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娼妓”的生活為了什麼？

性愛是指男女之間肉體與情感的結合，是指一個人因對於異性的愛慕而產生的強烈的渴望和感情，它包含了性與愛兩個方面，前者屬於生理學的領域，給人以快感，是一種肉體的慾念；愛屬於美學的範疇，是一種心靈的感受，體現了人的一種文化素養和情操，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男女雙方可以透過性愛產生感情，也有可能僅僅停留在性慾的層面。在《金瓶梅》中，娼妓作為嫖客婚姻之外的一種補充形式，主要以他們的性交物件而存在，同時，娼妓又是以性交活動而求得生存。因此，他們二者的結合大多是粗魯且不受禮教約束的。

一、以性事人

在古代，“優”與“倡”二者的意義經常混淆，在《說文》中記載：“

倡，樂也。

”在《正字通》中則認為“

倡，倡優女樂，別作娼。

”清代段玉裁在其《說文解字》中解釋為“以其戲言之謂之俳，以其音樂言之謂之優也。亦謂之倡，實一物也。”由此得知，雖然娼妓發展到後代主要以賣笑為生，但娼妓起源於音樂，善於歌舞器樂是其主要技能。

在《金瓶梅》中，娼妓的藝術素養與才藝則完全淪落為她們賣笑生涯的補充。在晚明社會禮崩樂壞、世風日下的大背景下，她們以淫行為目的，透過將自己的身體提供給男子而獲得報酬，更有不可勝數的婦道人家，諸如王六兒、奶子如意兒、賁四嫂子、宋惠蓮等，都做出售色易財的舉止來，她們的這些行為已與娼妓無異。

但這種賣肉生涯絕非想象中簡單，她們不僅以性事人，還需忍受嫖客的各種變態要求。在與西門慶發生性行為時，因西門慶喜歡在做愛時使用淫器，更兼具性慾狂和施虐狂等變態性心理，娼妓們對此不得不全盤接受；此外，她們在男尊女卑觀念的影響之下，也習慣性地將自己放置在一個卑微的角落，在所有的性行為中，西門慶完全出於主導地位，並視娼妓為一種獵物或是一個性夥伴。娼妓對這種變態的要求坦然處之，對她們而言，男子慾望的滿足是對她們工作的肯定，違背嫖客的要求意味著丟失生計，換言之，她們已經將男子慾望的實現與自身願望的實現相對等，因此，她們甘願被西門慶虐待、折磨，不惜忍受肉體與精神上的雙重苦痛。

在作品中，有關娼妓與嫖客間性事的描寫並不多，並且也沒有像描寫潘金蓮、王六兒那般詳細，大多使用一些隱語，諸如“房事”、“雲雨”、“苟合”、“成其好事”、“行房”、“交歡”、“倒鳳顛鶯”、“共寢”等詞語替代或者乾脆一筆帶過。究其原因，還在於作者認為娼妓與嫖客間發生性行為是理所當然的，娼妓本身就不必像其他婦女般需受到婦德的束縛，她們無需對人專一，甚至為了生計，接受的嫖客越多越好。另外，在描述西門慶與其他婦女的性事時，因帶有偷情的意味，整個事態呈現出一種緊張的氛圍，快節奏，只能顧及到生理層面的享樂；而在描述西門慶嫖娼時，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與一幫幫閒在一起，或是在幫閒的簇擁之下來到妓館，來到妓館之後，享受著妓館提供的茶水與小吃，點幾首小曲，再在娼妓與幫閒的渾插打鬧中享受著精神的愉悅。

此二者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發生性行為，但後者明瞭嫖客嫖娼就是為了享受，這種享受氛圍的營造是多方面的，不僅僅在於性事，從進門時的端茶倒水便已經開始了。娼妓以性事人並不意味著娼妓沉溺於性事，實際上，她們只是不得已而為之，若是可以找到其他伎倆，她們自然傾向於後者，因此，鄭愛月願意給西門慶梳理清河縣有姿色的婦人，甚至還為他出謀劃策，幫助他與林太太牽線搭橋。此外，因娼妓終日間以性事人，便不再對這份職業產生羞恥感，在她們與西門慶發生關係的過程中，有多次被應伯爵抓到，但她們絲毫未想隱藏躲避，反而坦然處之，被應伯爵輕薄也不惱火，甚至希望藉此將他亦發展為自己的潛在客戶。

二、為錢而性

在中國封建社會，受儒家“君子於義，小人於利”觀念的影響，利慾只是一種只可去做、不宜言說的話題。在明中期以前的文學作品中，“仗義疏財”成為人們歌詠的優秀品質。在《水滸傳》中，“平生仗義疏財”的宋江、晁蓋、柴進被江湖好漢所景仰，而李忠因“只從身邊摸出二兩銀子”去救助金老父女，被魯達鄙視成一個“不爽快的人”。而在《金瓶梅》中，利慾則成為書中的一種思想傾向，受當時“好貨”、“言利”風尚的影響，上至達官顯貴，下到市井民眾，利慾薰心、唯利是圖幾乎成了人們的共性，追逐利慾、蠅營狗苟，無所不用其極，這已成了人們的處世哲學與人生觀念。西門慶都可憑藉幾擔生辰禮物，輕鬆地從太師手中換取一個提刑副千戶五品的官職，更何況是一些還未解決飽暖問題的女性，她們為了解決衣食之憂，甘願淪落為男性賞玩的物件。於娼妓而言更是如此，她們較之其他女性更沒有保障，凡事只能依靠自己，所有的梳妝打扮、歌舞技藝，以及接受嫖客各種各樣的變態性行為，都是為了生存。她們在社會底層，飽受經濟的窘迫與生存的壓力，亦比他人更深刻地瞭解金錢的重要性，因此她們對物質充滿了強烈的渴望，與嫖客間發生的兩性關係則是純粹的金錢交易。

