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長》：斷續時空裡的重返之旅

三十多年之後，當年邁的劉耀軍回到包頭市的那棟筒子樓，他也許會回想起那個晴朗的下午，還算年輕的他們坐在逼仄的房間裡，聽見《友誼地久天長》從錄音機裡緩緩流淌出來的時刻。

劉耀軍緩緩碾碎一個菸頭，說道：大概是77、78年，那會全國知情大返城，走成的沒走成的，在分別的時候都像是生離死別。我們要走的時候，不知道誰偷偷唱起這首歌，我們一聽就哭得稀里嘩啦的……”

這大概是影片裡唯一一次，角色對歷史背景和時代記憶的具體複述。從此以後，面對歲月的滄桑和時代鉅變，他們再無力對生活的苦痛，做出哪怕一次釋懷的總結。

本來，《友誼地久天長》彷彿是為他們而唱的，劉耀軍和沈英明兩家是摯友，卻因為在兩家的兒子劉星和沈浩的水庫嬉戲中，劉星橫遭不測，而這與沈浩脫不開干係，從此兩家被迫疏遠。為了逃離這段創傷，耀軍和麗雲遠赴南方，期間收養了一個孩子，取名仍叫劉星，然而，孩子在叛逆期與他倆決裂，離開了這個家。多年後，傳來沈英明妻子海燕在離世前想見一見他們的訊息。已經老去的他們再一次相聚，迎接耀軍和麗雲的是友誼、真相以及養子的一聲遲來的“爸媽”。

影片橫跨了三十多年的歷史，講述了兩家人、兩代人的故事。從故事裡，我們看到個體如何在時代的河流中掙扎與沉浮，“上山下鄉”、計劃生育、下崗潮……所謂的“地久天長”，往往象徵著真摯的祝福和願望，而這願望常常是出於人在時代沖刷面前的消極反抗，顯得卑微和謹慎。

地久天長，多麼寬廣又悠長的一個詞語。“地”、“天”象徵著空間；“久”、“長”象徵著時間。整部電影可以看作是一次關於時空的影像書寫，那裡有集體的時空——國家社會的時代特徵刻畫；還有個體的時空——失獨、不饒人的歲月、從北向南又從南向北的旅程。這些時空有重合、有割裂，也有延續；有接納、有對抗，也有妥協。

一、時空的邏輯與重返之旅

毫無疑問，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悲劇故事，而這悲劇始於劉耀軍一家的時空變化的邏輯被逆轉，從而和社會的時空邏輯截然相反。耀軍一家住在內蒙古包頭市，夫妻倆和沈家一樣，都在當地國企當工人，各有一個兒子。這兩個一家三口在空間上是一個穩定的結構，在時間上也是穩步向前——國企的工作和健康的兒子提供了生活水平提升、生命正常延續的方向，也是一種正方向，與社會歷史的發展同向。

這樣一個穩定的時空結構給他們帶來很多溫情的回憶，正如歌曲裡“曾終日遊蕩過的故鄉的青山，曾逍遙蕩槳的綠波”，許多個新年的夜晚，大人們舉杯痛飲，孩子們放著煙火，共同相聚的時刻可以忘掉所有悲傷。

可是，獨子的死亡宣告了一切的結束，劉耀軍從水庫旁抱起劉星的身體，一步快似一步的奔向醫院，這段路是那麼長，長鏡頭的運用更在時間上延長了這段路途。劉耀軍腳步沉重，氣息粗喘，卻無法挽救他的兒子。隨著孩子的死去，劉家的時間從此停滯，劉星的墓碑像一個釘子，把劉家的時間釘死在了原地，他們被身邊的其他人，也被時代狠狠甩開。計劃生育讓麗雲失去了生育能力，他們唯一的任務只剩下變老直到死去。

為了逃離這段創傷的記憶，為了反抗他們已經停滯了的時間。他們選擇離開包頭，前往南方，又因為各種變故，他們最終落在福建沿海的某個不知名的漁村。他們輾轉千里，何嘗不是在用空間的擴大對抗時間的停滯呢？

在這段旅途上，他們收養了一個孤兒，取名叫作劉星。可是對於這個孩子來說，這一切是多麼的不公平，他是另一個的人替代品，他被他善良的養父母因為一點點私心剝奪了屬於他的身份，劉家的痛苦被過渡到了他的身上，他用自己的名字無償的幫他們分擔著這份古老的悲傷。到了叛逆的年齡，這一切像一棵樹一樣——雖然這句話出自沈家的兒子沈浩之口，但養子劉星的身體裡也有了這樣一棵樹，長了這麼多年，就要撐破他的身體。

