告誡律勞卑：

不要使用威脅性語言，不要觸動中國的敏感之處

。但是，雙方壓根就沒有取得談判的任何進展，反而愈行愈遠，乃至於連談判的機會都很難得。

而且，這三次官方訪問，都與鴉片無關，都沒有提到鴉片。

直到鴉片戰爭爆發，英國才終於達到目的。

所以，在我看來，

1793年才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鴉片戰爭不過是1793年的延續，

一脈相承，本質都是一個東西。

當然，從現在的國際規則來看，一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是內政，英國強加的這些貿易規定，屬於強權表現。然而，從文明發展的角度講，當時清政府的一口（廣州）通商、行商制度等商業限制嚴重束縛了中國的商業發展，十分不利於中國。

廣州更是腐敗叢生，稅收被大筆截留，沒有進入國庫，商人有損，國家無利。

難道這些違背歷史潮流的政策還要

保留

？

當然，最佳選擇是清政府主動改革，主動與國際接軌，

但這種現實可能性為零

。

既然自身不存在主動轉型的可能，那麼大炮轟開國門促使的被動改革，未嘗不是一種好選擇。

清朝眼裡的平等條款，反而是不平等的；清朝眼裡的不平等條款，反而是平等的。

4

不同的視角

一直以來，都有人把日本和中國的近代史作為比較。兩國一衣帶水，淵源頗深，在西方列強到來之前，都實行閉關鎖國，都被大炮轟開國門，都簽訂了不平等條約。

1853年7月，美國將領佩裡率領4艘塗上黑漆的軍艦到達東京灣，威逼日本開啟國門，迫使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這就是“佩裡叩關”、“黑船來襲”。

那麼，現在的日本人是怎麼看待這起事件的？

在現在，日本每年都要舉行一個特殊的紀念活動，叫“

黑船祭

”，在表演活動中，當年的入侵者是以英雄的姿態出現，而當時的日本政府（德川幕府）則被處理成滑稽可笑、驚慌失措的醜陋形象，“黑船祭”成為日本慶祝文明開國的“嘉年華”。

日本人舉辦“黑船祭”的活動場所就是

佩裡公園

。這是日本在當年佩裡的登陸地點建的一座公園，還豎立著一個紀念碑，有佩裡的雕像，還有伊藤博文寫的碑文：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佩裡上陸紀念碑。

看到這裡，可能有些人覺得不可思議。日本人並不是把“黑船來襲”視作屈辱事件，反而當成一種國家幸事

；美國人不僅不是侵略者，而成了值得紀念的英雄人物。

我們被開啟國門始於虎門，我們也有虎門公園，也有雕像。只不過紀念的都是林則徐、陳連升、虎門銷煙等抵抗人事，絕對不會有紀念英國人的蛛絲馬跡，英國人始終是侵略者的形象，那段歷史也是國家不幸的屈辱歷史。

所以，你看，中日兩國的態度完全相反：

中國是民族主義，日本是文明轉型。

當然，中日兩國的這種截然相反，其根本原因在於，

日本完成了現代化，中國正在現代化的程序中

。

我們捫心自問，

西方列強跟蒙古和日本法西斯是一回事嗎？

都是武力，但同時我們又承認，在西方文明面前，清朝是落後腐敗的。

那麼，如果只是從民族主義的受害者心理將這段歷史看作是那種外敵入侵帶來的血淚史，是不是太狹隘了？

從文明衝突去重新解讀，無論是瞭解歷史真相，還是啟迪當代，都是意義重大。

佈置個作業：

不平等條約一定是喪權辱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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