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山西社會的發展對映著該時期各民族的融合

魏晉南北朝時期，山西扮演了北方各族的大熔爐角色。農耕與遊牧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型別。兩者一旦形成，就不可避免地導致長期的對立和衝突、互補和交融。一般而言，當牧區水草豐盛的時候，遊牧民又是滿足於自己的草原生活的。

遊牧民族流動的生活方式和受農耕區富庶生活的吸引，

使他們常常南下劫掠，給中原人民的安定生活帶來威脅。尤其是在草枯水乏之時，飢餓使遊牧人躁動起來，竟相南下劫掠，會發展成大規模的戰爭，甚至推翻漢人政權，入主中原。

公元5世紀，鮮卑拓跋部統一，黃河流域即為一例。正由於這個時期，中國社會戰亂不休，民族關係複雜動盪，使中國文化呈現多元走向。

魏晉南北朝時期山西的民族融合

山西向中國貢獻了她的民族包容力，山西自古以來處於緩衝於遊牧和農耕之間。漢魏之際，匈奴內遷。而後數百年華夏戰亂，發生了空前的文化大交匯和民族大融合，三晉地區始終是重點地區。

正如姜戎先生著的《狼圖騰》一書中所說的那樣：“歷史上究竟是華夏文明徵服了遊牧民族，還是遊牧民族一次次為漢民族輸血才使中華文明得以延續？

中華文明從未中斷的原因，是不是中國還存在著一個從未中斷的狼圖騰文化？

是不是中華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本來就是一對兄弟，不管怎樣打得血流成河，但卻是在共同創造中華的文明和歷史。

一旦華夏民族在農耕環境中軟弱下去，狼性的遊牧民族就會衝進中原，給羊性化的農耕民族灌輸強悍進取的狼性血液，讓華夏族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振奮起來。

而如果華夏的農耕民族實在扶不起來時，遊牧民族就會入主中原，維持華夏文明，一直堅持到與西方文明相遇。

兄弟兩族就是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也創造了世界唯一的文明奇蹟——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唯有中華文明從未中斷，一直延續至今，而且還深深蘊含著民族復興的巨大潛力”。

魏晉南北朝時期山西農業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社會大動盪時期，豪強地主塢堡經濟、寺院地主田園經濟在山西興起。漢末魏初，山西境內的世家大族為了自保，以血緣關係為基礎，武裝聚集在一起，在塢堡壁壘之間形成了豪強地主塢堡經濟，得以發展。

到了南北朝時期，舉重而避難的塢堡壁壘又有發展。

被奴役被剝削的自耕農為逃避苛政遁入沙門，寺院地主莊園經濟也隨之呈現出興旺景象，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僅平城就有寺院100所，僧尼2000餘人。

屯田制、佔田制、均田制在山西的發展。東漢末年戰亂，人民流離失所，大量土地荒蕪，糧食極端匱乏，饑荒威脅著人民的生存，甚至軍隊也無法避免。

面對這種慘狀，屯田制應運而生。山西境內屯田制興起較早，且主要是以軍屯為主。這樣，一方面減輕了軍糧運轉的負擔；另一方面達到了以兵養兵的效果。

在東漢光武帝建武七年邊將杜茂就“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數年後，山西中、北部軍屯初見成效。三國時，幷州刺史梁習致力恢復社會經濟，

進行屯田，設定屯田都尉二人，領客戶600，在荒蕪的交通邊線上耕種菽粟

，收到明顯效果。

魏明帝太和年間，牽招任雁門太守，也建議新興、雁門駐軍進行屯田。由於豪族地主勢力的發展，屯田制遭到破壞，曹魏鹹熙元年，曹魏統治者下令廢除民屯制度。

西晉統一後，“罷天下軍役，示海內大安”，佔田法的頒佈使封建國家之內除了世家大族領有的部曲和佃客以外，國家的編戶齊民中的農民只有自耕小農一種。

如站在曹魏以來州郡編戶齊民中的自耕小農的角度上來看，西晉佔田法的封建負擔，戶調要比魏制加重二分之一，田租要比魏制加重一倍，只有力役一項，在全國統一的情況下，相對地有所減輕。

可是由於佔田制實施之後，專制君主更充分地行使其“所有者”的職權，對“使用者”——農民的土地買賣，加以限制；土地的授受之權，既開始操之於政府，實質上使他們成為封建政府的變相農奴。

