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興盛於唐宋時期，天下四大書院湖南獨佔其二

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興盛於唐宋時期，天下四大書院湖南獨佔其二，分別為嶽麓書院、石鼓書院。這兩所著名的書院都與湘江結下了不解之緣。其中，石鼓書院位於湘江與蒸水會合的石鼓山上，嶽麓書院位於長沙的嶽麓山上。

朱熹與張械對這兩所書院的貢獻巨大，他們的教育理念造就了湖湘士人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書院培養的既不是迎合科舉考試的幹祿之才，也不是玩弄文字的學究腐儒，書院以培養能夠安邦定國平天下的人才為目標。朱張以後，湖湘學者一直以天下為己任，這種經世致用、格物致知的品質得益於湖湘書院文化的薰陶。

湖湘書院成為培育人才、造就學問、引領思想的文化陣地。衡陽、長沙是書院文化的重鎮。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部分書院都依山而建，南嶽衡山風景秀麗，可以提供一個相對獨立安寧的自然環境。其次，衡陽位於湘江水上交通樞紐，其便利的交通位置給文人一個發現自然山水之美的機會，五嶽獨秀的山水靈氣能夠聚集一批有識之士講學傳道。

再次，湖湘文化成為書院文化的核心，實事求是的精神、經世致用的思想、心憂天下的情懷、敢為人先的擔當成為書院文化的一面旗幟，同時也成為湖湘文化的一種品質。理學精神自始至終貫穿書院文化發展的主線，無論是前期的曾國藩、郭嵩燾，還是後期的王先謙、王闓運，都具備理學格物窮理的精神追求。理學思想已經深入湖湘士人的精神品格當中。

儒家道統南移。

王禹偁《潭州嶽麓山書院記》雲：

“誰謂瀟湘？茲為洙泗。誰謂荊蠻？茲為鄒魯。”儒家道統南移，湖南成為孔孟之道的重要傳播中心之一。

唐宋時期，南嶽衡山的書院文化就非常昌盛。除嶽麓和石鼓兩大書院位於南嶽七十二峰首尾外（石鼓書院在回雁峰附近的石鼓咀，嶽麓書院位於嶽麓山），南嶽書院、趙書院、胡文定書院、南軒書院等都以南嶽衡山為依託。

宋明以後，甘泉書院、白沙書院、集賢書院、東郭書院、文昌書院、觀湘書院亦相繼創立。在書院的選址上，它們也選擇依峰結廬，如南嶽書院在煙霞峰下，胡文定書院在紫蓋峰下，甘泉書院在紫雲峰下

，

集賢書院在集賢峰下，東郭書院在祝融峰下。書院文化的核心就是要傳承儒家的道統思想，以書院的清修來砥礪品行，完成從儒生向聖賢的轉變。

集賢書院就是以韓愈、李泌、趙、周敦頤、朱熹、張械為祀，樹立唐宋六賢。《湖廣通志》（卷五十五）雲：

“集賢書院于衡嶽祀昌黎、鄴侯、清獻、濂溪四君子，會晦庵、南軒祠火，鳳儀復迎兩主合祀。”最早在南嶽衡山建立書院的是唐肅宗時期的李泌，其書院名南嶽書院，又名鄴侯書院。李泌是退隱南嶽衡山治書院的開山人物。《湖廣通志》（卷二十三）雲：

南嶽書院在衡山縣西，唐肅宗時，李泌退隱衡山，詔賜道士服，為治室，廬於煙霞峰側，名曰端居室，多藏書，故韓愈詩云：

“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自宋元來，掌教有官，育士有田。

此後，胡安國、胡宏父子在衡山紫蓋峰下創立胡文定書院。張栻邀請朱熹、林用中同遊南嶽衡山，三人途中往來酬唱，得詩一百四十九首，有《南嶽唱酬集》傳世。朱張的南嶽之會實際上是東南學術的一次交融盛會，形成以朱張為代表的湖湘學派。朱張對儒家經典進行歷史闡釋，推動了南宋理學的革故鼎新。

