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垚｜飛鴻印雪：我與商務的半世緣

已經存在一又四分之一世紀的商務印書館，是中國的一座巍峨文化大廈，做出了許多卓越的成績，嘉惠數代學人。我是無數個受惠者之一，爰贅數語，以表示感念之情。

上世紀50年代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我奉命留校講授世界中古史，研習的一些參考書就和商務出版的書多有關聯。不過那時教師生活待遇低，一般買不起書，只能向圖書館借來閱讀。記得50年代就買了翻譯過來的蘇聯科斯敏斯基主編的《中世紀史》，後來還買了俄文版的蘇聯科學院主編的十卷本《世界通史》的前幾卷。但是很快，我便發現了蘇版書籍中的大國沙文主義，讓人不舒服。比如，一般都說提出日心說的哥白尼是波蘭人，大概因為哥白尼的故鄉一度曾經在蘇聯境內，所以蘇版書說哥白尼是蘇聯人。為此我也就找一些商務出版的英美書籍參考，記得有威爾斯的《世界史綱》等。當時的口號是“學習蘇聯，參考英美”，所以學習一點英美還是可以的。

改革開放以後，迎來了思想解放的科學的春天，商務組織翻譯出版的許多名著成為我的案頭必備之書，古典的、中世紀的、近代的許多鉅著，我差不多都買了，受益良多。我得到的第一本書是戚國淦先生翻譯的《查理大帝傳》，1979年商務出版，1980年1月他就送我了。雖然是薄薄的一本，但卻是研究查理曼的基本史料。然後就是《日耳曼尼亞志》《法蘭克人史》，都是研習中世紀必讀之書。特別是孟德斯鳩的《論法律的精神》，吸引我從西方法律的角度研究封建社會、封君封臣關係，以及西歐封建社會早期的發展等，十分得益。還有，像吳壽彭先生翻譯的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他的索引中有一個專案叫題旨，把書中重要名詞按政制、經濟、法律等分門別類排列，每一名詞下，注以希臘文、英文，後面還做出該名詞意義的解釋，以及在本書中的出處，十分詳盡。遇到問題，就可以檢索。凡此種種，都可以說是商務對我的惠賜。

那時商務還召集一些學者開會，請他們推薦翻譯名著書目。我也有幸被邀請過幾次。記得一開始我推薦了布洛赫的《封建社會》，很快就被列入翻譯目錄中。不久，商務老編輯周穎如提醒我，說我應該把這本書翻譯出來。我倒是也動了一番心思，知道翻譯這本西方公認的論述封建社會的經典作品，對我的研究還是很有幫助的。可是轉念一想，我的那點英語水平，翻譯此書困難很大。戚國淦先生的翻譯深得商務的稱讚，人家是燕京大學研究生畢業，英語水平很高。我的英語可以說是自學的，沒有上過什麼正規的課程，只是東一頭、西一頭地學習過一點，而且《封建社會》一書原文是法語，再從英語轉譯，大概還會遇到不少問題。翻來覆去，就把翻譯的事擱下來了。後來是張緒山同志不畏困難，翻譯此書，並得商務出版。他接著又翻譯了另一部論封建主義的西方經典作品，岡紹夫的《何謂封建主義》，也由商務出版。我則只能應邀為這兩本書寫序言，介紹一些有關封建社會、封建主義研究的情況和問題，算是對封建之研究略盡綿薄之力。

商務除了做漢譯西方學術名著外，也做過一些文化普及工作。其中一項是出版“外國曆史小叢書”。這個專案“文革”前已經在進行，當時主編是我的老師齊思和先生，這時主編改為陳翰笙先生。陳翰老德高望重，可謂我國學術界泰斗之一，可是他仍然力抓這個專案。他親自找作者談話，要作者說明寫作的內容、意義，經過他首肯後，方可動筆。我就是被陳翰老面談合格後，才寫出《五百年的西歐農奴制度》，由商務於1983年出版。雖然只有短短的兩萬來字，可那是傾注了翰老的心血在內的。那時商務也設立了“外國曆史小叢書”的編輯部，有好幾個同志工作，我列名於小叢書的編委，參加過不少編輯部的會議，討論選題、推薦寫作人員、編輯等事宜。這一小叢書出過許多冊，後來還出過集合一些相近題目，重新印出的作品。作為普及讀物，我認為，因為小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專業歷史工作者，所以寫得專業性強，不夠生動活潑，吸引普通讀者的力量不足。這證明做普及工作也是相當不容易的。

按照過去的分工，中華書局主要出古籍，商務主要搞世界學術名著的翻譯。後來這一規定已被打破，各出版社都可以自行其是，出版各種作品。我在北大教書的同時，也寫過幾本著作，但是都沒有敢找商務出版，心目中總認為商務這一學術殿堂門檻一定很高，輕易不要造次。2018年，商務的杜廷廣同志等來談，準備將我的《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一書收入他們的“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出版，我不禁大為感動，想不到我的那本小書能引起商務的注意，而且列入他們的叢書中，還在書中收錄了我為改正原書第一章的不切當觀點而寫的三萬字長文，“西歐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再認識”。另外，這次再版還要求我增加自己的著述編年，介紹自己多年來的一些研究情況。我為了寫這個編年，將自己的學術生涯翻檢一過，可說自1956年到北大歷史系教書以來，一直不敢懈怠，努力奮鬥，歷年也都有一點成績。可是從1960年代下半期起，到1970年代上半期的七八年間，一事無成，毫無所得。蓋時當“四清”“文化革命”年代，每天向工農兵學習、勞動、下鯉魚洲，戰天鬥地，時間就這麼荒廢了，雖然悵然者久之，但也無可奈何。

與此同時，上海的陳恆同志還請商務再為我出版了一本學術隨筆，《學史餘瀋》，列入他們上海師範大學的“光啟文庫”叢書中。這本書收錄了一些我對北京大學歷史系和其他高校師長的回憶，還有我為別的同志的著作寫的序言，算是為我國曆史學科留存一些史料，雖然一鱗半爪，飛鴻印雪，但書出版後，收到的同志們都表示對這些很感興趣，也大出我意外也。

更讓我高興和感謝的是，商務又計劃將我的《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列入外譯專案。我想，商務之所以有翻譯計劃，將這本書介紹給國外，還是用我為此書當商務出版時寫的“新版序言”中的話，“深知學力淺薄，不足以應‘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之要求，如果說有什麼一得之見，就是能以中國封建社會為參照系，提出對西歐封建社會的一些不同於西方學者的認識，供大家參考”。謹記。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