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小人兩分明

「本文來源：福建日報」

元豐、元祐前後，朝政變化頻繁，官場中人隨機而變的也不少，此後大權獨攬的太師蔡京，就是一個善變的角色。

蔡京原是依附蔡確的，元祐之初，司馬光執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 臣僚們普遍擔心過於急迫，唯有蔡京如約，在他的轄區內全部復僱役為差役，無一例外。他去政事堂向司馬光報喜，司馬光果然喜出望外：“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紹聖初年，章惇執政，他想將差役法全部恢復為僱役法，設立機構討論，卻一直定不下來。蔡京又站出來說：“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章惇欣然同意，就按元祐前的去做，改行僱役法。

對於差役與僱役的取捨，蔡京根本不考慮法的本身是否可行、法的實施效果是否利國利民，全然取決於宰相意願。司馬光在章惇為相之時早已去世，支援司馬光的宣仁太后也已歸天。“取熙寧成法施行”，當然就“何以講為”了，還討論什麼？

《宋史》因此評說：“差役僱役兩法，司馬光、章惇不同。十年間蔡京再歷此事，易如反掌。”真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在那個時段，也有與蔡京全然不同的做派，例如範純仁。

範純仁曾上疏宋神宗評說“新法”，稱王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提醒神宗“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生怕王安石不知道，此後又將這些意見“盡錄申中書”，致使“安石大怒，乞加重貶”。他也與其他“言者”即對“新法”提出非議的老臣一樣被貶出朝廷。

哲宗即位，太后聽政，司馬光為相，“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範純仁未必全然贊同，歸納起來有幾條，其一，對於熙寧、元豐法度，不必盡改，“去其太甚者可也”；其二，關於“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或“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不要急著在幾天之內搞定；其三，多聽大家的意見，“不必謀自己出”，還說“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這後面一句，說的正是蔡京之類。司馬光聽不進去，且“持之益豎”。於是範純仁又說：“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

範純仁的行事格調，與蔡京明顯不同，他不取悅於人“以速富貴”，胸有定識不走極端。對於元豐、元祐的是是非非，此處暫且不論，此二者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該是沒有什麼異議的。

小人趨利。蔡京刻意取悅於人，全是衝著這個“利”字去的。徽宗崇寧五年（1106年），已成執政而且大權獨攬的蔡京立309人的元祐黨籍碑於端禮門，司馬光與章惇以及範純仁均在其內。司馬光是為首的，暫且不去說他，章惇與範純仁之進元祐黨籍碑，卻是很有些不通。

章惇在哲宗親政後為相，打擊“元祐舊臣”很賣力，死去的、活著的幾乎都未曾放過，怎麼也莫名其妙地進了元祐黨籍碑？因為哲宗去世時，章惇不贊成立徽宗為帝而遭到徽宗忌恨，僅憑這一條，蔡京也要將章惇刻上元祐黨籍碑了，理由是“為臣不忠”。

範純仁去世時，宋徽宗曾為其墓題寫“世濟忠直之碑”，將範純仁列入元祐黨籍碑，又置宋徽宗題寫之碑於何地？或許是宋徽宗那時忙於嬉戲享樂，懶得管這些“破事”了，正好讓蔡京一手遮天為所欲為。范仲淹的另外兩個兒子範純禮與範純粹，也都在那碑上刻著呢！

小人得志，就會另有一副嘴臉的，不信你瞧蔡京。