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歐陽修仗義執言被貶夷陵

歐陽修（1007- 1072）， 字永叔，四十歲自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是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詩人和學者，在中國文學史和學術史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六月二十一日，歐陽修出生在綿州（今四川綿陽），其籍貫是江西廬陵（今江西永豐），因父親電歐陽觀時任綿州軍事推官，所以生在那裡。歐陽觀，字仲賓，為人仁厚，為官清廉，做過幾任小官，兩袖清風，一身正氣。到大中祥符三年（1010）病逝時，全家竟致“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歐陽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二五《泥岡阡表》，《歐陽文忠公集》以下簡稱（歐集》。衣食無著，母親鄭氏不得不帶著年幼的歐陽修，遠道投奔隨州（今湖北隨縣）的歐陽曄。面對困境中的寡嫂孤侄，歐陽曄極盡叔父的責任，熱情幫助，悉心照顧，其“嚴明方質”、“潔廉自持”的風範，也在歐陽修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十多年後，歐陽修在《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中對其“長養教育之恩“仍充滿深深的感激之情（同上卷二七）。正如宋人王林《燕翼貽謀錄》所說：“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當然，最直接給予歐陽修啟蒙教育的，還是他的母親。鄭氏夫人出身名門，“恭儉仁愛而有禮”（同上卷二五《龍岡阡表》）。丈夫死後，她承擔起全部的生活重擔，並把全部的愛心傾注到歐陽修身上，用丈夫的品行、風範來教導歐陽修讀書識字、習文作詩、立身做人。家用不足，“貧無資，太夫人以獲畫地，教以書字”，含辛茹苦，費盡心血。艱苦環境的磨鍊，母親、叔父的楷模，使歐陽修養成了剛直不阿、樂善好施、公正廉潔的優秀品質。其“天資剛勁，見義勇為”；“天性仁恕，斷獄常務從寬”（《歐集》附錄卷五歐陽發等撰《事蹟》）；“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同上卷一王安石撰《祭文》）。

歐陽修少年時代困學苦讀，夜以繼日。家中無書可讀，“就周裡士人家借而讀之，或因而抄錄，抄錄未畢而已能誦其書，以至晝夜忘寢食，惟讀書是務”（同上卷五《事蹟》）。隨州城南有大姓李氏，其子好學，家中藏書甚富，年方十歲的歐陽修多遊其家。一次，“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簡的，其中外感說：啟愛！全夫人。茹陽其歐至氏以歸“《歐集，居士外集》卷二三《記舊本韓文後》）。從此，歐陽修開始致力於斯，三十年如一日校勘《韓集》，孜孜不倦地鑽研其文、其道，並以韓愈之後力肩斯道者自命，終於把韓愈等開創的古文運動和儒學復興運動進步推向前進。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歐陽修參加了隨州的科舉考試，試題是《左氏失之誣論》，儘管文章寫得不錯，卻因出了官韻而名落孫山。四年（1026），歐陽修通過了州試，薦名禮部。第二年春天，試於禮部，但沒有成功。又過了一年，歐陽修帶著自己的文章，去漢陽（今屬湖北）拜謁知漢陽軍胥偃學士，備受他的賞識、器重，後來還成為胥偃的乘龍快婿。這一年冬天，在胥偃的帶領下，歐陽修買舟北上，到都城汴京準備來年的考試。這一次果然一帆風順，第二年春試國子監，歐陽修以《玉不琢不成器賦》榮獲第一；秋試又以《人主之尊如堂賦》再居魁元。天聖八年正月，北宋文學名臣晏殊知貢舉，所出的題目是《司空掌奧地之圖賦》，歐陽修獨以卓識俊才榮登省元。三月，歐陽修又透過仁宗御試，列甲科第十四名。五月，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今河南洛陽）留守推官。

天聖九年三月，歐陽修來到西京，在留守錢惟演的幕府中任推官。這裡有自由寬鬆的環境，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稽古右文的上司，所以歐陽修生活優遊，精神振奮，在文學創作上有了長足的進步，開始在文壇上嶄露頭角。居官洛陽的三年裡，歐陽修結識了一批文學或學術上的同志，有的後來成為一生的莫逆之交，如尹洙（師魯）、梅堯臣（聖俞）、謝絳（希深）蘇舜欽（子美）等，他們對於歐陽修走上古文創作的道路倡導詩文革新運動，及其學術著作如《五代史記》的完成，都有直接的幫助或影響。

歐陽修在他的很多詩文中也傾吐了這種深厚友誼和深摯感情，著名的《七交》詩即對尹洙、梅堯臣等做了生動的描述，其《自敘》雲：香參環 賴有洛中俊，日許相躋攀。 飲德醉醇耐，襲馨佩春蘭。平時罷軍檄，文酒聊相歡。（《居士外集》卷一）站在洛陽期間，友人們相約遊歷了中州一帶 的很多名勝古蹟，留連風景，歌唱友情，歐陽修有《游龍門分題十五首》、《嵩山》組詩十二首等詩作。這一時期，是歐陽修文學創作上的第一個高峰期。

景佑元年（1034）三月西京秩滿，歐陽修歸襄城（今屬河南）看望妹妹和妹丈。五月，來到京師。國六月，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西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參與編撰《崇文總目》。《祟文總目》是北宋的國家藏書目錄，其書不傳，但歐陽修所作的《崇文總目敘釋》儲存在《歐集》中，在中國目錄學史上仍有一定的影響。儘管歐陽修在事業上一路順利，但家庭生活卻連遭不幸。景佑二年七月，其妹文張龜正死；九月，新婚僅十個月的妻子楊氏也不幸病故。連續的打擊，使歐陽修的精神受到重創，心力交瘁，他病倒了。但他仍牽掛國事，上書御史中丞杜行，仗義執言，強烈要求任用石介（詳見《上杜中丞論舉官書》，《居士集》卷四七。石介，字守道，時為御史臺主簿，以言事見罷）。

景佑三年（1036），范仲淹與宰相呂夷簡的矛盾激化。範上“百官圖”，指出呂用人不當，“進用者多出其門”，並上 《帝王好尚》等四論，力陳時弊。昌反過來攻擊範“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結果，範貶知饒州。此事引起正義人士的極大憤慨，餘靖“請追改前命”；尹洙則“恩從降跡，黜”。兩人也相繼遭貶。可是，左司諫高若訥趨炎附勢，非但不主持正義，反而詆譭范仲淹。歐陽修激於義憤，奮筆寫下了著名的《與高司諫書》，痛斥身為諫官的高若訥尸位素餐、顛倒是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爾“（《居士外集》卷一七）。高惱羞成怒，將信上交，並誣衊歐擾亂視聽，結果歐也被加上朋黨的罪名，貶至夷陵（今湖北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