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1—孫老師

我的小學是在兵團連隊的學校上的。上三年級時的班主任，是一位年輕的女老師，姓“孫”，教語文。開始學校裡有人傳她搞“破鞋”，後來似乎學校里人人都知道了。常會有其他班調皮的男生，把一隻不知在哪撿來的舊鞋，擺放到我們班的講臺上。孫老師上教室發現，激動而臉色通紅，然後一句話也不說，用樹枝做的教鞭挑著鞋幫，把鞋扔出教室。經歷這樣的事情多了，孫老師臉上面無表情，或直接用手將鞋扔出教室。

孫老師對我們很嚴厲，甚至刻薄。我最怕她的兩招，一個是“獅子吼”，一個是“過堂”。當全班表現令她不滿意，她在講臺前發出怒吼的咆哮聲，像連部通知全連開會的高音大喇叭聲。那聲音震得土木結構的教室裡，房樑上的塵土時斷時續地散落下來。震得我們三十幾個小腦袋，個個像泥雕塑，一動不動。而內心像獅子口下驚慌失措的小兔子，脆弱、絕望而又無處可逃。這就是名副其實的“獅子吼”。孫老師改作業是在課堂講臺上。改到誰的作業，誰就要走到講臺邊“恭候”。一旦作業了有錯誤，教鞭會劈頭蓋臉地落下來，捱得最多的地方是手掌和胳膊。錯誤太多的同學不但要捱打，還會看見自己的作業本會從孫老師的手中“飛”出去，自己還得乖乖撿回了。我雖然學習好，但做作業難免粗心，終究難逃“過堂”的“厄運”。孫老師就像法官兼“打手”，她宣判你的“錯”，就立馬執行。你毫無有“無罪釋放”的可能。如有膽大者“申辯”，“罪加一等”。

我是不喜歡孫老師的。不知是因為她搞“破鞋”，還是因為她嚴厲，總之不喜歡。其實，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搞“破鞋”是什麼意思，以為是一種傳染病。離孫老師太近，就會被傳染，傳染上就會得病。我可不想得病，但我真的病了，患了俗稱“大脖子”病。脖子腫得和腦袋一個維度，呼吸困難。我很害怕，怕是被孫老師傳染，怕被同學們笑話，怕自己會死。母親安慰我，只是身體裡缺碘，沒什麼大礙。父親去很遠的地方買回海帶，煮著給我吃。四五天的時間，我的脖子恢復到“常態”，但我的心卻無法恢復到常態，依然“怕怕”的。

一次和一位高年級姓“高”的同學一起放學回家，“高”同學說見過孫老師的弟弟，我長得特像孫老師的弟弟。我怒不可遏，與“高”同學打架。當時我表現神勇，十幾秒的進攻“TKO”了毫無防備，毫無反抗的“高”同學。“高”同學哭著回家，他的母親晚上到我家找我母親告狀。母親不敢相信乖巧的我會打架。我主動承認，但拒絕道歉。在母親多次追問下，我也沒說打架的原因。

孫老師教了我們一年半，就調走了。聽說是因為她嫁人，嫁到男方家的地方工作去了。那男人比她大很多，見過那個男人的同學說。那男人駝背，總彎著腰，看不清長啥樣。我心裡有點感激這個未謀面的男人，他娶孫老師是 “為民除害”，至少當時是這麼想的。班裡來了新班主任，我當上了語文課代表，心裡甜的像天天過“六一”。

長大懂事以後，回想起孫老師，覺得她很可憐。她是那個社會環境的受害者，她只是和她相愛的男人一起在野外游泳 ，被人說成搞“破鞋”，她愛的男人受不了壓力拋棄了她。她對我們刻薄，是一種宣洩，一種心靈被嚴重曲扭的反應，應該是一種心理疾病。在那個有病的社會環境，每一個人豈能保證自己健康，因為這“病”會傳染。孫老師在我的學習生涯裡，算是一位奇特的老師。我把關於她回憶寫下來，放入我記憶的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