如站在民屯的屯田客的角度上來看，佔田的封建負擔則增加了力役的負擔；戶調、田租的課徵率雖重，可是比起三七、二八分的民屯超額租課，究為減少；人身自由也有所改善。

如從兵屯下的佃兵和代佃兵種稻的官奴婢角度上來看，佔田法的封建負擔田租，戶調的課徵率雖重，

比起屯田的超額租課，不知減輕多少；他們“出戰入耕”

，力役的負擔，從來是很重的，現在也相對地減輕了些。

把兵屯的土地分給士兵家屬耕種，在全國實施佔田制，經濟得到復甦和發展，人口亦大增。

北魏拓跋珪在平城一帶實行計口授田，魏孝文帝在此基礎上推行均田制。中原地區推行均田制成功，

基本上改變了拓跋部過去雖然是農業已經占主導地位，

而畜牧業仍佔很大比重的局面。

北魏王朝從這時候起，農業生產在社會經濟中佔到絕大的比重了，中原地區新推行起來的均田制，已經成為北魏王朝唯一可靠的剝削方法了。

同時，農業化的過程，也就是拓跋族更疾速地向封建化躍進的過程，如果他們再以塞上為政治重心和塞上的生活方式，對他們說來，都已經不大合適，所以北魏孝文帝在中原地區推行均田制有十年之久，均田制使魏晉以來包括山西在內的整個黃河流域遭到嚴重破壞的農業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山西畜牧業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社會經濟普遍比較蕭條的情況下，西北地區的畜牧業經濟卻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併為隋唐時期的畜牧業經濟的格局奠定了基礎。

西北地區位於黃土高原，古代這裡水足草茂，黃土高原自然地理特徵和氣候特點，對發展農業、畜牧業和林業均十分有利，這裡是一個宜農、宜牧、宜林的地區。

因此，廣袤的西北地區尤其民族地區在歷史上具有發展畜牧業的得天獨厚的優勢，是全國的主要畜牧業基地之一，畜牧業在西北社會經濟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不止，政權林立，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決定了這一時期西北地區國營牧場的長足發展，並在一定程度上為戰爭提供了必要的軍事保證。

另一方面，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曆史上民族融合和交往發展的重要時期

，少數民族內遷中原的幅度進一步提高，尤其一些少數民族在周邊乃至內地建立民族政權，少數民族政權往往以遊牧經濟為其立國傳統，其發展畜牧業經濟歷史悠久。

十六國時期，拓跋魏就已經“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鑑於苻堅等人的懷疑，燕鳳則說：“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裡，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

當

未盡”。

這裡雖然明顯地有虛張聲勢的成分在內，但其畜牧業經濟發達卻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另一方面，隨著軍事鬥爭的不斷勝利，北魏獲得大量牲畜，國有牧場的存欄數進一步增加。

天興二年，拓跋珪親自率領鮮卑軍隊攻破高車雜種達30餘部，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頭（只）。

後來又“破其遺迸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十餘萬頭（只），高車二十餘萬乘”。拓跋魏本身具有畜牧業傳統且獲得大量被征服地區，其大型國營牧場由原來的平城一處增加到三處，另兩處一為漠南，一在河西。

拓跋魏的漠南牧場，主要始於太武帝拓跋燾時。429年拓跋燾親自率軍征服柔然，獲取“戍馬百萬餘匹”。

在凱旋班師途中，又襲擊東部高車，獲取馬、牛、羊100萬餘匹（頭、只）。

拓跋燾將這些牲畜“皆徙漠南千里之地”。

這樣3000餘里地的漠南大型國營牧場便建立起來。為了保衛漠南牧場的安全並組織生產，北魏派軍隊對漠南牧場進行監督，這一舉措具有明顯的軍事管制色彩。

規模生產使當時漠南國營牧場為北魏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史稱“畜牧蕃息”就指此。由於漠南畜牧業發展比較快，“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於賤，氈皮委積”。這不但為有效地裝備北魏軍隊提供了必要的馬匹，同時還帶動了畜牧加工業的開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山西手工業——冶煉技術的快速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中倖存的手工業者淪為軍將豪右們的私屬部曲，官府所需大量手工業製品，特別是兵器和大量屯田農具更需自行冶鑄，這就使此時期官府手工業得到了發展。