於是他叛逆，他和老師同學鬧翻，離家出走逼得耀軍和麗雲報警，他反抗著，或者說，替他的養父母反抗著。可他也看不到未來，看不到時間在自己身上正確流逝的可能，從而走上了和養父母一樣的道路，用空間上的離家出走來尋找時間上的自己的未來，用空間對抗時間。

這份對抗延續了兩代人，但是可悲的是，這對抗永遠不會成功。因為個體的力量太渺小了，多年前他們的親生兒子溺死在水裡，多年後他們尋找養子無果回到家，發現雨水浸滿了屋子，家裡的物件漂在水面上，彷彿訴說著他們支離破碎的前半生。時代的河流席捲著他們，即使看清了歷史的荒誕不羈，卻仍逃不開命運的天羅地網。

國家社會的時空邏輯是用時間消滅空間，飛速的發展不僅讓人們生活的環境日新月異，也讓千里之外的人們恍如比鄰。當耀軍一家回到包頭，他們不斷感慨著城市的變化，那裡拆了，那裡建了，連筒子樓，盛滿歡樂與悲傷的筒子樓都快認不出來了，他們老了。

同樣的，他們離開時辛苦輾轉而過的千里路途被一張機票輕輕跨越，坐在飛機上，老兩口遇上了氣流的顛簸，不禁在慌張的人群中互相握緊了雙手。“原來我們還怕死啊。”時間又在他們身上流轉起來了，重返帶來的和解的希望讓他們再一次學會了懼怕死亡。

他們回到了故鄉，在空間上走了一個迴環，在時間上卻經歷了從停滯到前進。Nostalgia（鄉愁）一詞由希臘語中表示“重返”、“返鄉”的νστο與表示“痛苦”的λγο組成。如果按照詞源直譯，那麼應該譯作“重返之痛”。重返可能是痛苦的，但當他們再一次指認了一切悲劇的源頭，當他們認出了劉星的墳墓，釘死他們時間的釘子卻變成了空間的錨定物。他們燒紙、上香，終於，他們長達數十年的哀悼宣告結束；終於，他們接受了孩子的死亡。

由於必然的、偶然的原因而錯位的，割裂的時間與空間在他們身上重新組合。在看望第三代人——沈浩剛出生的兒子時，消失多年的養子劉星打來電話，他帶著女朋友回來了。那句爸媽一出口，耀軍和麗雲的眼眶溼潤了，彷彿亡子的一聲呼喚，越過半生的痛苦與悲傷，彷彿一家人又歡聚一堂，彷彿人們依然年輕，歲月依然悠長。

彷彿在懸崖前發現橋樑，生命得以延續下去。

二、閹割與反抗

當時間的流向與生命延續的方向重合，“性”成了重要的一部分，特別是對於影片中的五個主要男性角色：劉耀軍、沈英明、張新建、沈浩、養子劉星（周永福）。

在老一輩人裡面，劉、沈、張都是充滿生命力的男性，劉和沈都有個“帶把兒”的孩子，新建雖然未婚，但和美玉早已陷入曖昧，而且時尚瀟灑，愛跳舞。影片中的舞蹈引人注目，不光是因為鮮明的時代印記，也是因為舞廳的集體熱舞等場面象徵了男女飽滿的激情和結合的渴望。

而時代卻顯現了它可怕的一面，正如弗洛伊德所謂“在男孩性萌芽的階段父親所帶來的閹割恐懼”，以及已經泛化的閹割概念：譬如個性的泯滅和人格的屈服。政治的強硬體現了其父性的一面，傳達了“閹割的恐嚇”。計劃生育的高壓政策下，劉耀軍冒著被國企開除、孩子無法落戶的風險“頂風作案”，但妻子麗雲日益顯懷，終於不可避免地被計生委主任——也是摯友一家中的妻子李海燕發現。

劉耀軍和妻子王麗雲被帶到車間辦公室，海燕守住門口，強硬地告知他們醫院的車馬上就來帶麗雲去人流。劉耀軍試圖反抗，一下子就把剛進門的隨車人員打翻在地，但雙拳難敵四手，他還是被死死按住。眼看著妻子已經被帶上了車，一切都已無法挽回，他狠狠地、狠狠地用拳頭捶向牆上的宣傳欄——關於計劃生育的宣傳欄，宣傳欄的木板破了，凹陷了，但由於背後是牆面，依然只是區域性的破損。劉耀軍突然醒過來似的，跑出去請求跟隨妻子去醫院，這次他像換了一個人一樣，顯得無比順從和懇切。