朱張同遊南嶽，登祝融而北望，內心的感慨可想而知。天下五嶽，南宋政權實際掌控的區域只剩下南嶽一隅，只能透過賡續儒家道統，承擔起中原淪喪之後孔孟道統的傳播重任。朱張在暢遊南嶽之後，合二為一，求同存異，儲存南渡以後的中原儒家文脈。湖湘學派透過書院的傳承，把孔孟之道發揚光大，這為湖湘駢文的興盛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王夫之從祀文廟。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衡陽縣人，因常年隱居在衡陽曲蘭鎮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世人又稱之為船山先生。王船山作為由明入清的遺民，而且參加過抗擊清軍的軍事活動，在南明小朝廷作過行人司行人，從清朝的夷夏之防的民族政策來看，王船山在湖湘書院中是得不到如此尊崇的地位的。

但是令人驚奇的是，王船山去世之後，《王船山遺書》不僅廣為刊刻，而且在嶽麓書院還配享船山祠，衡陽東洲還建有船山書院。顯然，王船山在晚清湖湘書院的地位與曾國藩等人對其思想學術的極力推崇有關。既然粵匪對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掃地蕩盡，現在已經剿滅了太平天國，自然要恢復被太平軍焚燬的詩書典則。

曾國藩為何要選樹王船山來作為湖湘精神領袖呢？郭嵩燾在《請以王夫之從祀文廟疏》中闡明瞭理由：

“《國史儒林列傳》稱其神契張載《正蒙》之說，演為《思問錄》內外二篇，所著經說，言必徵實，義必切理，持論明通，確有據依。亦可想見其學之深邃。而其他經史論說數十種，未經採取甚多。

其尤精者《周易內傳》、《讀四書大全》，實能窺見聖賢之用心而發明其精蘊，足補朱子之義所未備。生平踐履篤實，造次必依禮法，發強剛毅，大節凜然。張獻忠據衡州，聞夫之積學高行

，

索之甚急，蹤跡得其父為質。夫之引刀毀割肢體幾遍，舁往易父。獻忠見其創甚，釋之，父子皆得脫。

更蒞吳三桂之亂，避地深山，流離轉徙，讀書講道，未嘗暫輟

，

卒能潔身自全。堅貞之節、純實之操，一由讀書養氣之功，涵養體驗，深造自得，動合經權。尤於陸王學術之辨，析之至精，防之至嚴，卓然一出於正，惟以扶世翼教為心。”

故鄧洪波先生在《湖南書院史稿》一書中指出：“船山先生出身嶽麓書院，既祖述周子濂溪，道出朱張之學，又特別崇信宋五子之一的張載，力批陸王心學而羽翼程朱理學，是所謂學本淵深而居正統，且其不與張獻忠、吳三桂合作，足可抵消抗清之舉而歸於忠義氣節之列，正可以作湖湘大旗而張揚於世。”

郭嵩燾主講城南書院時，就已經在城南書院張軾祠堂旁邊為王夫之建立私祠，後又在長沙小吳門正街建曾文正公祠堂，並在祠堂邊為思賢講舍，聚眾講學，將王船山先生的木主供奉在講舍內。光緒十六年，王先謙應郭嵩燾之請，主講思賢講舍

，

又在講舍內設思賢書局。

由此可見，船山祠已經從奉祀王夫之的這種祭祀功能開始向聚眾講學、傳播思想文化的集聚中心轉變。

此後，王船山祠堂在長沙嶽麓書院、衡陽船山書院全面鋪開。王船山從祀文廟，既完善了湖湘學統，使得湖湘學統從北宋胡文定公五峰之學、南宋張軾南軒之學、明代王夫之船山之學，形成一個完整的學術譜系；又開宗立派，湖湘學派在王船山思想的引領下，繼往開來，形成了由曾國藩、郭嵩燾、王先謙、葉德輝為代表的新的學術脈絡。

