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朱常洵到底有多富看他令人咋舌的待遇，就明白明朝為何會亡

清初史家萬斯同對於明神宗孜孜於聚斂財富，寵愛福王朱常洵，頗有微詞。

他寫道：

“帝所遣礦使稅使數十人，日有奉，月有進，所得珍寶不可勝計，號為人主私財。及福王之國，斥其十之九遣之。所賜莊田至四萬頃，又所請雜稅地，東至南畿，西至四川，使者乘傳來往收利，所至為之騷然。民間藉藉謂：‘帝耗天下以給（福）王，而洛陽王邸富於大內’雲。”

這段話極其深刻，不僅揭示了神宗皇帝貪財聚斂的秉性，以及寵愛福王所帶來的後果，由此也折射出萬曆朝後期諸多社會問題的癥結。

一、福王朱常洵的靡費

朱常洵生於萬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是皇帝朱翊鈞的第三子（由於次子朱常漵一歲夭折，第三子實為次子）。

萬曆二十九年，皇帝冊立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冊封朱常洵為福王。

“蒼生糜爛已極，天心示警特嚴，礦稅貂璫掘墳墓，奸子女，侮官虐民，成何世界？皇上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日以繼日，更待何日也！”

戶科都給事中田大益（字博真，四川定遠人）說得更為尖銳：

“皇上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屢疏泣陳，而皇上堅塞兩耳，不肯一聽。一旦亂作，皇上與諸臣身之安危且不可必，尚何金玉玩好之有哉？”

田大益所說“斬木揭竿，四向而起”云云，在太平盛世似乎是天方夜譚，故意聳人聽聞。

其實未必。萬曆三十四年發生在南京的一件事情，便可作為一個旁證。

“萬曆三十四年冬長至日，百官當詣孝陵上香，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毋得出，闔城洶懼，街市不見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府）獄。為首者劉天敘，斷指挑膝筋。內外守備會鞫，擬磔者七人，餘皆斬。”二、一拖再拖的福王“之國”

福王的藩封地在河南洛陽，結婚後理應前往洛陽。皇帝與鄭貴妃對福王寵愛有加，不願意他過早前往洛陽，但洛陽的福王府卻必須動工興建。這項工程的進展故意拖得很慢，一直到萬曆四十年四月才完成，花費銀子四十萬兩，超過潞王府一倍，超過其他王府十倍。

其實四十萬兩銀子云雲，可能低估，項鼎鉉說：“邸報，福王府邸成……是役也，所費金錢共五十餘萬雲。”

既然福王府已經完工，福王理應立即從京師前往洛陽就藩，當時稱為“之國”。

《大明會典》記載：

“祖制，皇嫡子正儲位；眾子封王爵，必十五歲選婚，出居京邸，至長始之國。累朝以來，財賦地不封，畿輔地不封。之國不拘年歲。”

親王之國是極其隆重的事件，皇帝朱翊鈞卻視同兒戲，一拖再拖。廷臣們考慮到皇太子的地位不斷受到福王的潛在威脅，主張嚴格按照祖制，敦促福王儘快離開京城，前往洛陽。

內閣首輔葉向高鑑於內閣只有他一人，被人稱為“獨相”，認為當時朝政急務莫過於推補閣臣。然而在他心目中，福王之國顯得更為緊急：

“今日閣臣推補真萬分難緩，皇上可以察臣萬不得已之心，為臣一決。此外，則福王之國事更為緊急……

皇帝不予理睬，由於福王之國一再拖延，以至於徵調來的船隻擁堵河道，致使商賈不通。葉向高再次重申前議：

“臣惟今日中外人情所最急者，莫如福王之國一事。毋論祖制難違，國典當重。即自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船隻，盡皆拘禁，商賈不通，嗷嗷載道。而南京差來馬快等船亦皆已到，官民船戶不下數萬人，逐日號叫於兵部門首，索取工食。若早一日，則人情早安一日，而於福王之令德亦早著一日。何必多留此一年半載，以招中外之疑議乎！”