他可以捶爛宣傳欄，但捶不爛計劃生育的強硬政策，在拳頭和政策的對抗中，他的拳頭破了皮，流了血，形成了慘烈的傷痕，就像被閹割後的傷口。攻擊性的拳頭再也舉不起來，在一個特寫鏡頭裡，像是出於某種內疚，他的雙手握住了妻子的手。

從此，我們再也沒看到劉耀軍有過這樣的“高光時刻”。他開始下意識地避免對抗和衝突，無論是和養子劉星、和劉星的那些狐朋狗友、和曾經直接造成自己親兒子溺死的沈浩，他都採取了逃避或是接納的態度——他還給劉星身份證和名字、給他錢讓他如願離開家；他不理劉星那些“狐朋狗友”徑直開啟機器做工；他面對沈浩的懺悔和藹地安撫……

同樣被歷史閹割的還有張新建，這個喜愛跳舞的時髦青年，穿著喇叭褲、皮夾克，戴著蛤蟆鏡，燙了捲髮，時常口吐流行語。結果因為參加黑燈舞會被抓去坐牢——那正是嚴打的時期，槍斃的都有。這一坐就是十幾年，期間，他的曖昧物件美玉和同為鄰居的劉、沈兩家去探望他，他身穿牢服、一頭寸發、眼神躲閃、支支吾吾，只說國家沒打他罵他對他很好。心碎的美玉找他要個準話，他也一言不發——正是豪橫的法律閹割了他的個性和勇敢地和一位女性相戀的雄性本能。不過我們看到，他從監獄中出來的多年後，他還是和美玉在一起了，但是他們是三家裡唯一沒有孩子的——如同當年“閹割”的“後遺症”。

沈英明的閹割經歷卻不甚明晰，而且不像劉、張二人那樣充滿歷史性、社會性，而是一種私人的、心理的。那就是當他了解到是自己的孩子沈浩直接導致了劉星之死之後，有一天，他攥著一把刀來到劉家，要求劉耀軍去一刀砍死自己的兒子，一命換一命。某種程度上，殺死自己的後代和自我閹割並無二致。當然，劉耀軍並沒有那樣做。

而另一方面，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是，他的妹妹沈茉莉早已愛上了劉耀軍——後者也是她在工廠裡的師父，而她喊他“哥”。師父和兄長，這兩個充滿父性色彩的稱謂都由她給予耀軍。多年後，耀軍甚至和茉莉發生了關係，茉莉懷了他的孩子，而沈英明的妻子海燕曾強行打掉了他的孩子，使麗雲不能生育——如同一種因果報應，沈家奪走的，他又從沈家奪了回來。

但當茉莉問劉耀軍要不要這個孩子，甚至可以為孩子不出國時，劉耀軍艱難地回絕了，他無法從已經被“閹割”的事實中獲得虛妄地恢復。

新一代人不一樣，養子劉星和沈浩勇敢做出了反抗。前者倔強的索取和尋找自己的真實身份，不惜離家出走，和養父母決裂，而養父母也還給了他真正的名字——周永福。隨著姓氏的變化，劉耀軍失去了作為他“父親”身份，劉星（周永福）也不再受到弗洛伊德所言的“閹割的恐嚇”。

沈浩心事重重的帶著乾爸乾媽——耀軍和麗雲，回到筒子樓裡的房間，沉重地、緩慢地將當年的真相告知了他們：“我推了他一下”，他一直重複著這句話，像是在懺悔過去的罪行，也像是在確認一個堅硬的事實。“這件事……像一棵樹，我長它也長……如果我不說出來，會把我的身體脹破。”他不再像父母一樣選擇埋藏罪過，他選擇說出來，選擇拒絕在好朋友的死亡陰影下生活，然後去迎接自己的生活和下一代。他用一種對事實毫不掩飾因而隱約帶有強硬色彩的態度，帶著二老重返記憶中的現場，從而拒絕了負罪，獲得完整的主體性，也就拒絕了被閹割的命運。