傳統的書院教育就是用這種類似於禪宗的衣缽傳承一般，將湖湘文脈一代代傳承下去。值得一提的是，集駢文選本之大成的《駢文類纂》就是在光緒二十七年七月由郭嵩燾開創的思賢講舍內的思賢書局刊刻出版，主持編選的正是郭嵩燾一手提攜起來的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

，

而協助刊刻校對的則是王先謙的得力助手葉德輝和張祖同。

湖湘文學的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屈原的楚辭。宋代黃伯思在《校定楚辭序》中為楚辭定義：

“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

‘

楚辭

’

。”楚辭發展到西漢，又衍生出一種獨具特徵的賦體文學，被稱之為漢賦。

馬積高先生在《賦史》中把賦的形成分為三種不同的途徑，其中第一種就是由楚歌演變而來，即後人所謂騷體賦、騷賦。當然，楚辭的寫作範圍也不一定就侷限在湖湘一帶，畢竟楚所覆蓋的範圍遠遠大於湖湘區域。

屈子之詞為儷體之先聲。

楚辭產生於先秦時期，賦定型於西漢，駢文形成於六朝時期，但是明確將楚辭、賦、駢文三者建立聯絡的是則是清代的孫梅。

所謂辭賦，首先要具有楚辭的基本特徵，即具備楚辭體的

“兮“，“些”，“思“，等楚方言語氣詞，同時也要有詩經六義當中“賦”的寫作手法，即劉勰所謂的“鋪採擒文，體物寫志”。從字數而言，楚辭體去掉無實質意義的“兮”字，實際上是六言詩的傳統，而詩經體的風格是以四言詩為基本結構。

孫梅《四六叢話》認為

“屈子之詞，駢體之先聲”，從屈原之後的辭賦體而言，這是立得住腳的。王先謙《駢文類纂》把屈原的辭賦納入駢體序列亦當有本於此；李兆洛《駢體文鈔》將李斯石刻文獻歸入駢文體例，似覺不類。

秦代的刻石文獻以及秦以前的戰國策士之文雖然具備了駢文的某些特徵，但也不能算

是嚴格意義上的

駢文。從駢文的對偶特徵以及四六淵源來辨析，只有經過從楚辭向漢賦轉型之後的辭賦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駢文。

這種轉型實際上是以楚文化為代表的西漢王朝取得全國統一之後，楚文化與中原文化進行深度融合，形成既具有楚辭特徵又吸收詩經傳統的辭賦體。

標準的駢文。它不僅符合駢文的對偶、辭藻、典事、叶韻四大特徵，同時還兼具了駢文的四言六言風格，這種四言六言的特徵就來自於詩經和楚辭的完美結合。更為重要的是，賈誼的《吊屈原文》《鵬鳥賦》都創作於湖南長沙，堪稱湖湘駢文之祖。

李兆洛《駢體文鈔》所選的賈誼代表作《過秦論》並沒有完全脫離戰國縱橫家的策士文風，姚鼐《古文辭類纂》將其作為古文開篇之選。王先謙《駢文類纂》所選的《惜誓》篇首先在是否為賈誼所作方面就存在爭議，同時也沒有將詩經體的賦的特徵深入融合。

《吊屈原文》《鵬鳥賦》將楚辭的兮字格與詩經的賦體表現手法合而為一

，

在時間維度上已經從先秦向西漢跨越，賈誼完成了這種時空組合，這中間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其中，最關鍵性的因素就在於，賈誼從政治中心長安被貶謫到南蠻之地長沙。這種貶謫在賈誼看來是一次人生的重創，他是懷著屈原的憂愁哀怨來哀悼屈原的，他在哀悼屈原的同時也是在悲悼自己。

結語

賈誼用辭賦來吊屈原，可以說既符合主體身份，又契合客體情境。因此，賈誼作為創作主體，其自北而南的地理空間跨越，表現到辭賦創作上來，就是對辭賦進行一次跨越時空的南北組合，這種組合對於湖湘駢文的發展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