葉向高語重心長，已經把話講得很透徹了，福王之國一再拖延，對於國家社會，對於宮廷皇室，對於福王本人，有百害而無一利。

皇帝依然不理不睬，皇帝遷就鄭貴妃和福王，一再尋找種種藉口，設定障礙，拖延時間。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養贍地”的數量上討價還價。福王向父皇奏請“養贍地”四萬頃，也就是說，必須有四萬頃“養贍地”，他才肯去洛陽。

皇帝本人也是這個意思，他對福王奏疏的批示，不但不檢討福王奏請過多，反而責備地方官辦事不力，耽誤了福王之國日期：

“覽王所奏，比例請給養贍地土，前已屢有明旨，著照景（王）、潞（王）二府事例撥給。今經已久，該地方官尚爾不遵，推諉支調，稽誤大典。”

為此，他振振有詞地責令戶部：

“爾部裡還行文與河南、山東撫按等官，即於各地方細查各府所遺及應撥地土，務足四萬頃之數，不得將荒蕪搪塞，著歸今府自行管業，以資養贍。”

為了擺脫僵局，戶科給事中官應震（字東鮮，號暘谷，湖廣黃岡人）建議，鑑於福王莊田四萬頃的數目難以湊足，希望皇上先宣佈明春之國日期，再漸次清查確定莊田數額。

另一名言官建議，不如從皇上的內帑積蓄中撥出一筆賞賜，使得福王不必費心經營莊田。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河南巡撫李思孝考慮到福王封地洛陽在河南境內，他有直接責任，因此向皇帝指出，要湊足四萬頃土地極其困難，如果一定要辦到，那麼福王之國日期勢必拖延。

京官員以及河南、湖廣官員的一致反對，皇帝無奈，稍作讓步，同意減去一萬頃，必須保證三萬頃。

三萬頃還是難以湊足，皇帝再次讓步，減為二萬頃，由河南、湖廣、山東三省分攤。河南一萬一千二百十頃，不足的八千多頃由湖廣、山東分攤。山東自報有地一千二百八十餘頃，還須補充一千二百餘頃。

湖廣應該徵地四千四百八十餘頃，沒有著落，湖廣巡撫董漢儒提議，用一萬兩銀子折抵地租。至此，福王的養贍田地問題已經接近於解決，但是福王之國仍舊舉棋不定。

三、江北半壁的福王封地

福王之國的障礙，並非僅僅養贍田地而已，即使這一障礙逐漸解除，又會節外生枝。在福王前往洛陽日期迫近之際，鄭貴妃企圖藉口慈聖皇太后七十壽誕，拖延行期，揚言要讓福王參加萬曆四十三年慈聖皇太后稀齡大壽慶典之後，才去洛陽。

“彩服巍冠，絡繹擁後，皆乞人之思啜計者也。如此景象，過一邑，一邑丘墟；經一落，一落逃竄。”

地方官為了維護社會秩序，試圖阻止福王府到處丈量田地，禁止直接向農民徵收地租，遭到皇帝申斥福王奏討的養贍田地，雖未達到預定之數，但已大大超過中原地區諸王莊田的規模。

據日本學者佐藤文俊研究，福王府擁有的莊田約為13 395。75頃，而湖廣大多地區以繳納銀兩抵充田地，福王府實際控制的田地數量當超過這數字。與分封在中州的諸王相比，遙遙領先。

據萬曆四十三年七月戶部提供的資料，中州諸王擁有的莊田資料如下：

周王，5200餘頃；趙王，990餘頃；唐王，140餘頃；鄭王，360餘頃；崇王，8500餘頃；伊王、徽王，3000餘頃；潞王，12000餘頃。

因此，當時地方官所說，福王莊田的數量“迥逾常格”，是確鑿無疑的。

福王貪得無厭，還向皇帝奏討長江沿岸荻洲雜稅，以及四川鹽井、榷茶銀。其中最為厲害的是奏討淮鹽三千引，在洛陽等地開店出售。

中州本來食用河東鹽，福王下令一律改食淮鹽，甚至頒佈禁令：

非福王府出售的淮鹽不得買賣。不僅食鹽之利盡入福王府，而且河東鹽遭到禁止，邊防軍的軍餉因此而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