三、生命的七聲喘息

忘不了這樣一個鏡頭：當王景春飾演的劉耀軍半夜下樓喝水，發現了妻子的遺書。或許是冥冥中的安排，偏偏那晚他心神不寧、口渴不已。他一把抱起昏迷的妻子，上了年紀的他不像當年抱劉星那樣剛猛，而是一步重似一步，像抱著整個世界。下一個鏡頭，妻子已被送進急救室，他呆坐在長椅上，雙肘抵著膝蓋，長長的喘氣，面部特寫佔據了銀幕。他的雙眼渙散，眼角和額頭已經佈滿太多時間的刻痕。他像個溺水的人，粗重、渾濁的呼吸之外，再也沒有任何聲音，呼與吸之間彷彿劃過了一生的歲月。

時間。如果用一個詞語概括這部電影，請允許我用這個並不那麼浪漫的詞語。導演使用了不少靜止的視角、窺探的視角、或是長鏡頭。還有影片長達三個小時的時長，充分地體現了導演對時間的還原的努力，那是對時間的尊重，對時代變化的觀照，對個體滄桑的注視。演員王景春的皺紋與胡茬、詠梅的膚色與體型，上世紀的舞蹈和工廠……被時間摧毀的也在時間中重構。

在電影裡，導演能夠使用他那夢幻般的力量剪除或是貼上時間，放大或是縮小時間。蒙太奇，這電影的靈魂手法在《地久天長》中不斷被使用，特別是平行蒙太奇，過去與現在、現在與過去在冥冥中呼應著、印證著，勾勒出一個平凡家庭的喜樂悲苦，開頭的孩子剛剛去世，清冷的北風中，象徵時間的列車隆隆駛過，下一刻，耀軍在千里外的南方濃郁的豔陽下出神，麗雲賣力的縫著漁網。那些驚天動地的慟哭、那些一夜白頭的愁苦、那些不顧一切的抉擇，那些午夜夢迴的追思，在鏡頭下被平淡地忽略了，是的，沒有哪部電影擁有展現一切的一切的能力，但是，它們依然發生了，發生得那樣具體、那樣徹底，也那樣渺小、那樣不值一提。

所謂人的一生，恍如一座冰山緩緩融化在水中的過程，你說不清是何時融化了這一塊又融化了那一塊，只是經年後你再來看時，水依然是水，平滑如鏡、波瀾不驚。人也從來不是均勻的度過了一生，有些時候人會覺得時光漫長，有時又感到白駒過隙，須臾不可留。這是時間的辯證，恰如本雅明的“歷史的蟲洞”。人不是活了一輩子，而是活了幾個瞬間。

在蒙太奇編織的夢裡，我們從時代的一點跳到一點，看角色們在時代的大事件前各有怎樣的境遇，這境遇又投射出怎樣的情感力量。跟隨著鏡頭，我們透過梳理時代重新認識時代，我們透過觀照角色重新認識父輩。無論是喪子之痛、下崗之痛、離鄉之痛，痛苦永遠具體地伴隨著時間的流逝，時間往往沒能沖淡痛苦，而是讓心房越來越厚，包裹的刺也越來越深，看上去還算完整，但每一次跳動都牽動靈魂。時間是最好的庸醫，我們像是主動地，又像是迫不得已地，與過去和解，與時代和解，而那些失去了的，則化作生命的七聲喘息。

於是在這虛無得近乎殘忍的時間面前，樸實而又善良的人們懷著一絲卑微又謹慎的希望，期盼著他們所珍視的一切能地久天長，人們還把這希望唱進歌聲：“怎能忘記舊日朋友，心中能不懷想。舊日朋友怎能相忘，友誼地久天長。”這歌聲穿越了滿載返城知青的火車，穿越了筒子樓裡的小小舞會，穿越了三四十年的歲月。這歌聲裡，有人失獨下崗，逃離傷痛卻又重返故鄉；有人下海經商，富貴榮華卻又揹負罪狀；有人嚴打被抓，有人南下流浪，有人出國留學遠隔大海重洋，有人年少夭折，只留下一方矮矮的墓碑在青山之上。

漫長的時空裡，一顆顆文明的火種點燃或是熄滅，一代一代人成長又老去。時代沉浮、世事無常，對於過去，我們所要做的就是不要忘記，然後在生命的一呼一吸、一茶一飯中好好地活下去，可以不那麼體面、但一定要善良，然後在每一個值得舉杯的時刻，和所愛的人高唱這友誼地久天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