在作品中，許多女性曾與西門慶發生過性關係，但她們都是自願為之，因為每次性愛結束後都可以從西門慶那得到一定的錢財。娼妓更是如此，她們將性愛看成是一場色相交易，桂姐剛剛出場，便被西門慶梳攏，她貪戀對方的錢財與勢力，極力地纏住西門慶，極盡嫵媚討好，既從中得到諸多利益，又能多次化險為夷。然而，即便西門慶是桂姐最大的財主，給予了她儘可能多的庇護，但桂姐還會在西門慶未到之時，背地裡偷偷勾搭上王三官、丁二官，同時賺取三人為數不少的“包月費”，不僅如此，她還不停地向他們索要銀兩、衣料、汗巾、香茶，甚至貂鼠等財物，恰如潘金蓮所言，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煙花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對“性關係的評價”提出了一種新的道德標準，這種性關係是發生在結婚後，還是私通？是否是由於相互的愛而產生的？然而，這個問題在《金瓶梅》中的答案是否定的，所發生的性愛都是缺乏感情的，雖然西門慶曾與諸多女性發生過關係，但這僅僅只是赤裸的肉慾需求，簡單的物質交換，停留在生理層面之上，而沒有上升到情愛。而娼妓對於西門慶同樣缺乏情愛，當西門慶死後，原有的利益不再存在，雖然西門慶曾為她們花費許多銀兩，給予庇護，又是她們名義上的乾爹，但她們得知訊息不久便攛掇李嬌兒往外偷移物什，還讓她重新歸院。梁漱溟先生認為，“人在情感中，恆只見對方而忘了自己；反之，人在慾望中，卻只知為我而顧不到對方。”1西門慶原本就與娼妓不在一個平等的層面上，前者是因壓迫她人而產生快感，後者是基於利慾而甘願受之，兩者之間只有色慾而無情分，當利慾不復存在之時，兩者的關係也就隨之消失了。

三、不受禮教約束的性行為

中國人對女性貞節的要求，自先秦時期就已經開始，延續到明代時，女性的貞操觀念得到進一步強化，甚至在法律中都有對錶彰女性貞節的明文規定。但即便如此，在《金瓶梅》中隨處可見再嫁或失節的情節，生活方面的越禮逾制不斷突破道德下線，在金錢的驅使下完勝封建中的貞操觀念，娼妓原本就將性愛當成謀生的手段，因此對之更加開放。

在以前的文學作品中，作者對性的描述極有分寸，一般是點到為止，但是在《金瓶梅》中，對於性慾及性行為的描寫可謂詳盡，而我們也在這沒有節制的描寫中，發現其不受禮教約束之處。

作為娼妓主要拉攏的物件，西門慶在性方面可謂是放縱，幾乎到了瘋狂的地步，不顧綱常與人倫，喪盡廉恥，只是為了追求片刻性的發洩，他認為“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名今生了還。難道是生刺刺，胡謅亂扯，歪廝纏做的？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傢俬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嫦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這段話便道出了這些暴發戶的色情狂心態，而作為娼妓，自然就需要迎合西門慶公然地不分場合、不問時間的恣意尋歡，以及他的各種變態性要求，白晝宣淫、秉燭房事更是他慣常做出的性行為。西門慶喜歡在性愛中使用淫器，隨身攜帶著淫器包，裡面有相思套、銀托子、藥煮的白綾帶子、硫磺圈、封臍膏、懸玉環、勉鈴等，並參照春宮圖來行事，除此之外，西門慶還特地向胡僧求有“房術的藥兒”，以此增進性愛中的歡愉。

這種性愛無疑是畸形和變態的，不僅在於它淹沒了道德的底線，還在於它的不加節制，西門慶的這種性快感恰恰是建立在娼妓的心理和生理的摧殘之上，以此加強性刺激，用娼妓的痛苦來增加自己的快樂。在封建社會中尊崇以男性為主導地位的宗法制，女性始終處於一種從屬地位。因此，西門慶是書中當之無愧的第一主角，書中所大肆渲染的性快樂、性自由、效能力，所有有關他的性描寫，其動作、語言及結果，西門慶都處於主導地位，娼妓作為他的附庸，只是證明對方男效能力的強大、滿足對方的虛榮心。在整個性行為中，她們所能做到的就是不斷地迎合和取悅西門慶，在對方的變態要求之下，她們從這種性愛行為之中並沒有獲得多大的愉悅享受，相反還會令她們感到痛苦與難堪。

縱覽《金瓶梅》，我們發現在傳統文學中常見的美感和情愛全部被排除在外，性愛已經成為了一種生活習慣，成為了西門慶最主要的一種享樂方式，隨時隨地均能發生，要麼是在醉酒之後，要麼是在處理公務中的片刻之閒。勞倫斯在其著作《性與美》中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性和美是同一回事，如果你愛活生生的美，便會對性抱以尊重，因為在他看來，性愛是一種交流的甜美之愛與瘋狂驕傲的肉慾的合二為一。但是《金瓶梅》中的性愛卻不會給人帶來心靈上的愉悅，它只是一種追求刺激和滿足的途徑，其本質是一種金錢交易的中介。於西門慶而言，娼妓與他的妻妾並無多大不同，都是他交歡的工具，對於娼妓而言，一方面將自己當作一種商品供他人購買，一方面憑藉性從他人手中交換金錢與權勢的庇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