北魏時山西手工業發展比較輝煌的時期。

從拓跋氏建國起，就很注重對百工技巧的搜刮，並改少府為大府，專事執掌官府的金帛倉庫和營造器物的手工業部門。

北魏政府還規定，官屬工匠有專門的匠籍，世代相襲，不能脫離；嚴禁私人佔有手工工匠，限制極嚴。北魏手工業部門主要有礦冶、絲織、陶瓷、造酒、琉璃製造及煮鹽等。

魏晉南北朝時期，冶煉技術已有很大提高，延至北齊，山西地區鋼鐵生產已具一定規模，成為北齊的主要冶鐵地區，從物質上支援了武術的發展。

“晉南是山西冶鐵手工業集中之地，晉北也有發展”

。我們的祖先曾利用天上掉下來的隕鐵，來作為青銅器的刃部，這是在殷墟發掘裡，已經獲得確切的證明。

後來人們漸漸知道利用熟鐵了，但由於當時冶煉技術的限制，主要是火力不夠，熔化鐵礦石有困難，煉成的熟鐵缺乏碳素，質地柔軟，硬度不夠，還不能取代青銅器。

冶煉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鐵礦石能夠熔化了，這就得到了生鐵。生鐵含碳素過多，質地脆硬，耐磨的效能雖強，但只可以用來鑄造農具，還不能用來製作武器。

熟鐵比起生鐵來又難熔化得多，用煉生鐵的方法來煉熟鐵，由於火力不夠強，熟鐵未曾熔化，卻在高溫下吸收了百分之零點二五至百分之一點七的碳素，這就產生了滲碳鋼。

再加以淬、鍛等工序，擠出鐵中所含的雜質，就成質量較純的鋼鐵。這種鋼鐵的產生，才能在武器方面取青銅器而代之。

我國鋼鐵的應用在武器方面，應該說開始於春秋後期，《越絕書》裡提到楚王派風胡子到吳國去請歐冶子和干將作鐵劍，《史記·范雎列傳》裡也講到由於楚國的鐵劍銳利，士兵的戰鬥意志也更強了。鐵劍就是指經過鍛鍊製成的鋼劍而言。

《吳越春秋》裡也提到干將作劍，“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說明由於鼓風爐的改進，已經能夠產生出滲碳鋼，又經過鍛鍊，擠去雜質，就能煉出純鋼了。

兩漢時期，好的鋼刀，已經能夠“斫堅剛，無變動之異”。在武器方面，完全奠定了鋼鐵的統治地位。

三國時期，鍊鋼的技術在繼續提高。

曹丕製成百辟寶劍三把，百辟寶刀三把，匕首三把，都是經過精煉製成的。

諸葛亮命蒲元鑄刀三千口，銳利非常，“以竹筒內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可見冶煉技術已經很高了。

東晉南朝時期，江南一帶鍊鋼的技術也有所提高。南齊建武元年公元494年，有上虞人謝平以作剛樸著名，剛樸就是不成器形的鋼材。

齊梁時人陶弘景雲：“鋼鐵是雜鐵生

鍒

作刀鐮者”。所謂雜煉生

鍒

，把生鐵和熟鐵混雜起來冶煉。“洪爐鼓韝，火力到時，生鋼先化，滲淋熟鐵之中，兩情投合，取出加捶，再煉再捶，不一而足”。這樣就成為質量較

純

的鋼鐵。

這種煉法，費功較少，成本較低，因此不獨可以制刀劍，也可以制鐮刀，對發展生產石油積極意義的。

總結

梁武帝天監四年，政府的官冶又發明一種百鍊的橫法鋼，由此可見，江南在冶鋼技術方面有顯著的提高。在北方，十六國時期，大夏赫連勃勃造百鍊鋼刀，刀上有龍雀大環，快利非常。北魏、東魏時期，相州有牽口冶，製成的鋼刀，銳利無比。

北齊時，綦母懷文能

造

宿鐵大刀，“斬甲過三十甲”，可想見其銳利程度。西魏、北周在同州夏陽山區，置立鐵冶，“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

所造成的兵器，也非常精利。顯然，北方在鍊鋼技術方面也有顯著的進步。可見當年冶煉、淬火技術已非同一般。這就是說，山西人對鍊鋼技術的應用與武器的鍛造也是較為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