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有無屠蜀，數百年來爭論不休，其實看此證據，答案不言自喻

據統計，關於張獻忠屠蜀的史料，目前發現的共有450種，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張獻忠陷廬州紀》、《蜀難敘略》、《蜀警錄》、《蜀破鏡》、《荒書》、《蜀龜鑑》、《蜀碧》等等，可謂汗牛充棟，“張獻忠屠蜀”之說，已成定論。

魯迅也由此在自己的許多作品中深惡痛絕地提到張獻忠，罵張獻忠亂殺人，把殺人當成一種愛好。

在《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中，魯迅悲涼萬分地說 “第一本拿在手裡的是《蜀碧》。這是蜀賓從成都帶來送我的，還有一部《蜀龜鑑》，都是講張獻忠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囯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壞，錯字頗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見了這樣的一條——‘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但奇怪的是，近些年來，開始有人為張獻忠辯解了。說“張獻忠屠蜀”云云，全是滿清為誣衊張獻忠的“傑作”。理由無非是如下幾項：

一、張獻忠入川的本意就是要以四川作為根據地，攻可出漢中定西北，下長江定江南；退則可割據一方，天下有事則坐山觀虎鬥，天下無事則舉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所以張獻忠沒有屠蜀的理由。

二、張獻忠死於1646年，但滿清直到1659年才攻陷重慶。即四川人民和清軍展開了長達十三年的殊死搏鬥。如果真有張獻忠屠蜀事件，四川已經人煙幾近滅絕了，哪來抵抗事？而且，清軍殺張獻忠，即是解救大屠殺下僥倖活下來人，這些人為何不歡天喜地地開門迎接清兵，反而要與清軍展開不屈不撓的鬥爭？

三、張廷玉是三朝元老，官至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軍機大臣；彭遵泗則是乾隆二年的進士，官為御林院編修。兩人都屬於清朝御用文人，所以他們編的《明史》和《蜀碧》關於張獻忠屠蜀的可信度值得懷疑。甚至還抓住《明史》《張獻忠傳》裡“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一句，說這些御用文人為誣衊張獻忠，已到了狺狺狂吠的程度。

這麼看來，“張獻忠屠蜀”是很可疑了。

不過，以上的三條是很容易駁斥的。

以第一條論，魯迅先生早就在《晨涼漫筆》中解釋了。他說：“他（指張獻忠）開初並不很殺人，他何嘗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著是清兵入關，自己只剩沒落這一條路，於是就開手殺，殺……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已的東西，現在是在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和有些末代的風雅皇帝，在死前燒掉了祖宗或自己所蒐集的書籍古董寶貝之類的心情，完全一樣。他還有兵，而沒有古董之類，所以就殺，殺，殺人，殺……但他還要維持兵，這實在不過是維持殺。他殺得沒有平民了，就派許多較為心腹的人到兵們中間去，設法竊聽，偶有怨言，即躍出執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許就是擄來的婦女）。以殺治兵，用兵來殺，自己是完了，但要這樣的達到一同滅亡的末路。”

至於第二條，魯迅先生的《燈下漫筆》也有間接的解釋：“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即“張獻忠屠蜀”是實，但沒說他把蜀地人民全部殺光殺絕。實際上，張獻忠入蜀時間三年，人性泯滅，大開殺戒的是後面那幾個月。在這短短几個月時間裡，就算你有幾十萬大軍，單憑刀槍棍棒一類冷兵器，是不可能把全蜀地以千萬計的人民斬盡殺絕的。何況，四川地盤這麼廣闊，不說殺人，就算張獻忠計程車兵要把四川地盤裡每個角落逛一遍，單有這幾個月時間內也是做不到的。但話說回來，張獻忠即使沒有屠盡四川人民，但他身上的罪惡是不應該被原諒的。還有，不能認為四川人民恨張獻忠就必須歡迎清軍，或者說抵抗清軍就是愛戴張獻忠的表現，這二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只能說，四川人民既痛恨張獻忠，也不歡迎清軍。

重點是第三條。前文已提過，關於張獻忠屠蜀的史料，目前發現的共有450種，並非都是滿清御用文人的作品，其中有幾十部都是南明時期明朝方面當事人的著作。包括反清學者王船山的《永曆實錄》、彭孫貽的《平寇志》、吳梅村的《綏寇紀略》、談遷的《國榷》。

此外，還明朝兵部尚書楊嗣昌之子所著《孤兒籲天錄》；廣安生員歐陽直所著《歐陽遺書》（亦叫《蜀亂》；南充韓國相所著《流離傳》；開江馮夢龍所著《劫後錄》；大竹雙桂堂破山和尚所撰《破山集》；簡州傅迪吉所撰《五馬先生紀年》；梅亭葉夢珠濱江纂輯《續綏寇紀略》；四川某道人著《張獻忠屠蜀記》；當時四川當地士紳所著《雅州受難記》及《漢嘉受害記》等等。

如果還有人認為這些著作即使不是為滿清政府服務，也是在痛悼前明滅亡在痛斥和醜化張獻忠的話。

那麼，還是讓我們避開這些作品，用一些過硬的證據來說話吧。

這過硬的證據，是指《紀事略》、《大西通紀》、《灩澦囊》、《聖教入川記》這幾種書籍。

《紀事略》的作者佚名，但據文中自述，其曾在大西國供職，記述得之於親身經歷，信實性較高，收集有若干張獻忠頒佈屠殺四川人民命令。

《大西通紀》的作者同樣失名，從內容看，應該是張獻忠部下逃死遁世後所寫的私史。原叫《劫後傳信》只二卷，記載雖然簡略，但所記甲申至丙戌三年成都的事都比較可靠。

《灩澦囊》為通江李馥榮（錦山）所撰，內容主要從《山城紀事》、《荒書》、《蜀亂》、《滇蜀紀聞》等書收錄。但也有很多其他書所沒有的資料，這些資料，多直自敘事，不言出處，但標“軼其名”三字。專家考證，這“軼其名”者，身份可能是張獻忠從龍功臣，或者就是撰《大西通紀》的作者，又或者極可能是孫可望或李定國。原因是其他書每記錄孫可望及李定國的事蹟，都與《灩澦囊》的“軼其名”的事蹟相同。

《聖教入川記》的作者是被張獻忠封為“天學國師”的西方傳教士利思（義大利人）、安文思（葡萄牙人），此二人都是張獻忠製造四川大屠殺的目擊證人，因此他們所撰寫的《聖教入川記》也應該說最具有權威性。國內長期不知此書，直到1917年上海教會的法國傳教士古洛東（Gourdon）才把它翻譯成中文。其中最有價值的是利、安兩名傳教士的口述。他們在張獻忠稱帝那年，經人推薦，被張封為天學國師，直到張獻忠被清軍射死都在獻忠身邊。《聖教入川記》這本書所記甲申至丙戌三年成都的事比較可靠。利、安兩人是用傳教士的眼光看待張獻忠的，在他們的記載裡，1646年以前的張獻忠是彬彬有禮的，1646年以後就成為一個暴亂無狀的狂人了，二教士用“然有精神病，殘害生靈，不足以為人主”來評價張獻忠，並不厭其煩地、多處記錄張獻忠大規模殺人。其中“深惡川人”、“大殺川人”之類的字眼頻頻出現、屢見不鮮。

最令人髮指的是，《聖教入川記》記，張獻忠出川時，深慮人馬上路，行程較遲，因各營中婦女眾多，有如妨進行。如獻忠除有正後四名外尚有妃嬪三百人，文武官員及各營將官有婦女多人，而兵弁猶多，皆由摟搶而來。獻忠見婦女多，不能急行。於是，下令集文武各官及各營將校計議，表明意見，飭令次日將婦女引至大營外一律殺之。獻忠除留後妃二十人服役諸事外，餘二百八十盡皆殺絕。至於各營婦女，齊集一處，號令一下，亂砍亂殺，叫冤哭慘之聲，震動天地。婦女屍身堆集如山，血流成河。獻忠殘暴，令人駭聞。計是日所殺婦女之數，已有四十萬之多。獻忠殺婦女後，狂喜欲舞，並向百官稱賀，謂已脫婦女之扼，身無掛累，前行無阻，定得天下。次日由成都城下拔隊起行。 但因川道艱難，行程不易，每覺難處，瘋威大作，殺嚮導官無數，竟至無敢引導者。獻忠自行引路，向前直去。翻山越嶺，歧途眾多。每走至無路可行之處，人馬睏乏，備極辛苦，且惱且恨，逢人便殺，遇房便燒，以雪憤恨，計每日被殺者當有一兩百人之數。

《聖教入川記》所記，可以從很多地方得到印證。

比如，張獻忠死後，並無一子繼承他的事業，就知《聖教入川記》記張獻忠殺妻殺子事是真。

而1647年張獻忠在西充縣境中箭身亡後，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人經過開會商議，明確下令：“自今非接鬥，不得殺人。”並處死了張獻忠的“皇后”和深受張獻忠信任的左丞相汪兆齡。這明顯是痛改張獻忠濫殺無辜的瘋狂行動，以此來安定人心。

鄭天挺等編《明末農民起義史料》收錄有《南明兵部尚書李乾德答孫可望書》，書中，李乾德痛陳張獻忠屠蜀事，而孫可望、李定國等均無半句辯解之辭，顯是默認了李乾德所說。

想想看，連孫可望、李定國等人都無法替張獻忠辯解的事實，今人的辯解豈不是可笑？

所以說，張獻忠屠蜀是實，已經無可置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